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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1年8月3日，对穆巴拉克的审判正式开始，使其成为“阿拉伯之春”中首位站上被告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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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hilip Mattar,The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2nd Edition,vol.3,Farmington Hills
:Thomson Gale,2004,pp.1620-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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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4年10月，埃及检方表示，包括穆尔西在内的穆斯林兄弟会高层，以及来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犯罪团伙的成员在2011年1月28日策划并实施了越狱行动。埃及检方指控穆尔西等130余名嫌疑人损毁监狱建筑并对监狱放火、谋杀及谋杀未遂、抢劫监狱武器库、释放囚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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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illiyet,15 Janua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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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 Society），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普力夺社会在各种政治参与程度上都存在，亨廷顿将参与程度低的普力夺社会称为寡头普力夺，这种社会的政治参与仅限于一些集大权于一身的寡头；当政治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时，这种社会被称为激进普力夺社会；而当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到广大群众时，该普力夺社会就被称为群众普力夺社会。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83,2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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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七章陷入长期动乱的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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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阿拉伯之春”意味着两年里发生了两次“革命”。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国也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政权更替。而叙利亚的动荡已从2011年3月持续到现在，时间更长，内外斗争更复杂，也更充满不确定性。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有国际观察家曾说，阿萨德政权凶多吉少，在叙利亚撑不了多久。但时间过去了10年，阿萨德政权依然能够维持，叙利亚的动荡仍未结束，很多事情已经超乎了当初的预测。叙利亚的情势，恰恰由于其拖得最久，各种因素和角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供我们观察因内外多重因素导致的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长期动乱。叙利亚动乱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长期性，究其原因，是外部干涉力量之间博弈的复杂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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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萨德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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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被冠以“世界小国中的大国”之称，面积只有18.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我国湖北省的面积。叙利亚地理位置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阿拉伯“跳动的心脏”之称。7世纪后期，大马士革成为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首都。直到现代，大马士革都是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人多次发动反法起义，直到1946年取得真正独立。2011年内战爆发前，叙利亚人口有2 369.5万，其中，80%为阿拉伯人，85%的人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中80%是逊尼派，20%是什叶派（占全国总人口的11%）。动乱10年后，叙利亚人口下降为约1 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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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共和制国家，现任总统是巴沙尔·阿萨德，其家族已经在叙执政半个世纪。2000年，巴沙尔从乃父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1930—2000，即老阿萨德）手中接过大权，并一直当权至今。要了解当前叙利亚的局势，首先就需要对阿萨德政权有一个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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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阿拉伯复兴党，开始在叙利亚政坛崭露头角。1953年，它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成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为政纲。当时该党的主要成员是基督徒，故一直淡化宗教色彩，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1958年，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激情的推动下，叙利亚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这使叙利亚隶属于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解散复兴社会党。1961年，一部分叙利亚军人发动政变，叙利亚退出阿联。1963年，复兴社会党通过政变上台，当时哈菲兹·阿萨德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复兴党上台以来，叙利亚就致力于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反对分裂主义和外来干涉。1970年，老阿萨德在党内斗争中以“纠偏运动”的名义发动政变上台。翌年，他成立了以复兴社会党为首的多党统一战线组织——叙利亚民族进步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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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萨德政治体制下，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及其核心集团手中，其统治有三个支柱：军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及官僚机构。半个世纪以来，叙利亚国家基本上依附于总统个人权威，统治基础是阿萨德的亲属和阿拉维派（Ala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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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些关于阿拉维派的知识。前文已经讲过，什叶派就是阿里的追随者，而阿拉维的意思也是“阿里的追随者”。在法国托管之前，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更多地是以努赛里派（Nusayris）而闻名，自法国委任统治以来，他们更多被称为阿拉维派。该派的起源难以确定，大约于9世纪出现于伊拉克，与其他什叶派不同的是，他们对阿里的崇敬进一步走向神化，认为阿里是真主的化身，是阿里创造了穆罕默德，认为阿里就是本质，穆罕默德是指引信徒认识本质的人。[1]此外，其教义中还糅合了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派（灵智派）、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拜火教的多种元素。阿拉维派相信灵魂转世说（轮回），崇拜日月星辰，将圣诞节、复活节等作为自己的节日，在祈祷时进圣餐、饮圣酒。因此，在历史上，阿拉维派被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视为异端，长期遭到排挤、压迫和屠杀。[2]20世纪30年代，逊尼派宗教界开始出现与阿拉维派和解的迹象，也就是承认其为穆斯林。这对改变阿拉维派的异端地位非常重要。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的正统派穆斯林也开始承认阿拉维派的信仰。在老阿萨德成为总统后，这种承认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老阿萨德就是阿拉维派，他被正统派攻击为非穆斯林，这对其统治是非常不利的。比如，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就不承认阿拉维派是穆斯林。什叶派对阿拉维派的承认始于1972年，1973年，著名的黎巴嫩什叶派宗教领袖赛义德·穆萨·萨德尔宣布承认阿拉维派为什叶派穆斯林。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也承认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为伊斯兰教的一部分。这些来自宗教界的承认，对阿萨德政权极为重要，既为其提供了合法性，有利于其巩固政权，也便于伊朗与叙利亚加强关系并长期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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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派在叙利亚人口中的比例排在逊尼派之后，是第二大群体，有200多万人。在叙利亚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阿拉维派就是军队主力。在叙利亚获得独立之后，阿拉维派在军队中的人数优势为他们掌控政权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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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的统治是少数统治多数，即占人口11%的阿拉维—什叶派穆斯林统治了占叙利亚人口三分之二的逊尼派穆斯林。这有点类似于萨达姆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不同的是，萨达姆出身于伊拉克的少数派——逊尼派。老阿萨德上台后，为了提升和维系自己的权力，将重要的国家职务委任给了阿拉维派出身的人。阿拉维派占据了各种不同的重要机构，包括私人安全力量、情报部门以及特种部队，他们还控制了常规军的军官阶层。[3]因为过于敏感，在叙利亚谈论阿拉维身份是一个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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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少数派，阿拉维派长期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民族主义，即鼓吹阿拉伯主义，淡化教派色彩。阿萨德家族在巩固阿拉维派地位的同时，也注重拉拢其他势力，包括基督徒、库尔德人和逊尼派进入政权，得到了逊尼派精英的支持。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宗教政治也波及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这一重要的宗教—政治势力在叙利亚日益活跃，使阿拉维派有了某种危机感，因此，他们对政权的掌控更加谨慎。老阿萨德总统时代就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实施了严打政策，还曾以武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国内基本上没有可以与复兴党政权相抗衡的政党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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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中东地区唯一实现了总统职位在父子间平稳交接的共和国。巴沙尔出生于1965年，是老阿萨德的次子。原本老阿萨德培养的接班人是巴沙尔的哥哥巴塞勒，但巴塞勒死于一场车祸。于是，曾在伦敦攻读医学硕士学位，本来可以成为眼科医生的巴沙尔弃医从政，从1994年开始在军队发展。2000年6月，老阿萨德总统逝世后，年仅35岁的巴沙尔晋升为大将，并任叙武装部队总司令，同年7月当选总统。巴沙尔平日为人低调含蓄、谦和平静。与中东地区倒台的一些老朽的统治者颇为不同，他长期接受西方教育，有人认为他“年轻、有魄力，在该国受到普遍欢迎”，因此，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开明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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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继位后，叙利亚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民众不断呼吁改革，但改革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阿萨德政权的支柱仍然是军队、复兴党以及官僚机构。同很多中东地区的共和制国家一样，叙利亚尽管有议会、选举等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要素，但其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个人化、家族化和集团化的。诚如学者所言，在当代中东，“除了以色列、土耳其等少数国家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能做到依法治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仍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无论是国家的管理还是政治发展的方向，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和个人决策，国家权力主要集中在个人手中，最高职务终身化、家族化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比较低，既不充分，也不完善，即使建立了议会等机构，这些机构也往往形同虚设，实质上纯系个人专权的附设机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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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荡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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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叙利亚发生的剧变和动乱，一般也被视为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中东这场剧变主要是内生性的，也就是说，是对社会和政治的严重不满导致阿拉伯人民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在发展过程中，所谓“阿拉伯之春”日益受到多种外部力量的干预、引导和规约，越来越具有“颜色革命”的特点。“阿拉伯之春”在各国的发生，都有一个导火索，比如，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引发了“茉莉花革命”。从其规模和演变的趋势来看，各国发生动荡也有相似性。概括来说就是，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这一考验的根本在于，多年当政的当权者囿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与时俱进地满足广大人民的新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脱节/失衡了。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埃及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普通民众，而其政体严重损害了公民的自由和尊严，亲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使埃及人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尊严。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叙利亚也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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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动荡是在2011年3月开始的。当时，有15名叙利亚少年在学校墙壁上画反政府的涂鸦，因此被抓，此举引发了学生家长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释放学生，还要求政府扩大民主、惩治腐败。当地政府对此事件非常敏感，逮捕了一些反政府人士。结果，骚乱愈演愈烈，民众的示威游行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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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民众走上街头，是长期以来对自身政治和经济状况不满的总爆发。除了上述导火索的触发，以及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叙利亚民众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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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叙利亚也像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遭受失业率攀升、高通胀、物价过快上涨等因素的冲击。由于长期实行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政府内部高层对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也存在较大分歧，推行改革面临层层阻力，多方原因使得叙利亚经济增长长期受到制约。在叙利亚，32%的人日均生活费仅有2美元，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相当数量的适婚男性无钱购房结婚，适婚女性也因经济拮据待字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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