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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李中文译，第183—185页；Bernard Lewis,“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urkey
:Some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in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Paris
:Librairie des Méridiens,1953,pp.1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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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对相关历史过程的描述，参见［土耳其］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吴奇俊、刘春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八、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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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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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所谓“伊斯兰国”，最初是指成立于2013年4月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2014年6月后其宣称建立哈里发国，直接称“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缩写为IS），这是一个2013—2018年活跃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沙姆地区（al Shams）指的是“大叙利亚”，包含了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该组织宣称的目标是消除二战结束后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在这一地区创立一个由其统治的伊斯兰国家。2014年6月，该组织建立的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后，宣称自己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权威地位。2018年底，叙利亚和伊拉克清除IS势力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2019年10月，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的头目巴格达迪。关于“伊斯兰国”的问题，更多论述请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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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土耳其］易卜拉欣·卡伦：《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夏勇敏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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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子群岛位于马尔马拉海（Marmara Sea）中，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20千米，由9个岛屿组成。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有将获罪的王子或其他王室成员流放至这些岛屿的惯例，“王子群岛”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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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向三久：《古文明的光辉在这里闪烁——伊斯坦布尔巡礼》，《世界博览》，200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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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三章伊朗的骄傲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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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世纪中叶，伊朗被阿拉伯军队入侵和征服。伊朗人对这段历史很敏感。他们经常提醒有些西方人，说这些人已经忘记了伊朗人民从来没有想要变成阿拉伯人或者拥抱阿拉伯的文化，他们也没有寻求被置于任何的阿拉伯主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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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宿命论的意义上，不只是伊朗人，而且那些敌视伊朗的人也相信，上帝为伊朗的未来有一个特定的安排。古犹太先知耶利米（Jeremiah）曾提到一个上帝的启示，说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在以拦[1]设立宝座：“我要在以拦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耶利米书》49
:38）这是不是说，到那时，伊朗将再次成为“西方”必须应对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力量？对那些相信宗教预言的人来说，耶利米传递的这个信息，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伊朗在未来的重要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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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叶派大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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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当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北非继续扩张之时，紧邻它的东部地区崛起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这就是位于今天伊朗的、信奉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奥斯曼与萨非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竞争，这也反过来制约了奥斯曼人在西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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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非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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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王朝的基础是萨非教团与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的联合。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库尔德人萨非·阿丁（Safi ad-Din，1252—1334）在伊朗西南部创立了教团。1392年以后，萨菲教团尊奉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 Shi’ah）[3]。伊朗地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边缘，就语言、民族和文化而言，伊朗都自成一体。伊朗长期在政治和文化上抵制阿拉伯的征服，易于形成地方割据局面，也方便了作为反对派的什叶派的生存与发展。这些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教什叶派一旦在伊朗本土化，且不再被视为阿拉伯的舶来品，伊朗人就较容易地接受了它。这样，对伊朗人来说，所谓被阿拉伯人主导的一种深深的历史性介怀，也就释然了。在很多方面，伊朗是主动地孤立于阿拉伯世界之外的。伊朗人的什叶派身份使其与周围的穆斯林区别开来，这为后来波斯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奥斯曼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迫害什叶派，也引起了小亚细亚东部与伊朗临近地区的不满。萨非教团与受到奥斯曼人迫害的什叶派游牧部族联合起来，在15世纪中期发展成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什叶派运动。我们说过，什叶派是尊奉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这一系的伊斯兰教派别，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的继任者，他们是穆斯林中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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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王朝的开创者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伊思迈尔一世。15世纪末，作为萨非教团的首领，伊斯迈尔自称是阿里的后裔和隐遁伊玛目[4]的代理人。1502年，伊斯迈尔进军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进而占领大不里士，开始自称“沙”[5]，是为伊斯迈尔一世，萨非王朝由此建立。伊斯迈尔一世所率领的是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游牧民与萨非教团的联军，他们以“红头军”（Kızılbaş）闻名，因为每个士兵都头戴深红色的帽子，上有十二个黑色流苏或折角，以纪念什叶派的十二位伊玛目。伊斯迈尔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阿里是法蒂玛的丈夫），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宗教正统性；此外，他还自称是被阿拉伯人灭亡了的波斯帝国——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224—651）——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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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0年，伊斯迈尔凭借强大军队，以“圣战”的名义东征西讨，征服了整个伊朗高原、里海沿岸、呼罗珊、中亚部分地区以及伊拉克，建立起萨非帝国。萨非帝国有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东边是乌兹别克人，西边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二者都是逊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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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迈尔一世的扩张最初进行得颇为顺利，在西边突进到现代土耳其境内。在东边，伊斯迈尔的军队于1510年在今土库曼斯坦境内打败了乌兹别克人，并杀死其领袖。他还用武力吞并了深受伊朗文化影响的阿富汗地区。这些开疆拓土之举为萨非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奥斯曼人旋即展开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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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年，对萨非王朝采取和解政策的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Ⅱ，1481—1512年在位）被迫退位，“冷酷者”苏丹塞利姆一世取而代之。塞利姆迅即镇压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什叶派。他还对萨非王朝实行经济封锁，干扰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丝绸出口。1514年，在查尔迪兰（位于小亚细亚东部）战役中，伊斯迈尔的军队被奥斯曼军队打得大败。当时伊斯迈尔还沉迷于传统的骑兵，而奥斯曼的禁卫军已采用来自欧洲的热兵器技术（滑膛枪）。伊斯迈尔一世也被击中受伤，从此一蹶不振。在接下来的100多年中，尽管萨非王朝能够继续挑战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在1508—1534年和1623—1638年两度统治巴格达，但是，查尔迪兰战役的失败，迫使萨非王朝的权力中心从东安纳托利亚退回到伊朗高原，并最终定都在伊斯法罕。查尔迪兰战役也基本上奠定了之后伊朗和土耳其势力的边界，直接影响了当代中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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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迈尔之后，最著名的萨非君主是第五位统治者阿巴斯一世（Abbas I，1587—1629年在位）。阿巴斯进行了军事改革，将传统的部落兵制改为募兵制，军队由“沙”统一指挥。阿巴斯还雇用两位英国冒险家帮助建立了火炮部队。阿巴斯一世鼓励对外贸易，改革政府机构，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欧洲国家（如神圣罗马帝国）合作。萨非帝国在对外战争中打败了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征服了波斯西北地区、高加索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并将来犯的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把伊斯法罕扩建成为宏伟壮丽的城市，兴建了数百座清真寺以及众多的园林、政府机构、宫殿、皇家陵墓和广场，使其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在阿巴斯的统治下，萨非帝国达到了鼎盛。但是，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始终存在严重矛盾。由于宗教问题和领土问题，双方军事冲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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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非帝国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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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非王朝的领土上，原有的波斯文化传统非常浓厚。萨非王朝则推行了伊斯兰化，极大地改变了伊朗的文化面貌。萨非王朝建立之前，波斯人大多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1501年进入大不里士之后，伊斯迈尔就宣布将十二伊玛目派尊为官方宗教，实行强制皈依的政策，并在钱币上铸上什叶派的口号。与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是，萨非王朝治下并没有人数可观的非穆斯林族群。萨非王朝一方面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原则，另一方面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政治传统，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国王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萨非王朝将什叶派宗教学者纳入王朝的官方体系。官方的什叶派宗教学说则赋予了国王神圣的外衣，巩固了国王的权力，并成为与乌兹别克人和奥斯曼人进行斗争的意识形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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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非时代的伊朗，什叶派的传统教法学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强调伊玛目的绝对权威和宗教学者的从属地位，进而成为维护教俗合一体制下君主政治的理论工具。但在王朝末期，随着王权的衰微，新出现的教法学派倡导理性和创制的法律实践，否认世俗君主的宗教权威，进而主张什叶派穆斯林要绝对顺从教法学家，而不是顺从世俗君主，这使什叶派的宗教阶层迅速成长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开始挑战王权，成为长期影响之后伊朗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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