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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要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实际上，这一点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争议，可能在未来好多年，历史学家们还将为此争论不休。当然，不管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能够综合各家意见，说出几个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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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但小布什政府并没有对克林顿离任时所警告过的本·拉登“基地”组织（Al-Qaeda）的威胁予以足够重视，加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美国安全机构长期的官僚主义、扯皮和钩心斗角等问题，美国未能阻止“9·11”事件的发生。[8]“9·11”的灾难及其恐怖后果，使美国人的心理受到极大震撼。随后，美国进行的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得到了国内外空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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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就图谋扩大反恐战争的范围。2001年11月，小布什曾警告伊拉克等国，如果它们继续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恐吓其他国家，它们将承担全部责任。2002年1月，伊拉克、伊朗和朝鲜被美国列入所谓“邪恶轴心”。2002年9月20日，美国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恐怖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与高科技的结合，已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美国将采取“先发制人”战略，把恐怖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在上述考虑之下，美国指控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组织过从甚密，并担心伊拉克拥有并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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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在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之后，就将矛头对准了伊拉克。当然，事后的结果并没有验证美国人的怀疑：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萨达姆政权与恐怖主义的具体关系，也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美国人所坚称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好像是美国人对世界开了一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的代价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过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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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当年打伊拉克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小布什为了竞选连任。2004年美国将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2001年“9·11”事件过后，小布什的民意支持率曾经高达80%—90％，但后来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小布什的民意支持率降到了58％左右。为了扭转这种不利趋势，争取竞选连任，特别是为了避免重蹈其父亲竞选连任失败的覆辙，小布什决心孤注一掷，通过武力打击伊拉克，抬高民意支持率，并通过战争刺激经济，从而顺利实现连任美国总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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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观点指向了所谓“石油美元”这个因素，说是因为萨达姆要挑战石油美元，动摇美国的“国家命脉”，才招致了灭顶之灾。的确，萨达姆曾在2001年宣布将“使用欧元替代美元，对其石油储备进行重新定价”，这算是公开对石油美元提出挑战。但这很难构成出兵伊拉克的重要理由。因为，当时石油美元的地位早已确立，并不是萨达姆说挑战就能轻易挑战得了的，即便是今天，美元仍然是全球第一储备货币和第一结算货币，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者。美元的霸权地位主要是由美国的硬实力支撑的，是由美国长期在多个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决定的。石油作为工业命脉，各个国家都需要，是超级大宗国际贸易产品，而产油国财政对石油出口换汇的依赖度极大，其使用美元结算既有结构上的理由，也有历史的原因。1971年，美国废除了金本位制，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9]解体，美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黄金美元”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元霸权地位的结束。据称，三年后的1974年，美国与当时的第一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沙特将以美元计价出售其石油，并将石油收入主要用来投资美国国债，而美国则将向沙特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10]沙特的石油产量在当时的石油输出国组织[11]中占据三分之二的份额，是实际领导国，沙特的这一决定也影响到了其他产油国，进而影响到众多的石油进口国，也就是各国都需要足够的美元来进行石油交易。这自然对美元产生了深远影响，石油与美元绑定，对美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石油美元”也确保了美元长期的霸权地位。沙特家族投靠美国，获得了长期的政治安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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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美国对外战略的人，肯定不会忽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潮，其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深的影响。新保守主义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蔑视国际法，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意志，美国就可以赢得任何一场战争；他们坚信美国的利益必须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紧密联系起来，赞赏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强硬风格，对通过斡旋、协调和谈判等外交手段解决国际问题尤其是维护美国利益不屑一顾。在小布什政府中，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与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等人。早在1992年，沃尔福威茨就曾经拟定过一份《国防规划纲要》，强调美国要积极防止出现一个威胁美国存在的超级大国，要积极捍卫美国的利益，并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还主张在没有办法组织集体行动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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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应该在中东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这就必须颠覆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政权，并在那里复制美国的所谓民主体制。[13]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他们就力主推翻萨达姆，不过老布什没有这么做。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们仍然对伊拉克耿耿于怀，一方面支持伊拉克的反对派，另一方面不断发起针对伊拉克的各种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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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思想对小布什、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影响很大。小布什在上台之初，就把目标锁定在伊拉克的萨达姆身上。对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入侵伊拉克，很可能是颠覆一系列中东反美和反以色列政权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控制中东石油等战略资源的重要步骤。通过宣传伊拉克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及其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长远利益的威胁，2002年10月，美国参众两院被说服，并通过了授权小布什进攻伊拉克的决议。随后，华盛顿加快了宣传攻势、外交努力和军事准备。2003年3月，在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打着“意愿联盟”（The Coalition of Willing）的旗号，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把伊拉克作为“反恐”主战场，这就是第二次海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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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仍然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战争，一是因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不充分，甚至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美国政府曾以萨达姆政权秘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14]二则因为战争的结局不好，只给伊拉克人民留下一个乱糟糟、冲突和恐怖袭击不断的国家。另外，美国为这次战争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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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个人都难免为自己的行为计算得失。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到底获得了什么？在浅层次上，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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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利益的角度来说，美国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能源利益。[15]伊拉克所在的中东海湾地区是世界上的最大产油区，在2019年美国实现所谓“石油独立”之前，美国石油消费量的三分之一长期来源于海湾地区，而伊拉克的石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出口量居世界第六位。所谓能源利益，当然就是英美石油集团对伊拉克石油的进一步控制。这不免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英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美国推翻摩萨台政权，其中就有能源利益的因素。近年来，“页岩革命”和新能源革命使得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大大减少，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中东地区石油的主要消费者。尽管如此，在开采、冶炼等方面，技术发达的美欧石油集团对中东石油利益的介入和影响，仍然是深层次的和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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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当时也有战略利益的考虑。不言而喻，伊拉克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控制伊拉克就能进一步控制中东。中东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区，还是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区。它是连接欧亚非三洲的桥梁，也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国家出入海洋的门户。伊拉克本身可以说是中东的心脏地区。它的东面是伊朗，西面是叙利亚和约旦，北面是土耳其，南面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的唯一出口，也是东西方石油运输的主要通道，世界所需石油的50％是从这里运出去的。因此，攻打伊拉克，在当时是美国控制中东进而掌控欧亚大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通过推翻萨达姆，美国解除了一个对其以以色列和沙特为代表的中东盟友的重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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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美国推广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即使没有新保守主义的影响，美国一直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在全球复制和推广美国的制度与价值观没有什么异议。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尽管并不顺利，但它反映和代表着美国看重并着力实践的某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在战后的重建，部分也是后来“阿拉伯之春”的刺激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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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必有失。实际上，美国明显的和潜在的损失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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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账最好算，光是在大规模撤军之前的8年时间里，美国就在伊拉克花费了超过8 000亿美元，对后来陷入次贷危机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让普通美国人感到愤恨的数字。同样地，在人员上，美国有近4 500名士兵阵亡，在一个越来越难以承受国民死亡的时代，这是很大的代价。奥巴马曾说：“结束战争不仅是伊拉克人的意愿，也是美国人的意愿。美国为将伊拉克的未来送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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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按照美国制度设计出来的伊拉克，不一定就是完全亲美的。虽然萨达姆出身于在伊拉克人口[16]中占少数的逊尼派，但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教派问题并不突出。萨达姆被推翻之后，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17]主导了伊拉克政权，并对逊尼派采取了多种报复性举措，致使伊拉克的教派冲突问题十分突出，这也是当下伊拉克重建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伊拉克的什叶派还与什叶派的伊朗关系密切，在萨达姆之后，一个亲伊朗的什叶派控制的伊拉克，构成了伊朗主导的所谓“什叶派新月带”（The Shia Crescent）[18]的重要部分。对美国来说，如何防范这一点也是很头痛的。美国终将不能完全控制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必定要追求成为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伊拉克的领导人也将更多地按照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事，而不会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实际上，就算是与伊朗关系密切，也不意味着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就会听命于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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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些长远的影响值得指出来。美国人在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前，主要忙于在阿富汗的反恐和报复。在阿富汗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得到了国内外空前热烈的支持，但是，小布什政府无心在阿富汗巩固胜利成果，很快就把主要的资源和精力用在了伊拉克身上，给阿富汗留下个烂摊子，塔利班也逐渐恢复了元气。[19]之后的奥巴马和特朗普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新局面，尤其是美国国内厌战情绪高涨，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怎么撤军。事后回顾，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既使阿富汗错失了重建的历史机遇，又搞乱了伊拉克。可以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始乱终弃”。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面临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教训都使其更多地关注内政。在宣布结束美军在伊拉克的任务时，奥巴马即呼吁伊拉克各派尽快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声称自己主要的责任是振兴美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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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的教训使美国变得更加保守，更谨慎地使用大规模武力直接干预，强调更多地利用北约和其他国际机制、外交的合纵连横等“巧实力”来解决国际问题，维护美国的利益。在之后“阿拉伯之春”的动荡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的这种变化，不能不说这部分应该也是伊拉克之痛带来的影响。继而，随着中东地区在美国能源和地缘战略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美国更加重视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和保守趋势将长期延续。在维护自身利益和战略存在方面，美国表现出更加注重运用技术、情报等优势的趋势，比如，使用侦察卫星、精确制导、无人机、AI等先进技术对敌手进行精确打击。2019年美军对IS领导人巴格达迪的突袭和斩杀，2020年美国通过定点袭击“斩首”伊朗“圣城旅”领导人苏莱曼尼[20]，都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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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拉克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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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海湾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战争带来的伤亡很难精确估计。根据“伊拉克伤亡统计”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伊拉克战争已导致10万到11万人死亡。实际伤亡可能更多。伊拉克媒体公布过另外一个版本的伤亡统计：到2011年，在总人口大约3 000万的伊拉克，有超过10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另有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也有统计认为，加上因为暴力事件间接导致的死亡，大概有50万人左右死亡。战争更使伊拉克经济遭受重创。受安全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加上缺乏投资、设备陈旧、管理不善以及恐怖袭击和暴力活动对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等原因，伊拉克石油产业深受摧残。战争结束四年的时候，伊拉克的石油生产与出口仍未达到战前水平。基础设施的恢复也非常慢，直到今天人们在伊拉克几乎还找不到一条平整的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此外，战后的伊拉克社会崩溃，教育水平一落千丈，因战乱而失学的儿童有数十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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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必说，伊拉克长期糟糕的治安状况以及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更是不断威胁民众的日常生活。主导从伊拉克撤军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承认，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不再有暴力袭击活动。事实上，2014年“伊斯兰国”的出现，就在美军战斗部队撤离伊拉克之后。极端分子策划的炸弹袭击和对伊拉克什叶派平民的有意攻击，意在引发什叶派政权的报复，加剧伊拉克的教派—政治冲突。“伊斯兰国”引发的动荡打断了伊拉克的重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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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伊拉克人要如何凝聚政治共识，在作为外来势力的美国所确立的政治架构下，学会突破宗派和利益冲突的藩篱，解决自身的问题。但这谈何容易！美国推翻了萨达姆的统治。伊拉克有了一个美国帮助搭好的政治框架，似乎迎来了一个开放社会的新时代，但其实，我们看到，在解决派系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以及经济重建等问题方面，伊拉克仍然面临重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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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伊拉克存在三大政治势力：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当然，这三大势力各自也并非铁板一块。下面，我们依次看看他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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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面临的最大政治分裂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裂。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逊尼派占全国总人口偏少数，但他们在萨达姆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萨达姆的亲信占据和把持了所有的重要部门和岗位，他们排斥和打击什叶派、库尔德人等，导致伊拉克国内很多什叶派领袖的不满。在海湾战争前，就不断有针对萨达姆及其亲信的反抗行动，当然，这些行动都遭到了萨达姆的残酷报复。在萨达姆被捕后，他被指控的罪名大多涉及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迫害和屠戮。比如，现在伊拉克议会最大党的领导人、什叶派政治家萨德尔，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因为反抗萨达姆而被杀害的。在后萨达姆时代，原来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被边缘化了，他们因而长期备感失意，也不信任什叶派主导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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