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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萨达姆时代对“前朝”人员的处置也缺乏政治智慧。在美国的主导下，复兴党不仅被解散，其重要成员遭到清洗，而且，新宪法还规定前复兴党成员不得在新政府中任职，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复，打击面过大。毕竟，有很多复兴党成员并非骨干，而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加入了复兴党。尽管之后对复兴党的报复性政策有所调整，力图避免“一刀切”，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但主管审核的大部分还是什叶派，在实践中对逊尼派的打压仍在继续。2003年，美军攻下巴格达不久，就下令原地解散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这是一支萨达姆时期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当时有五六万人，都是职业军人。就地解散等于是没有给这些人任何出路。在社会处于崩溃状态的情况下，这批专业的军事和战斗人员失去了保障，很多人迫于生计加入了各地的反美武装，其中就包括后来猖獗一时的“伊斯兰国”，他们极大地提升了后者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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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问题也在伊拉克政治中扮演着独特角色。库尔德人长期生活在小亚细亚东南部。今天来看，有着3 000多万人口的库尔德人，是生活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四国的跨境民族，被西方学者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自己独立国家的民族。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享有较高自治地位，其主要社会组织形态是部落。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崩溃，协约国曾承诺允许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但这并未实现。奥斯曼帝国的摩苏尔省生活着很多库尔德人（也有不少土库曼人），该省在1926年后被划归伊拉克，条件是库尔德人被允许参加政府，库尔德语得到官方承认。[21]这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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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摩苏尔省的地形多为山地和丘陵，今天这里北邻土耳其，东邻伊朗。20世纪70年代，库尔德人自治区建立，下辖三个省，分别为苏莱曼尼亚省、埃尔比勒省及达胡克省，首府在埃尔比勒。不过，在萨达姆时代，库尔德人的自治只是名义上的。在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政权多次镇压和屠戮库尔德人。当地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基尔库克有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之一。从石油储备来看，即便不包括有争议的基尔库克油田，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简称库区）也拥有300亿到600亿桶原油储量，与各产油国家相比，仅次于位居全球第九的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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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尔德人依赖美国的支持和保护，获得了实质上的高度自治，建立了地方政权（KRG）。经历两次海湾战争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库尔德自治区的实际控制区也大为扩展，最有争议的莫过于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伊拉克库区实际上控制了基尔库克。在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陷入各种冲突，其北部、西部很多地区后来又被“伊斯兰国”搞得一塌糊涂，但20多年来，库区俨然成了伊拉克的安全绿洲，在伊拉克其他地区陷入动荡之时，库区却秩序井然、生机勃勃，吸引了不少海外投资。伊拉克库区的人口约为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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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萨达姆时代，在伊拉克库区实际上已经坐大为一方重要的力量后，它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关系变得既紧张又微妙。双方斗争的焦点主要是石油收入的归属和分配问题，以及更有争议的库尔德人谋求政治独立的问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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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最迫切的政治问题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以之确立伊拉克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使政治进程尽快回到正轨。现行伊拉克宪法规定伊拉克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和完全自主的联邦国家，采用共和、代表、议会和民主政体，地方政府可以组建“安全组织”，比如警察、治安部队和卫队等，也可以在不违宪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法律。除联邦政府专属权力外，所有权力都属于地区政府和各省政府。关于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之间其他权力的分配，如果发生争议，应以地区和各省的法律为准。宪法规定伊拉克实行议会制，每四年进行一次选举，行政权力归以总理为首的内阁；还规定设立总统委员会，由总统和两个副总统组成，任期四年，国民议会应通过其成员的三分之二赞成票从候选人中选举出共和国总统，总统是国家元首和国家统一的象征，代表国家的主权。宪法承认库尔德地区及其作为一个联邦地区现有的权力：“本宪法在生效后应承认库尔德斯坦地区及其现有的政府属于联邦地区”；“自1992年以来在库尔德斯坦地区颁布的法规应继续有效，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颁布的决定（包括法院的判决和合同）应被视为有效”。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是伊拉克的官方宗教，是立法的基础，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伊斯兰教的规定。宪法还保证大多数伊拉克人的伊斯兰身份，并保证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自由权，规定伊拉克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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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国家未来也是伊拉克各政治派系争论的焦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都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大多数逊尼派不同意这一点。逊尼派主要政治代表认为，联邦制就是要通过宗教和种族分裂伊拉克。仔细追究，这背后其实主要还是利益的考虑。如果实行联邦制，什叶派将控制伊拉克的南部和中部地区，而库尔德人将至少控制伊拉克北部地区的三个省。相对于什叶派，逊尼派人数少，地盘小，所在地石油储量少，他们非常担心在联邦制下南部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省份形成庞大的什叶派联邦行政区，而在北部的库尔德人也会利用联邦制扩张地域，这样，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都将占据更多的石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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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伊拉克宪法草案最终以78%支持、21%反对获得通过。在全民公决宪法时，人们本以为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三个省都会否决宪法，但最终，逊尼派主导的尼尼微省并没有出现三分之二的人投反对票的情况，从而使这部濒临绝境的宪法获得了通过。也就是说，在当时，并非所有伊拉克的逊尼派都反对宪法草案，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宪法草案投了赞成票。在占领伊拉克期间，美国也逐渐改变孤立逊尼派的做法，试图将逊尼派纳入战后伊拉克政治进程。为了能够使新宪法获得通过，美国也尽量满足伊拉克逊尼派的合理要求。比如，尽管宪法中仍然保留了限制复兴党成员参政的条款，但为了争取逊尼派的支持，宪法的第142条规定第一届议会同意考虑修改宪法。该条款宣称，代表理事会，即伊拉克国家议会，将遴选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代表伊拉克社会的主要成分”，该委员会将在四个月内向议会提交修宪建议。届时，修宪案将整体上在议会进行投票，如果通过，就将付诸全民公投，公投要通过的话，需要大多数人同意，以及不会出现在三个（或更多）省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进行全民公投的条件跟制宪公投时的条件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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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前述条款不难看出，作为少数派的逊尼派要推动修宪，在技术上是很难的。修宪主要是围绕联邦制、石油财富的分配、伊斯兰教在伊拉克的地位（逊尼派偏世俗主义，什叶派希望增加伊斯兰色彩）等问题展开，实际上，这些都是当年制宪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涉及各派的立场和利益的根本性分歧。过去这些年，伊拉克政治上的冲突大多源于此。因为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伊拉克的修宪工作还没有开始。2019年10月，距离制宪已经过去了14年，伊拉克总统巴勒姆·萨利赫还在宣布打算举办全国性的论坛来修订伊拉克的宪法：“伊拉克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就修订宪法和可能对其主要条款进行修改的问题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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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伊斯兰国”势力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不断扩张，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一度合作打击极端分子。面对“伊斯兰国”，库尔德人很积极，什叶派也很积极，他们还要求美国派兵帮助，也联合了伊朗。伊朗在伊拉克有军事存在，2020年被美国“斩首”的苏莱曼尼就是一个代表。但随着“伊斯兰国”的威胁逐渐降低，分歧又开始凸显。2017年，伊拉克库尔德人搞了一次公投，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库尔德人赞成库尔德自治区独立。虽然库区领导人坚持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宣布独立，此举还是引起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激烈反应。周边的土耳其、伊朗也表示强烈反对。美国也表示支持伊拉克的统一。伊拉克政府派兵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回了基尔库克，还联合土耳其和伊朗采取共同行动，封锁了伊拉克库区与外界的直接往来，最后迫使库尔德人重新回到了伊拉克联邦制国家的宪法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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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说，困扰伊拉克的教派问题、民族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是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难免要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萨达姆时代是通过威权主义的方式压制住的。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首先就会释放出不稳定的因素。一位埃及开罗大学的伊拉克问题专家曾指出，伊拉克乱局的根源在于美国发动的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战争，这场战争打破了伊拉克固有的社会、政治等生态平衡，使原本潜藏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它们在外力助推下交织释放，高烈度地频频爆发。[24]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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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只是不同教派和不同民族之间有分歧，各派内部也不一致。这些分歧和冲突并非是教派或民族差异直接引发的，而主要是石油利益分配、历史积怨、政治权力分配等问题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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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伊拉克宪法公投时，逊尼派内部就出现了分裂。什叶派内部也存在重要分歧，比如“海归派”与“本土派”之争。“海归派”指的是在萨达姆时代流亡到伊朗的什叶派精英，在萨达姆倒台后又回国参政；“本土派”指的是那些在萨达姆时代坚持留在伊拉克国内的人，其代表就是反美斗士萨德尔（Muqtada al-Sadr，1974—）。伊拉克的什叶派对伊朗的态度也很复杂，有亲伊朗的，但也有很多伊拉克人不喜欢伊朗对自己国家的干涉。另外，什叶派中也有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这些分歧有时也会引发武装冲突。什叶派内部的分歧还使得马利基[25]等曾希望与逊尼派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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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财政收入九成以上依靠石油出口，这块收入的分配成了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26]由于逊尼派占据的中部地区石油资源相对较少，因此，他们支持中央集权，希望由国家统一分配石油收入，而占据南部的什叶派和占据北部的库尔德人，则希望按照联邦制原则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支配石油收入。伊拉克2005年宪法规定，石油和天然气属于所有伊拉克人，联邦政府以及油气产区的省政府和地区政府应负责管理从当前油田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并按照国家人口分布的比例公平分配油气收入，联邦政府与油气产区的地区和省政府应一同制定必要的战略政策来开发油气资源，但宪法没有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2007年，伊拉克出台了《石油天然气法》（草案），草案明确规定石油是国家资源，石油的全部收入通过国家石油公司上缴国库，归入中央政府设立的一个基金账户名下，然后再按人口比例在全国平均分配，用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一草案还没有被议会通过。目前，伊拉克各地在石油利益分配上各自为政的情况非常突出，比如，库尔德自治区就一直不听中央政府的话，执意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而且尤其依赖与土耳其之间的管道，从而获得了其所需要的地方财政收入。伊拉克中央政府在2014年就宣布过库尔德自治区的石油合同为非法，但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南部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央政府拿走了南部油田收入的一大部分，但在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上的投入却很少。巴士拉是伊拉克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同时还有伊拉克最重要的港口，但是巴士拉省的议员只能服从什叶派的整体分配方案，这些资源换来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了本地，因而招致当地民众的不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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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主要就是过日子。美国带来了所谓的民主制度，但伊拉克人的治安、社会稳定、收入等都没有改善，甚至还恶化了。伊拉克的失业率很高，就算是有工作，收入也不高，如普通公务员、教师、医生，在巴格达一个月大概能挣到500美元，也就是人民币3 200元；只有军队和警察的工作比较有保障，收入较高而且很少拖欠。在疫情和低油价的冲击下，很多行业出现了拖欠工资的情况，有的医生和教师甚至超过6个月没领到工资。这自然导致老百姓对现实很不满。上一次大选是2018年，伊拉克选民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只有29%，说明很多伊拉克人对选举不抱希望。自2019年10月起，伊拉克多地爆发示威活动，示威者抗议政府腐败、服务不力及失业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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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也有表现出一致性甚至是民族主义的一面。这主要是对美国驻军的不满，换句话说，就是对外国侵略的反抗，在这方面伊拉克人是有共识的。2020年，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完全撤军。在伊拉克，美国尽管已经在2011年底完成撤军，但仍然维系着足够的影响力。2014年，由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持续攻城略地，美国又有所增兵。但美军权限仅限于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为伊拉克政府军提供支持与培训。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在伊拉克只有3 500名驻军，其中有2 500名美国人。2020年，伊拉克要求美国撤军的背景，是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发动空袭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这导致伊拉克议会投票要求所有外国军队必须从伊拉克撤离。在2020年时，美军已移交了大多数驻伊拉克基地。拜登上台后，美伊双方就撤军问题正在进行谈判，目前来看美国撤军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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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美国曾经不止一次地主导过他国的重建，比如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重建。但与半个多世纪后的伊拉克相比，过去的经验与现实有很大的不同。伊拉克作为一个传统威权国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转型并不容易，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伊拉克人在这方面有主动性，有急于摆脱过去萨达姆体制的愿望，而另一方面，作为外部力量，美国的占领和改造也非常重要。不过，美国有推翻萨达姆的激情，却没有对伊拉克人民负责的勇气和责任感。奥巴马曾虚伪地说：“伊拉克人是一个骄傲的群体……他们深知，无论如何，伊拉克人的分歧最终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伊拉克街道的安全只有伊拉克人自己才能维护。也只有伊拉克人自己，才能在这个国家建立起民主，而美国能做的，只是作为朋友和伙伴施以援手。”[28]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无非是为美国撤军和无法继续负责任进行的无力辩护。2014年，奥巴马指责中国“搭便车30年”，被《人民日报》评论员钟声的文章激烈反驳，文章称美方的“搭便车论”实在荒唐，无异于放大自己制造战乱却不思悔过的不义。以第二次海湾战争为例，钟声指出，中国不仅在战前就明确表示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战争计划，而且，面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留下的烂摊子，中国又积极参与到伊拉克的重建进程中，给予伊拉克实实在在的援助和支持，既有无偿的人道主义援助，也包括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型石油公司，借助其优势力图控制伊拉克的能源，而中国企业以高效率、低成本使伊拉克人得到了实惠。近些年，伊拉克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增长很快，2020年伊对华出口原油6 012万吨，同比增幅达16.1%，对华出口量保持在第三位，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这些都对伊拉克的经济恢复做出了直接贡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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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拉克的长期得失其实很难估量，因为它还处于战后重建与转型的过程之中。有人根据前述残酷现实否定美国给伊拉克带来了任何积极因素，断定美国人带来的只是灾难。信服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则会说，美国帮助推翻了萨达姆这个暴君，解放了伊拉克人民，为伊拉克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尽管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伊拉克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贫困、社会失序与恐怖袭击的灾难之中，但他们可能将此视为某种值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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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二次海湾战争是21世纪前20年发生的一场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场战争是失败还是成功。以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来说，美国人比较轻易地获得了成功。但是，伊拉克的重建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不是一场单纯意义上的军事冲突，美国和伊拉克两国及其人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也表明，我们处于一个国际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西方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伊拉克战争无疑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国家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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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0/08/31/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end-combat-operations-iraq（获取于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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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献华：《伊拉克战争的文化后果》，《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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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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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里夫（Sharif），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贵人”“高贵者”，是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即阿里的长子哈桑及其后裔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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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简称复兴党，1953年创建于叙利亚，原总部设在大马士革，在伊拉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有分支。1963年，复兴党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执政地位。1969年，伊拉克复兴党与叙利亚复兴党分裂。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的复兴党被解散，但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现任总书记为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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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献华：《伊拉克战争的文化后果》，《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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