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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细分析当代伊朗的宪法，不能不说这仍然是妥协的产物，而并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主张的全面胜利。它既强调了教法学家监国，又有共和国的特点；既强调了神圣权利，又维护人的权利；既有神权政治的特征，又有民主政治的性质；既确定了教士权威，也没有排除人民主权。伊朗政治的民主性、共和性以及人民性主要体现为人民的选举权和权力部门相互之间复杂的制约关系。伊朗宪法规定的复杂政治体制使权力制衡、依法治国、平等共和这些现代政治价值观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教法结合在了一起。这些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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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最高领袖是伊朗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宪法赋予最高领袖广泛权限：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简称宪监会）宗教成员、司法总监、音像组织主席、武装部队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宣战或宣布停战；协调国家三权机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颁发总统委任状，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总统，等等。最高领袖的权威是连此前的巴列维国王也难以想象的，他行使的是神圣权力，代表了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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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卡里斯马）的领导者，霍梅尼在当权的12年中，靠其个人威望维持着伊朗政坛的稳定运转。但霍梅尼本人很清楚，要在自己死后找到一个能折服政坛、一言九鼎的教法学家当接班人是不可能的。1989年4月，霍梅尼下令修改宪法，从而确立了他身后的分权制原则。这主要体现为专家会议与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此后，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专家会议可在领袖不称职或失去担任领袖的必要条件时废黜领袖。专家会议由权威教法学家组成，成员88人，根据伊朗各省市的人口比例选举产生，一般任期8年。专家会议发挥的主要是法律功能而非神学功能。最高领袖对专家会议也有制约作用。专家会议所有候选人必须通过宗教考试，获得保卫者委员会批准，才有竞选资格，而保卫者委员会成员却是由最高领袖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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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宪法规定，伊朗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总统是精神领袖之后的最高领导人，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负责协调三权。总统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可以蝉联一届。总统可授权第一副总统掌管内阁日常工作，有权任命数名副总统协助主管专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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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议会决议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和宪法原则，伊朗宪法规定成立宪监会。宪监会有权审查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提案，监督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伊斯兰议会是伊朗的最高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议会有权批准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和合同，有权随时对总统和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还有权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等。但是，议会通过的任何议案必须得到宪监会的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议员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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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还设有直接由最高领袖领导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其成员直接受最高领袖的领导和任命，是最高领袖的顾问和智囊团，直接服务于最高领袖，负责调解、裁决伊朗议会与宪监会之间的分歧，就国家大政方针问题以及最高领袖提出的有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可见，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权力和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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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领袖有权任命司法总监，司法总监则是司法方面的最高首脑，任期5年。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由司法总监任命，任期5年。司法部长由司法总监推荐，总统任命，负责协调政府和议会间的关系。在司法总监领导下，伊朗还设有行政公正法庭和国家监察总局，分别审理民众对政府机关的诉讼和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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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这种复杂的政治体制，恰恰是伊斯兰主义与现代主义妥协的产物，体现出伊斯兰主义政治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调适。它既不是东方的（先知时代的伊斯兰理想），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两者结合与妥协而产生的、披着伊斯兰外衣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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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指出来，那就是，在1979年12月就宪法进行全民公决之前，伊朗的世俗主义者并不赞同它那强烈的宗教色彩。他们当时想抵制这部宪法，但在关键时刻碰上美国总统卡特允许流亡的伊朗国王抵美治病，这激起了伊朗国内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股反美潮流下，世俗主义者的主张不但被湮没不闻，甚至还被批评为背离了伊斯兰的原则。在这一时刻，霍梅尼将宪法诉诸全民公决，从投票的结果来看，有约83%的人支持宪法。这个结果暗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本身是建立在一个矛盾的基础之上的，概言之，这个矛盾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在当时，这个矛盾只是通过人民政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暂时掩盖起来了而已。在霍梅尼之后的伊朗，这个矛盾将有更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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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迁：后霍梅尼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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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伊朗一直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这两支重要力量。最高领袖只能在这两者之间维持平衡，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伊朗复杂的权力架构，在实际运行中有时不免会形成保守派与改革派“共治”的情况，当然，大权基本是掌握在任期终身的最高领袖手中。作为政教合一的象征，最高领袖的存在又决定了伊朗政治中伊斯兰主义和保守特性占据主流，也决定了政府首脑在推行改革和务实政策时的弱势地位。在霍梅尼之后，最高领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维护伊朗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维持国内政治的微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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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时年50岁的哈梅内伊（生于1939年）当选为伊朗国家最高领袖。但具有改革思想的拉夫桑贾尼（生于1934年，1989—1997年任伊朗总统）及其继任者哈塔米（生于1943年，1997—2005年任总统）先后任总统。尤其是在哈塔米时代，他经过与保守派的较量，牢固掌握了行政大权，使伊朗在改革道路上稳步前进。与霍梅尼时代相比，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国家政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宗教对政治生活和政府工作的指导、干预作用也减弱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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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斯兰革命的元勋级人物，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两个人一个管实务，一个管道义和精神问题，这种合作一度非常默契，以至于被称为“骑着双人自行车”的政治模式。但是，拉夫桑贾尼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培植自己的势力，重用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务实温和的世俗知识分子，从而直接威胁到宗教领袖的地位和极端保守派的利益，并对伊斯兰政权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时，哈梅内伊就不得不与之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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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塔米时期，拉夫桑贾尼担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影响力依然很大。哈塔米上台后，其与哈梅内伊的关系逐渐恶化，拉夫桑贾尼则在两人中间扮演“和事佬”。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精英主义改革倾向，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其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也大打折扣，其政治资本的耗尽为保守派再次执政提供了良机。哈塔米任期结束后，拉夫桑贾尼曾力图再次竞选总统职位，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的、平民出身的内贾德当选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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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49岁的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总统，这标志着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的失败与保守派势力的全面回归。以“政治黑马”身份正式上台后，内贾德便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内贾德旋风”。在国内，他大刀阔斧地更换外交官，实施禁止男女同乘电梯等法规；在国际上，他也锋芒毕露，“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犹太大屠杀是个神话”等是内贾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重要表现。在伊核问题上，内贾德更是寸步不让。在2005年首次竞选时，他就提出要“将石油收入放到每个家庭的餐桌上”的口号。内贾德上台后，社会经济政策明显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他本人也一直保持本色，住小房子，开旧汽车，以“平民总统”自居。反过来，这种服务于多数民众的政策，也为其执政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在内贾德时代，保守派势力借机控制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警等所有主要国家权力机器。但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围绕最高权力展开的斗争依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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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拉夫桑贾尼当选伊朗专家会议主席，是对强硬保守阵营的打击。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改革派，实际上控制着很多重要的权力部门，掌握了除最高领袖以外的权力制高点。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主要还取决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态度。对哈梅内伊来说，他首先考虑的是要抗衡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改革派。内贾德这个平民派总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哈梅内伊要做的就是全力支持内贾德，避免改革派的穆萨维在2009年当选总统，以免拉夫桑贾尼这一派在伊朗政治中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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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公布后，以温和著称的穆萨维的支持者，以选票作弊为由上街游行抗议，并导致了流血事件。这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就此，有观察家指出：“在伊斯兰革命爆发30年之后的今天，逮捕反对派的举措只不过是伊朗政界高层权力斗争中的一幕。”说白了，也就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清算与自己作对的第一代领导人，而内贾德只是一个有用的帮手。德黑兰一位分析人士也说：“目前我们进入了（革命的）清洗阶段，因此（最高领袖）想清洗所有的第一代革命家，向这批领导人发动攻击的时候，艾哈迈迪—内贾德是个杀伤力很强的代理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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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贾德上台后，通过反腐败和反垄断措施对伊朗的权贵势力进行了打击，其中拉夫桑贾尼家族受影响极大。2012年，拉夫桑贾尼的子女公开支持改革派，这触怒了内贾德，拉夫桑贾尼的儿子、女儿以及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被捕，他们的全部财产被没收。这对拉夫桑贾尼打击极大，2017年，拉夫桑贾尼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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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09年及之后在伊朗国内不断发生的街头抗议，又并非只是权力斗争所能解释的，也不是“改革与保守”的框架能够完全说清楚的。它们同时也是伊朗国内所面临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表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油价下跌，使伊朗面临巨大压力。在油价高涨时期，内贾德政府依靠巨额的财政收入，在能源等很多方面对民众进行高额补贴，促进消费，的确收买了民心，但他并没有趁机制定长效而理性的经济政策。伊朗的经济处于危险状态，石油收入的减少，使内贾德过去对民众的承诺难以兑现。而要进行经济方面的任何变革，都会引起民众的巨大反弹。内贾德政府打算逐步取消补贴，这一政策引起大量不满，尤其是过去支持他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正面临着失业和家庭开支增大的压力。2009年的时候，首都德黑兰已经出现了“工人危机”，很多工厂破产或被关闭，不少劳动者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不同企业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或游行表达抗议。当然，这些抗议者要么被开除，要么被逮捕了。这让人想起伊斯兰革命之前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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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团体曾高调支持内贾德和他的强硬立场，然而，在2009年，这个团体中的多数人也开始趋于沉默。2009年6月大选后，内贾德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保守的毛拉们也认识到，在这种时候公开支持内贾德，已经是非常冒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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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贾德在2009年得以连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但在经济危机的时代，内贾德政府开始渐渐失去民心。尽管在权力斗争中，内贾德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但差劲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所引发的危机，也使得内贾德成为哈梅内伊手中的“烫手山芋”。作为行政长官的内贾德，要摆脱危机，可能就需要突破伊斯兰政权的一些框框，但这又会导致他与哈梅内伊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方方面面的变化显示，尽管哈梅内伊的权威并未受到公开质疑，但他对权力的掌控或许正变得日益脆弱。伊朗当局不断地使用暴力就是一个反面的证明和暗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暴力镇压显示出当局对形势的担忧，它担忧的是改革派和务实派趁机聚集起强大的反对力量；但镇压也必将损害当局的合法性和声望，同时也会激起更大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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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梅内伊要考虑摆平过去10多年来改革派日益坐大所造成的权力失衡，并竭力维护这个神权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使伊朗面临的困难。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对伊朗采取了柔性的“接触”政策，更加鼓励了伊朗国内的异见分子，加紧了对伊朗的“和平演变”；而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新一代，越来越对神权统治不再抱有幻想，“城市年轻人构成了伊朗最活跃的政治阶层，对他们来说，毛拉们代表着粗野而僵化的伊斯兰教法”[12]。牛可教授曾指出，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地区）的成功也有其历史的代价和负累，包括如何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如何使政治力量让位于“以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广泛、密切合作为基础的‘治理’”。而发展的定义也会发生变化，不能再单纯以经济增长来界定。“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适应普遍变迁、包容多元存在的‘功能结构’”，都是这些威权主义发展型政权最终必须面对的。[13]这些洞见对分析当前伊朗的状况来说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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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内贾德任期结束后，曾在哈塔米时代担任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属于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当选为伊朗总统。鲁哈尼曾承诺将带领伊朗重回现代化之路，认为之前的内贾德政府忽略了公民权利。鲁哈尼说：“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被忽略，但统治者的自由和权利被加强了。限制人民批评的权利只会导致窒息和效率低下。”鲁哈尼还表示反对政府镇压着装随意的女性。鲁哈尼主张通过外交对话缓和伊朗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矛盾，力图解除西方对伊朗的制裁。鲁哈尼任期内的主要成就，是2015年7月和六国达成了伊核协议，这也是他能够在2017年6月成功连任的主要原因。不过，鲁哈尼在第二任期内碰到了“不走寻常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其目的是压服伊朗。鲁哈尼政府在此时期内面对空前的国内外压力。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底线是避免动武，不要走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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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受西方的长期制裁，加上油价下跌，伊朗的经济、贸易和出口体量都急剧下降，如2018年的美国石油封锁禁令，直接给伊朗造成了2 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同时，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财政收入的急剧减少，导致伊朗贫困人口增加，失业率上升，不断出现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再加上近来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对鲁哈尼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鲁哈尼只能咬紧牙关“硬扛”。就算没有特朗普，伊朗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尤其是考虑到2020年以来，疫情对全球各国的影响极大，伊朗更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喜欢搞出“大动静”的特朗普，对伊朗领导层来说也不是没有利用价值：将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因素带来的当下危机一股脑儿地归结到美国身上，可能也是某种政治“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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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伊朗仍然能顶得住美国的制裁。有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前车之鉴，虽然日子不好过，但大多数伊朗人民仍然是支持本国政府的。在各种不利情况下，新冠疫情肆虐的两年里，伊朗经济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伊朗在“向东看”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2021年3月，伊朗同中国签署“25年全面合作计划”，总价值高达4 000亿美元；2021年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启动接收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国的程序；2021年11月28日，伊朗同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签署了一项每年2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互换协议。这些都是伊朗积极谋求改善自身外部处境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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