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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源自中亚游牧部族的“红帽军”也一度极大地制约了王权。中亚游牧部落的迁徙浪潮、蒙古帝国的西征、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以及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的角逐,深刻地改变了伊朗社会的人口结构,游牧部落成为支配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伊斯迈尔统治时期,游牧部族是萨非王朝的重要兵源。萨非王朝曾将大量土地分封给红帽军作为军事封邑,红帽军首领大都出任萨非王朝的军政要职,作为省区总督的红帽军势力在所辖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统治权力,日益呈现出离心倾向。伊斯迈尔的儿子曾暂时控制住红帽军,并大力引进新的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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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王朝也有类似于奥斯曼人的“奴官制”做法,不过,他们征召的是格鲁吉亚人、切尔克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阿巴斯时代,通过更多地使用“奴官”,萨非王朝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全部装备滑膛枪的禁卫军,另外还建立了炮兵团,从而逐渐摆脱了对红帽军的依赖。萨非王朝将红帽军的土地收回,变成了王室土地,并任命非突厥系的新军将领出任省区总督,进一步削弱了红帽军集团。通过组建职业化的新军和控制税收,萨非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极大地提升了国力,在与乌兹别克人和奥斯曼人的竞争中一度处于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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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方面,萨非王朝比较开放,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阿巴斯曾寻求与莫卧儿帝国和欧洲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借以对抗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他将波斯湾开辟成重要的贸易路线,避开了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的领土。在1507—1515年,葡萄牙人企图巩固他们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占领了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海峡中的霍尔木兹岛。阿巴斯无力收复该岛。恰好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在与葡萄牙人竞争,它们迫不及待地想与伊朗发展贸易关系。1622年,为了报答贸易优惠权,英国人帮助阿巴斯赶走了葡萄牙人。到1635年,英国人又和荷兰人一起打败了葡萄牙人。总体上,欧洲的商人、外交家、传教士在伊朗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和保护,这个时期的伊朗呈现出一派开放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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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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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的统治者重视资助文化事业,包括书籍出版和艺术。在帝国的极盛时期,以波斯细密画为代表的艺术也迎来了其发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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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密画是波斯地区颇为流行的艺术形式,是在手抄经典或民间传说、科学等书籍中和文字相配合的一种小型插图,内容多涉及波斯和印度的寓言、传说以及帝王、英雄传记中的人物,宗教内容反而很少。在13世纪,蒙古征服带来了中国绘画的影响,细密画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中因而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元素。细密画本质上是贵族艺术,是上流社会珍视的礼品和奢侈品,画师多数聚集在宫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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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时期是波斯细密画史上的黄金时期,历代统治者大力赞助艺术,涌现出大批卓越的艺术家。大不里士、设拉子、赫拉特、伊斯法罕都是波斯细密画的艺术中心。15世纪下半叶,赫拉特画派形成,将中国和拜占庭艺术的因素巧妙地融化于本民族艺术中,其代表人物是毕扎德(Kamaleddin Behzad,约1450—约1535)。赫拉特画派使萨非王朝的细密画走向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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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迈尔一世也热衷于艺术。他将都城大不里士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伊斯迈尔攻陷赫拉特城后,以毕扎德为代表的艺术家来到大不里士。在这一时期毕扎德创作出很多传世作品,如设拉子的萨迪(Saadi of Shiraz,1210—约1291)的诗集《果园》的插图;毕扎德最大的贡献是主持了菲尔多西(Abul-Qâsem Ferdowsi Tusi,940—约1020)的大型民族史诗《列王传》(Shahnama)插图的绘制,该史诗自11世纪以来就在中亚和西亚地区广为流传,讲述了波斯远古的神话传说、英雄故事和中古时的大事。毕扎德主持绘制的《列王传》配图抄本成为当时宫廷藏书中装帧最豪华的图书。伊斯迈尔死后的50多年,是萨非王朝细密画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画坛魁首当数宫廷画师苏丹·穆罕默德,他的名作《情人》描绘了一对男女恋人,色调和背景都呈现出一种唯美情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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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一世将都城迁往伊斯法罕,在他统治的40余年间,萨非国力达到鼎盛,细密画继续发展。伊斯法罕画派的代表性人物是礼萨·阿巴西(Reza Abbasi,约1565—1635),其作品给人以清雅的视觉效果。1627年,伊斯法罕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穆罕默德·卡西姆(Muhammad Qasim Tabrizi,?—1659)为阿巴斯一世画了一幅细密画,现收藏于巴黎卢浮宫,题为《阿巴斯一世与他的侍从》(Shah Abbas and his Page Boy),这幅画表现的是年老的国王与其年轻男侍从的亲密关系。这幅画描绘树的枝节的风格显然受到中国和欧洲画法的影响。画的右侧附有一首小诗:“愿生活用爱人的唇、河流的水与酒杯的琼浆满足你所有的渴念。”[7]如果不是画中的侍从戴着伊斯兰缠头,他其实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女性。这是极少的反映帝王私生活的画面,而且是当时人画的。如前述,阿巴斯一世是一个文治武功颇有建树的帝王,他打败过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这幅画中,他的头上戴着征战高加索得胜回朝时得到的当地特产,国王与侍从的衣服都是奢华的波斯丝织品,欧洲人只能通过亚美尼亚商人才能得见这些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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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一世之后的萨非王朝在与土耳其人的交战中接触到西方文明,尤其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吸引,从此,传统的波斯细密画开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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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朗的骄傲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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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笔者在伊朗做了为期十天的考察。作为一次短暂的文化之旅,可以说,此次伊朗之行收获颇丰。对于笔者个人而言,首先是获得了丰富的感性知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哪一样都是缺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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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伊朗看到了某种文化或文明上的“纠结”。这当然是一个很不规范的、非学术性的观察,毕竟,又有谁不纠结呢?但笔者还是宁愿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方式来分享自己对伊朗的一些感悟,哪怕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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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的纠结首先体现在人地关系上。所谓人地关系,指的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伊朗当然有非常丰富的油气自然资源,但在伊朗高原走上一遭,你就会发现,它真正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多,大片的戈壁与沙漠在在说明这里严重缺水。我们看到的几条历史上著名的河流,都是最近这些年开始干涸的。伊朗人口增加很快,但文明的故乡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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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文化的纠结更多的是历史性的纠结。一般情况下,讲到文化,就不能不说历史。因为,历史并不全是(甚至大部分不是)死去的东西,它是活的,就活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说,历史一定是有延续性的,这种延续性主要也不是物质的,而更倾向于是精神性的,作为一种思想、潜意识或者文化心态存在于某一群人的内心深处。因此,文化源于历史,亦归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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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黑兰,我们请德黑兰大学的学者乌苏吉教授为我们讲述伊朗文化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讲伊朗的历史,不管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通常划分为两个部分:伊斯兰之前和伊斯兰之后。”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但关于历史的认知却总无法避免人为观念的影响。确实,伊朗的历史很明显地以伊斯兰教的到来为标志,前后呈现鲜明的差异,伊斯兰作为一种文明极大地重塑了伊朗的文化,可以说,这种断代方式所体现的历史认知确实是符合伊朗历史的客观实在的。但在伊朗短暂的停留却使我感觉到客观之外的内在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性张力,而这也同样是伊斯兰文明为伊朗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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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古代又被称为波斯。说伊朗文明源远流长,绝非民族主义的虚言。伊朗文明与华夏文明发展与繁荣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在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崛起于西亚之前的1 000多年时间里,在西亚—中东—地中海文明圈里唯一“玩得转”的亚洲人,就是波斯人。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部分也是得益于波斯人与拜占庭人之间长期的帝国争雄。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从居鲁士、大流士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到安息王朝[即西方所称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前247—公元224]再到萨珊王朝(224—651),波斯帝国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的文明成就影响深远,波及中国、印度、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区域。长期以来,伊朗语在这些地区交会之处是通用语言,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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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地区,有两个民族历来自视甚高,他们分别是犹太人和伊朗人。犹太人与中东的历史纠葛我们撇开不讲,在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大家庭里,只有伊朗人历来是文化上最为骄傲的民族。这一点至今犹然。显然,这跟伊朗人拥有悠久的波斯帝国历史以及繁盛的伊朗文明有直接的关系。伊朗人的这种骄傲,在伊斯兰文明到来之前,是没有受到过什么真正挑战的。但后来伊朗还是伊斯兰化了。今天提起伊朗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穆斯林身份。甚至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伊朗人与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分别。但伊朗人对别人的这种并无恶意的混淆是非常敏感的。在世界上首先指出并且不断强调伊朗人与阿拉伯人之重大不同的,就是伊朗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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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首先被解读为伊朗式的骄傲、自尊与自信,如一位学者所言:伊朗人坚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是崇尚精神自由的,并拒绝像温顺的骡子一样任人驾驭。但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纠结”。这个“纠结”就是,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而言,它最终接受了异族人所带来的另一种文明。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可以有一套神学的说辞,但历史并不都是由信仰来支配的,对于伊朗人来说,这样的历史性的现实一直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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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的历史性“纠结”集中地体现在宗教方面,具体体现为对阿拉伯人入侵这段历史的极度敏感。伊朗人经常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变成阿拉伯人或者拥抱阿拉伯文化,也没有寻求被置于任何的阿拉伯主宰之下。伊朗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伊朗人接受的是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伊朗人对此的解释是,伊朗人之所以接受了什叶派,是因为它首先在波斯人的土地上实现了本土化,这样一来就不能再被视为阿拉伯的“舶来品”。伊朗人这么说,反映的恰恰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纠结”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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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的这种“纠结”集中地附着在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古代诗人菲尔多西及其作品上。菲尔多西在1010年左右完成了著名的波斯史诗巨著《列王传》。这部史诗依据古波斯的故事编辑而成,记述的是从创世开始到被阿拉伯征服之前的波斯历史。《列王传》对伊朗人而言具有多重意义。它出现的背景是阿拉伯的征服,在阿拉伯文化横扫波斯时期,以波斯语书写的《列王传》更多强调的是波斯的历史与文化认同,菲尔多西所效忠的位于中亚的萨曼王朝(Samanid Empire,819—999)也曾致力于复兴波斯的文化传统。在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1925—1979)时期,菲尔多西及其《列王传》备受官方和民间的推崇,原因就是:致力于现代化的新王朝力图突破伊斯兰教对伊朗人的束缚,通过彰显伊斯兰化之前波斯文化的伟大与辉煌,倾向于世俗化的伊朗统治精英将自身的成就与古代波斯帝国的复兴联系了起来,而这个联系客观上将使伊斯兰教被边缘化(尽管这实际上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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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宗教氛围日趋浓厚,菲尔多西热的回落,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在民间,菲尔多西所表征的伊斯兰之前的波斯文化认同依然盛行。无论如何,当代伊朗人的文化骄傲仍然主要是建立在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之上。从伊斯法罕到波斯波利斯再到设拉子,一路走来,我们这种感受非常明显。正是因此,在伊斯兰革命政权统治之下的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纠结”是更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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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纠结”是一种精神性的纠结,它主要地体现在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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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不同传统之间的纠结,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与伊斯兰文明的纠结。伊斯兰传统与前伊斯兰传统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竞争关系,但两者都已经内化于伊朗人的民族精神之中。伊斯兰化带来的是新的文明、新的世界观,它摧垮了伊朗固有的信仰体系,即琐罗亚斯德教,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在伊斯兰教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已经盛行千年,实际上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影响。伊斯伊斯兰化之后,琐罗亚斯德教徒最终成了残存的异端。简言之,伊斯兰化使之前的波斯传统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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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伊斯兰文明内部的纠结。最终在伊朗落地生根的是伊斯兰教什叶派,这是伊斯兰文明内部的反对派和少数派(占穆斯林人数的百分之十几)。什叶派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的追随者,在起源上充满悲情意识:开始是最有继承资格的阿里长期被排斥,后来被暗杀,然后是阿里后人经受了各种悲惨遭遇。什叶派信徒在宗教节日上通过自虐的方式表达历史性的沉痛。伊朗在中东面对的首先是逊尼派国家的包围,它与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像现在这么糟糕的。叙利亚当权的什叶派少数派政权,是伊朗伸进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拳头,现在的叙利亚仍处于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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