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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层是运动的主要力量。随着埃及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紧张，工人运动大规模展开。自2000年以来埃及共发生2 000多次示威活动，累计有1 700多万工人参加，工人已成长为埃及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工人阶层主要反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加剧、基本生活条件恶化以及政府掌控下的传统工会的不作为。但是，由于传统左翼政党长期被打压，基层自发的工人运动缺乏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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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与青年运动的结合，是这次埃及革命的转折点。青年运动的主力，是来自中产阶级的青年学生。在埃及的人口中，16—25岁的年轻人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大城市则又聚集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于高校扩招，埃及有一半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而由于经济不景气，这些人中又有一半人找不到工作。在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成为埃及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在首都高校接受标准的西方教育，大多毕业于最热门的专业如工程、医学和法律，可以说是“中二代”（中产阶级二代）。其特点是：追求政治自由和人权多于追求经济利益，又与广大失业青年和工人在反对现政府方面具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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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能以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为出发点，通过长期的组织运动和争取群众，谋求非暴力推翻现政权。比如“四月六日青年运动”（The April 6 Youth Movement），他们开始时呼吁支援工人罢工，后来又到美国学习国外政治运动的组织经验，继而深入工人中建立组织，发动运动，主动代表工人的经济社会诉求。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受过教育、熟谙网络且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将现代网络作为组织、联络与发起运动的主要媒介，这也是“阿拉伯之春”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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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方与“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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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6]后，穆斯林兄弟会组建自由和正义党，参与埃及政坛角逐。2012年6月，自由和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不过，2013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了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当年12月，埃及过渡政府将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组织。短短几年之内，埃及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民选上台的穆兄会势力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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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穆兄会的成与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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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在2012年6月上台后，也试图把埃及的社会经济搞好，他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比如“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无奈的是，之前结构性的积弊又岂能是说变就变得过来的！穆尔西执政的短暂时间内，埃及人民的生活并无改善，某些方面，比如经济增长、燃料供应、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甚至还在继续恶化。这些与人民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政府内部的权斗（主要是穆尔西与军方及司法部门的矛盾）、穆兄会对异己的不断排斥，加上老百姓对生活的失望以及对伊斯兰—保守化倾向的不满，导致埃及再次出现街头政治，原本反对穆巴拉克的自由派、世俗派、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现在纷纷聚集到“反穆兄会”的旗帜下。这样，穆尔西政权自然也无法集中全力搞复兴和建设。这就是某种恶性循环、“零和博弈”。本来，穆尔西接手的埃及就是个“烂摊子”，谁都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调整好。但他和他的政党既然愿意接手，那就不得不承担起积弊的后果与失败的责任。穆尔西一定程度上成了穆巴拉克时代遗产的牺牲品或陪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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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所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一支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它是有社会和政治理想的，与我们在世俗意义上理解的只关照私德和内心世界的宗教组织不一样。自1928年建立以来，穆兄会曾是一个较为激进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政治组织，名声并不太好。在埃及国内，它曾长期受政府的打压。尽管它后来的政治立场趋于温和化，但并未放弃其保守主义的诉求，因此，它很难得到世俗主义精英和民众的信任与支持。[7]作为一个在20世纪早期就建立的宗教性政治组织，穆兄会长期在草根阶层中经营，为老百姓做好事，得到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是埃及最富政治经验、组织建设也最好的准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埃及实行长期的威权统治，其他的政治组织很弱小，也不够成熟，因此，一旦开放政治，搞西式民主化，穆兄会势力的上台就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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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有南加州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相对来说算不上是个有名的人物，过去也行事低调，不事张扬。成为候选人之后，他粗犷的风格也并不受人喜欢。但这一切并不重要，靠着穆兄会超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总统的时候，得票率达51.7%，而他的竞争对手沙菲克得票率是48.3%。当时两人的对决被称为中产阶层与穷人的对决。沙菲克的支持者主要是世俗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担心穆兄会上台将会把埃及带回到一个社会生活与文化上更为保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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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是，穆兄会窃取了埃及民主革命的果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席卷埃及的时候，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穆兄会的事，既没有它的动员参与，也没有它的口号，它没做什么重要贡献。整场运动就是一场反专制的民主运动，其中，青年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之后，穆兄会只是靠着原有的基础，借着民主革命赢得的果实，利用这个机会掌握了政权。这或许会让我们联想到霍梅尼革命发生时的情况。显然，很多埃及人是不服穆兄会的。尽管大家最终默认了选举的结果，但埃及人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时有发生，尤其是具有坚定世俗主义倾向的民众，他们对穆兄会的上台深感气愤。当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穆尔西的上台是民主的胜利，至少他经历的选举是没有问题的，而穆兄会被他们认为是平民阶层的代表，他们从这个立场出发谴责街头政治，尤其谴责军方的干预，认为塞西领导的军人干政是对民主的公然践踏。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也就是立场不同看法自然不一样。且不说复杂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之中，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见仁见智罢了，只是要看大家是不是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不是，那就很难谈得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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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埃及的中产阶级民众通过街头政治，借助塞西领导的军人势力，把穆尔西赶下了台。穆尔西被解除总统职务后，其支持者不断发起抗议示威活动。2013年12月，得到军方支持的埃及过渡政府将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组织。2014年，沙特也将埃及穆兄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埃及穆兄会的主要成员遭到清洗和逮捕。2014年3月，500多名穆兄会成员被埃及刑事法院判处死刑。当年8月，穆兄会下属政党亦被解散。此后还有更多穆兄会支持者被判重刑，数万人被拘押。对穆兄会支持者的逮捕行动一直延续至今。塞西在2014年参选埃及总统时针对穆兄会的言论，代表了埃及当局目前的态度。塞西当时说，如果自己能顺利当选总统，他的首要任务将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在其任期内将“不会有名叫穆兄会的组织”，因为取缔穆兄会是埃及人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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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赶下台的穆尔西的命运也令人唏嘘。2014—2015年，埃及检方针对穆尔西展开过多项刑事调查，称其涉嫌间谍行为、煽动暴动、越狱[8]以及造成国家经济崩溃等。2015年，埃及一家法院就2012年埃及总统府外冲突导致示威者死亡一案，判处穆尔西20年有期徒刑；同一年，穆尔西还因越狱罪被判处死刑，因间谍罪被判处终身监禁。2016年11月，埃及最高上诉法院做出裁定，撤销此前对穆尔西因2011年越狱案做出的死刑判决，并宣布重审此案。2017年9月，穆尔西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终身监禁。2019年6月17日，穆尔西在庭审中突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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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人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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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下台，看起来挺简单的，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场受到大量民众欢迎的军人干政。在政治场中，军队与文官的关系（所谓“文武关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谁都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搞革命，搞权斗，都难免要舞刀弄枪，决一死战。不过，治天下不能靠枪杆子，还是要靠政治家和文官。但问题是，即便到了今天，文武关系在很多国家里还并没有理顺。不管是在什么体制的国家里，革命后的建设时期还是经常出现武人干政的现象——不管是直接的、幕后的还是“后现代式”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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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亨廷顿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洞见仍然值得重视：军队起到此种改进性的甚至是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其能力大小有赖于各种社会势力的布局。在一个普力夺社会[10]里，军队的影响随参与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寡头统治阶段，军人和文职领袖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差异，将军或至少挂着将军头衔的人物主宰着政治舞台。当社会进入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激进普力夺阶段时，军队通常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机构，它和其他社会势力分享着对社会的影响，一种有限度的政治制度化可能在狭义的、非扩张型的政治体制中得以形成。军人干预经常是间歇性地发生，军政府和文官政府轮流坐庄，更加强大的民间抗衡集团逐渐兴起。最后，在大众普力夺阶段，军人的影响就受到了浩大的民众运动兴起的制约。所以，军人主持建立政治制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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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埃及的真正掌权者长期以来都是军人集团。现代埃及共和国是20世纪50年代初纳赛尔那批“自由军官”通过政变建立的。作为这个国家的创立者和统治者，军人们慢慢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军人集团目前仍是埃及主要权力和资源的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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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穆巴拉克集团的统治既被埃及人民所厌弃，也威胁到了军方的利益。军方抛弃穆巴拉克，迎来一个新时代，但他们仍然不希望出现一个危害自身利益的政治势力。穆兄会对军方和世俗中产阶层都造成了威胁。军人集团不喜欢代表平民阶层的穆尔西，一向讨厌穆兄会的世俗文官阶层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都反感穆兄会。更不必说，穆尔西政府还力图削弱埃及军官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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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的下台，是其反对者的共谋，街头民众和军方是一道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搞垮穆尔西的过程中，不管是在表态上，还是在行动上，埃及军方是十分审慎的。埃及每年都要从美国得到大量的援助，其中的大部分被军方获取，军方认为自己搞的并非军人干政，担心的就是失去美国的支持，因为按照美国的相关规定，发生军事政变的地方将无法再得到其援助。从各方面的表态看，除了突尼斯和土耳其，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军事政变。沙特对塞西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英美的表态比较含糊。土耳其的埃尔多安通过电视发表讲话称：“无论在哪里发生军事政变都是错误的，政变显然是民主的敌人。”直到2021年两国关系开始缓和前，埃及与土耳其的关系一直处于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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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执政党一直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从土耳其针对埃及政变的强烈抨击来看，埃及这次导致穆尔西下台的政变，同时致使土耳其的伊斯兰领袖受到了牵连。有报道称，在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内，土耳其执政党为穆尔西大力提供政治支持，以及约合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针对埃及政变的指责，给人某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好像埃及的“政变”是发生在土耳其一般。三年后，也就是2016年，埃尔多安将亲自挫败一次“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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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的时候，有人乐观地认为这是“民主化”的“第四波”到来了。但也有人早在“阿拉伯之春”初期就预想到，这场以民主化为主色调的变革将经历较长的阵痛期。在人类历史上，实质性的历史变革总是缓慢的，尽管名称、旗帜或者色调的变化可以非常迅速。在埃及人民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时候，军队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穆兄会的上台，最初也得到了军方的认可，但之后，又是埃及军方出手扳倒了穆兄会。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再从穆尔西到塞西，埃及貌似发生了两次“革命”，但说到底，掌控局面的主要还是军人集团。总统塞西一方面努力维护与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内致力于解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尽管国内外有反对声音，但在2019年4月，埃及修宪案以很高的支持率通过了全民公投，确保了塞西能够长期执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可以到2030年），也使军方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应该说，埃及又回到了“阿拉伯之春”以前的状态。埃及发生的事态，与20世纪的土耳其以及今天的缅甸和巴基斯坦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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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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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部分的初稿酝酿于2011年。原文中一些观点受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冰冰教授的启发和指教，在此仍需再次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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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及经济形势及远景发展规划》，http://www.globalsmes.org/news/index.php?func=detail&detail id=509&catalog=35&lan=gb（获取于202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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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灏城：《纳赛尔军人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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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萨米尔·阿明：《埃及的运动》，汪晖、刘健芝采访，https://www.guancha.cn/Ethics/2012_01_14_64317.shtml（获取于202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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