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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阿拉伯之春”意味着两年里发生了两次“革命”。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国也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政权更替。而叙利亚的动荡已从2011年3月持续到现在，时间更长，内外斗争更复杂，也更充满不确定性。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有国际观察家曾说，阿萨德政权凶多吉少，在叙利亚撑不了多久。但时间过去了10年，阿萨德政权依然能够维持，叙利亚的动荡仍未结束，很多事情已经超乎了当初的预测。叙利亚的情势，恰恰由于其拖得最久，各种因素和角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供我们观察因内外多重因素导致的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长期动乱。叙利亚动乱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长期性，究其原因，是外部干涉力量之间博弈的复杂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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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萨德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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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被冠以“世界小国中的大国”之称，面积只有18.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我国湖北省的面积。叙利亚地理位置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阿拉伯“跳动的心脏”之称。7世纪后期，大马士革成为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首都。直到现代，大马士革都是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人多次发动反法起义，直到1946年取得真正独立。2011年内战爆发前，叙利亚人口有2 369.5万，其中，80%为阿拉伯人，85%的人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中80%是逊尼派，20%是什叶派（占全国总人口的11%）。动乱10年后，叙利亚人口下降为约1 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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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共和制国家，现任总统是巴沙尔·阿萨德，其家族已经在叙执政半个世纪。2000年，巴沙尔从乃父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1930—2000，即老阿萨德）手中接过大权，并一直当权至今。要了解当前叙利亚的局势，首先就需要对阿萨德政权有一个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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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阿拉伯复兴党，开始在叙利亚政坛崭露头角。1953年，它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成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为政纲。当时该党的主要成员是基督徒，故一直淡化宗教色彩，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1958年，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激情的推动下，叙利亚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这使叙利亚隶属于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解散复兴社会党。1961年，一部分叙利亚军人发动政变，叙利亚退出阿联。1963年，复兴社会党通过政变上台，当时哈菲兹·阿萨德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复兴党上台以来，叙利亚就致力于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反对分裂主义和外来干涉。1970年，老阿萨德在党内斗争中以“纠偏运动”的名义发动政变上台。翌年，他成立了以复兴社会党为首的多党统一战线组织——叙利亚民族进步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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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萨德政治体制下，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及其核心集团手中，其统治有三个支柱：军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及官僚机构。半个世纪以来，叙利亚国家基本上依附于总统个人权威，统治基础是阿萨德的亲属和阿拉维派（Ala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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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些关于阿拉维派的知识。前文已经讲过，什叶派就是阿里的追随者，而阿拉维的意思也是“阿里的追随者”。在法国托管之前，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更多地是以努赛里派（Nusayris）而闻名，自法国委任统治以来，他们更多被称为阿拉维派。该派的起源难以确定，大约于9世纪出现于伊拉克，与其他什叶派不同的是，他们对阿里的崇敬进一步走向神化，认为阿里是真主的化身，是阿里创造了穆罕默德，认为阿里就是本质，穆罕默德是指引信徒认识本质的人。[1]此外，其教义中还糅合了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派（灵智派）、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拜火教的多种元素。阿拉维派相信灵魂转世说（轮回），崇拜日月星辰，将圣诞节、复活节等作为自己的节日，在祈祷时进圣餐、饮圣酒。因此，在历史上，阿拉维派被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视为异端，长期遭到排挤、压迫和屠杀。[2]20世纪30年代，逊尼派宗教界开始出现与阿拉维派和解的迹象，也就是承认其为穆斯林。这对改变阿拉维派的异端地位非常重要。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的正统派穆斯林也开始承认阿拉维派的信仰。在老阿萨德成为总统后，这种承认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老阿萨德就是阿拉维派，他被正统派攻击为非穆斯林，这对其统治是非常不利的。比如，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就不承认阿拉维派是穆斯林。什叶派对阿拉维派的承认始于1972年，1973年，著名的黎巴嫩什叶派宗教领袖赛义德·穆萨·萨德尔宣布承认阿拉维派为什叶派穆斯林。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也承认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为伊斯兰教的一部分。这些来自宗教界的承认，对阿萨德政权极为重要，既为其提供了合法性，有利于其巩固政权，也便于伊朗与叙利亚加强关系并长期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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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派在叙利亚人口中的比例排在逊尼派之后，是第二大群体，有200多万人。在叙利亚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阿拉维派就是军队主力。在叙利亚获得独立之后，阿拉维派在军队中的人数优势为他们掌控政权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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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的统治是少数统治多数，即占人口11%的阿拉维—什叶派穆斯林统治了占叙利亚人口三分之二的逊尼派穆斯林。这有点类似于萨达姆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不同的是，萨达姆出身于伊拉克的少数派——逊尼派。老阿萨德上台后，为了提升和维系自己的权力，将重要的国家职务委任给了阿拉维派出身的人。阿拉维派占据了各种不同的重要机构，包括私人安全力量、情报部门以及特种部队，他们还控制了常规军的军官阶层。[3]因为过于敏感，在叙利亚谈论阿拉维身份是一个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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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少数派，阿拉维派长期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民族主义，即鼓吹阿拉伯主义，淡化教派色彩。阿萨德家族在巩固阿拉维派地位的同时，也注重拉拢其他势力，包括基督徒、库尔德人和逊尼派进入政权，得到了逊尼派精英的支持。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宗教政治也波及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这一重要的宗教—政治势力在叙利亚日益活跃，使阿拉维派有了某种危机感，因此，他们对政权的掌控更加谨慎。老阿萨德总统时代就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实施了严打政策，还曾以武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国内基本上没有可以与复兴党政权相抗衡的政党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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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中东地区唯一实现了总统职位在父子间平稳交接的共和国。巴沙尔出生于1965年，是老阿萨德的次子。原本老阿萨德培养的接班人是巴沙尔的哥哥巴塞勒，但巴塞勒死于一场车祸。于是，曾在伦敦攻读医学硕士学位，本来可以成为眼科医生的巴沙尔弃医从政，从1994年开始在军队发展。2000年6月，老阿萨德总统逝世后，年仅35岁的巴沙尔晋升为大将，并任叙武装部队总司令，同年7月当选总统。巴沙尔平日为人低调含蓄、谦和平静。与中东地区倒台的一些老朽的统治者颇为不同，他长期接受西方教育，有人认为他“年轻、有魄力，在该国受到普遍欢迎”，因此，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开明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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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继位后，叙利亚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民众不断呼吁改革，但改革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阿萨德政权的支柱仍然是军队、复兴党以及官僚机构。同很多中东地区的共和制国家一样，叙利亚尽管有议会、选举等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要素，但其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个人化、家族化和集团化的。诚如学者所言，在当代中东，“除了以色列、土耳其等少数国家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能做到依法治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仍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无论是国家的管理还是政治发展的方向，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和个人决策，国家权力主要集中在个人手中，最高职务终身化、家族化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比较低，既不充分，也不完善，即使建立了议会等机构，这些机构也往往形同虚设，实质上纯系个人专权的附设机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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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荡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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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叙利亚发生的剧变和动乱，一般也被视为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中东这场剧变主要是内生性的，也就是说，是对社会和政治的严重不满导致阿拉伯人民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在发展过程中，所谓“阿拉伯之春”日益受到多种外部力量的干预、引导和规约，越来越具有“颜色革命”的特点。“阿拉伯之春”在各国的发生，都有一个导火索，比如，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引发了“茉莉花革命”。从其规模和演变的趋势来看，各国发生动荡也有相似性。概括来说就是，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这一考验的根本在于，多年当政的当权者囿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与时俱进地满足广大人民的新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脱节/失衡了。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埃及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普通民众，而其政体严重损害了公民的自由和尊严，亲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使埃及人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尊严。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叙利亚也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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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动荡是在2011年3月开始的。当时，有15名叙利亚少年在学校墙壁上画反政府的涂鸦，因此被抓，此举引发了学生家长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释放学生，还要求政府扩大民主、惩治腐败。当地政府对此事件非常敏感，逮捕了一些反政府人士。结果，骚乱愈演愈烈，民众的示威游行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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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民众走上街头，是长期以来对自身政治和经济状况不满的总爆发。除了上述导火索的触发，以及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叙利亚民众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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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叙利亚也像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遭受失业率攀升、高通胀、物价过快上涨等因素的冲击。由于长期实行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政府内部高层对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也存在较大分歧，推行改革面临层层阻力，多方原因使得叙利亚经济增长长期受到制约。在叙利亚，32%的人日均生活费仅有2美元，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相当数量的适婚男性无钱购房结婚，适婚女性也因经济拮据待字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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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既得利益集团长期统治叙利亚，普通民众长期感到压抑和不满。与中东很多国家相似，随着对财富的畸形分配以及当地政权的日渐腐败，叙利亚人民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与此同时，年轻一代（主要是社会中层）拥有更多的知识，能够接触到半岛电视台[5]这样比较开放的传统媒体和许多新媒体，尤其是受到了中东其他国家局势动荡的刺激，他们希望能够在政治上发声。在群众走上街头抗议之后，叙利亚当局采取的措施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使对抗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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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尽管承诺进行改革，但既得利益集团长期把持政权，已经形成尾大不掉的状态。没有一个统治集团会心甘情愿地马上退出历史舞台，而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无法满足反对派的变革要求。对统治集团来说，叙利亚半个世纪形成的以高度集权的家族统治、复兴党一党独大为基础的权威体制乃是阿萨德政权的执政根基，一旦被撼动，政权大厦将轰然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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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叙利亚执政集团，非常担心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导致叙利亚出现“伊拉克化”。与埃及不同的是，如果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在叙利亚垮台的将不只是巴沙尔个人及其家族，而是与其相关的整个统治集团，是这个政权的全部。在这一点上，叙利亚与伊拉克情况相似。也就是说，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族群将在选举政治时代被边缘化。伊拉克的教训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阿拉维少数派执掌政权的国家，少数派当权尚能维系一定的平衡。叙利亚的当权派意识到，一旦失去国家权力的保护，多数派上台之后难免对其进行历史清算，自己很可能将永世不得翻身。阿萨德政权所代表的不光是一个家族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整个叙利亚的阿拉维少数派的历史命运。因此，统治集团不会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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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不同外部势力开始介入叙利亚危机，从而导致形势持续恶化，直到危机演变为长达10年，至今仍未平息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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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动乱和内战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已经有至少38万叙利亚人在战火中失去生命。根据2018年的联合国报告，战争让叙利亚社会经济倒退了40年，80%的民众陷入贫穷，30%的人口陷入赤贫，人均寿命从70岁下降至50岁，数十万人丧生，100多万人受伤，1 200万民众成为难民。而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目前登记注册的叙利亚难民一共有近560万人，这些难民主要分布在叙利亚周边多个国家。其中，土耳其接收的叙利亚难民最多，超过360万，其次为黎巴嫩、约旦、德国，伊拉克、埃及等国也接收了大批叙利亚难民。在登记的560万名难民中，仅有28万人能够居住在联合国或当地政府指定的难民营里，绝大多数难民都分散在接收国各地，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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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冲突和西方制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叙利亚出现物资供应短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局面，叙利亚经济已陷入恶性循环。据报道，10年的内战导致叙利亚经济损失了1.6万亿美元。2015年的时候，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2010年的35%，约14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 000美元左右。叙利亚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进口国，从地中海粮仓变成粮食进口国。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内战与近几年的旱灾使叙利亚农业也遭受重大打击，粮食减产，农民失去劳动机会。叙利亚全国失业率超过50%。联合国报告指出，大部分叙利亚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近80%的叙利亚民众生活在贫困中，60%的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叙利亚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叙利亚重建的预估费用高达3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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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经常听到所谓“叙利亚反对派”的说法，但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反对力量，所谓的“叙利亚反对派”是由大大小小数百个不同力量构成的，他们在理念、斗争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只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推翻阿萨德政权。动乱发生后，叙利亚出现了受到不同境外势力支持的多支反对派力量，他们的来源、构成和主张差别很大，内部存在分歧，甚至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另外，这些反对派也在不断分化组合。所以，叙利亚长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反对派，众多反对势力分散于国内外，派系林立，这妨碍了他们的协同行动。正如有观察者在早期所指出的：“反对派内部的分裂之严重以及相互倾轧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大多数活动家都是在阿萨德家族统治期间成长起来的，他们有分歧正是因为叙利亚社会内部分裂严重，彼此教派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也大相径庭。反对派内部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他们互相都不买账。”比如，2011年10月在土耳其建立的叙利亚反对派机构“全国委员会”，其势力就包括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协调委员会、库尔德人团体和亚述人[6]团体等政治派别。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中还有众多激进或极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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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叙利亚反对派有三大部分：受到美西方及其盟友支持的逊尼派反对派、得到美国支持且反阿萨德政权的库尔德武装，以及各色极端主义势力。就更具世俗性质的反对派组织来说，有如下一些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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