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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阿拉伯之春”意味着两年里发生了两次“革命”。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等国也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政权更替。而叙利亚的动荡已从2011年3月持续到现在,时间更长,内外斗争更复杂,也更充满不确定性。在“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有国际观察家曾说,阿萨德政权凶多吉少,在叙利亚撑不了多久。但时间过去了10年,阿萨德政权依然能够维持,叙利亚的动荡仍未结束,很多事情已经超乎了当初的预测。叙利亚的情势,恰恰由于其拖得最久,各种因素和角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供我们观察因内外多重因素导致的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长期动乱。叙利亚动乱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长期性,究其原因,是外部干涉力量之间博弈的复杂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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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萨德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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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被冠以“世界小国中的大国”之称,面积只有18.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我国湖北省的面积。叙利亚地理位置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阿拉伯“跳动的心脏”之称。7世纪后期,大马士革成为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首都。直到现代,大马士革都是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人多次发动反法起义,直到1946年取得真正独立。2011年内战爆发前,叙利亚人口有2 369.5万,其中,80%为阿拉伯人,85%的人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中80%是逊尼派,20%是什叶派(占全国总人口的11%)。动乱10年后,叙利亚人口下降为约1 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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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共和制国家,现任总统是巴沙尔·阿萨德,其家族已经在叙执政半个世纪。2000年,巴沙尔从乃父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1930—2000,即老阿萨德)手中接过大权,并一直当权至今。要了解当前叙利亚的局势,首先就需要对阿萨德政权有一个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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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阿拉伯复兴党,开始在叙利亚政坛崭露头角。1953年,它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成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为政纲。当时该党的主要成员是基督徒,故一直淡化宗教色彩,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1958年,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激情的推动下,叙利亚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这使叙利亚隶属于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解散复兴社会党。1961年,一部分叙利亚军人发动政变,叙利亚退出阿联。1963年,复兴社会党通过政变上台,当时哈菲兹·阿萨德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复兴党上台以来,叙利亚就致力于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反对分裂主义和外来干涉。1970年,老阿萨德在党内斗争中以“纠偏运动”的名义发动政变上台。翌年,他成立了以复兴社会党为首的多党统一战线组织——叙利亚民族进步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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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萨德政治体制下,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及其核心集团手中,其统治有三个支柱:军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及官僚机构。半个世纪以来,叙利亚国家基本上依附于总统个人权威,统治基础是阿萨德的亲属和阿拉维派(Ala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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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些关于阿拉维派的知识。前文已经讲过,什叶派就是阿里的追随者,而阿拉维的意思也是“阿里的追随者”。在法国托管之前,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更多地是以努赛里派(Nusayris)而闻名,自法国委任统治以来,他们更多被称为阿拉维派。该派的起源难以确定,大约于9世纪出现于伊拉克,与其他什叶派不同的是,他们对阿里的崇敬进一步走向神化,认为阿里是真主的化身,是阿里创造了穆罕默德,认为阿里就是本质,穆罕默德是指引信徒认识本质的人。[1]此外,其教义中还糅合了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派(灵智派)、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拜火教的多种元素。阿拉维派相信灵魂转世说(轮回),崇拜日月星辰,将圣诞节、复活节等作为自己的节日,在祈祷时进圣餐、饮圣酒。因此,在历史上,阿拉维派被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视为异端,长期遭到排挤、压迫和屠杀。[2]20世纪30年代,逊尼派宗教界开始出现与阿拉维派和解的迹象,也就是承认其为穆斯林。这对改变阿拉维派的异端地位非常重要。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的正统派穆斯林也开始承认阿拉维派的信仰。在老阿萨德成为总统后,这种承认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老阿萨德就是阿拉维派,他被正统派攻击为非穆斯林,这对其统治是非常不利的。比如,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就不承认阿拉维派是穆斯林。什叶派对阿拉维派的承认始于1972年,1973年,著名的黎巴嫩什叶派宗教领袖赛义德·穆萨·萨德尔宣布承认阿拉维派为什叶派穆斯林。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也承认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为伊斯兰教的一部分。这些来自宗教界的承认,对阿萨德政权极为重要,既为其提供了合法性,有利于其巩固政权,也便于伊朗与叙利亚加强关系并长期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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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派在叙利亚人口中的比例排在逊尼派之后,是第二大群体,有200多万人。在叙利亚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阿拉维派就是军队主力。在叙利亚获得独立之后,阿拉维派在军队中的人数优势为他们掌控政权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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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的统治是少数统治多数,即占人口11%的阿拉维—什叶派穆斯林统治了占叙利亚人口三分之二的逊尼派穆斯林。这有点类似于萨达姆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不同的是,萨达姆出身于伊拉克的少数派——逊尼派。老阿萨德上台后,为了提升和维系自己的权力,将重要的国家职务委任给了阿拉维派出身的人。阿拉维派占据了各种不同的重要机构,包括私人安全力量、情报部门以及特种部队,他们还控制了常规军的军官阶层。[3]因为过于敏感,在叙利亚谈论阿拉维身份是一个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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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少数派,阿拉维派长期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民族主义,即鼓吹阿拉伯主义,淡化教派色彩。阿萨德家族在巩固阿拉维派地位的同时,也注重拉拢其他势力,包括基督徒、库尔德人和逊尼派进入政权,得到了逊尼派精英的支持。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宗教政治也波及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这一重要的宗教—政治势力在叙利亚日益活跃,使阿拉维派有了某种危机感,因此,他们对政权的掌控更加谨慎。老阿萨德总统时代就对伊斯兰激进势力实施了严打政策,还曾以武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国内基本上没有可以与复兴党政权相抗衡的政党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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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是中东地区唯一实现了总统职位在父子间平稳交接的共和国。巴沙尔出生于1965年,是老阿萨德的次子。原本老阿萨德培养的接班人是巴沙尔的哥哥巴塞勒,但巴塞勒死于一场车祸。于是,曾在伦敦攻读医学硕士学位,本来可以成为眼科医生的巴沙尔弃医从政,从1994年开始在军队发展。2000年6月,老阿萨德总统逝世后,年仅35岁的巴沙尔晋升为大将,并任叙武装部队总司令,同年7月当选总统。巴沙尔平日为人低调含蓄、谦和平静。与中东地区倒台的一些老朽的统治者颇为不同,他长期接受西方教育,有人认为他“年轻、有魄力,在该国受到普遍欢迎”,因此,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开明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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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继位后,叙利亚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民众不断呼吁改革,但改革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阿萨德政权的支柱仍然是军队、复兴党以及官僚机构。同很多中东地区的共和制国家一样,叙利亚尽管有议会、选举等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要素,但其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个人化、家族化和集团化的。诚如学者所言,在当代中东,“除了以色列、土耳其等少数国家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能做到依法治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仍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无论是国家的管理还是政治发展的方向,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和个人决策,国家权力主要集中在个人手中,最高职务终身化、家族化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比较低,既不充分,也不完善,即使建立了议会等机构,这些机构也往往形同虚设,实质上纯系个人专权的附设机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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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荡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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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叙利亚发生的剧变和动乱,一般也被视为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中东这场剧变主要是内生性的,也就是说,是对社会和政治的严重不满导致阿拉伯人民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在发展过程中,所谓“阿拉伯之春”日益受到多种外部力量的干预、引导和规约,越来越具有“颜色革命”的特点。“阿拉伯之春”在各国的发生,都有一个导火索,比如,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引发了“茉莉花革命”。从其规模和演变的趋势来看,各国发生动荡也有相似性。概括来说就是,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这一考验的根本在于,多年当政的当权者囿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与时俱进地满足广大人民的新需求,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现实脱节/失衡了。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埃及的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普通民众,而其政体严重损害了公民的自由和尊严,亲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使埃及人在阿拉伯世界失去了尊严。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叙利亚也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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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动荡是在2011年3月开始的。当时,有15名叙利亚少年在学校墙壁上画反政府的涂鸦,因此被抓,此举引发了学生家长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释放学生,还要求政府扩大民主、惩治腐败。当地政府对此事件非常敏感,逮捕了一些反政府人士。结果,骚乱愈演愈烈,民众的示威游行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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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民众走上街头,是长期以来对自身政治和经济状况不满的总爆发。除了上述导火索的触发,以及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的示范效应,叙利亚民众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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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叙利亚也像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遭受失业率攀升、高通胀、物价过快上涨等因素的冲击。由于长期实行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政府内部高层对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也存在较大分歧,推行改革面临层层阻力,多方原因使得叙利亚经济增长长期受到制约。在叙利亚,32%的人日均生活费仅有2美元,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引发的社会问题严重,相当数量的适婚男性无钱购房结婚,适婚女性也因经济拮据待字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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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既得利益集团长期统治叙利亚,普通民众长期感到压抑和不满。与中东很多国家相似,随着对财富的畸形分配以及当地政权的日渐腐败,叙利亚人民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与此同时,年轻一代(主要是社会中层)拥有更多的知识,能够接触到半岛电视台[5]这样比较开放的传统媒体和许多新媒体,尤其是受到了中东其他国家局势动荡的刺激,他们希望能够在政治上发声。在群众走上街头抗议之后,叙利亚当局采取的措施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使对抗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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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沙尔尽管承诺进行改革,但既得利益集团长期把持政权,已经形成尾大不掉的状态。没有一个统治集团会心甘情愿地马上退出历史舞台,而在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无法满足反对派的变革要求。对统治集团来说,叙利亚半个世纪形成的以高度集权的家族统治、复兴党一党独大为基础的权威体制乃是阿萨德政权的执政根基,一旦被撼动,政权大厦将轰然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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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叙利亚执政集团,非常担心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导致叙利亚出现“伊拉克化”。与埃及不同的是,如果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在叙利亚垮台的将不只是巴沙尔个人及其家族,而是与其相关的整个统治集团,是这个政权的全部。在这一点上,叙利亚与伊拉克情况相似。也就是说,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族群将在选举政治时代被边缘化。伊拉克的教训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阿拉维少数派执掌政权的国家,少数派当权尚能维系一定的平衡。叙利亚的当权派意识到,一旦失去国家权力的保护,多数派上台之后难免对其进行历史清算,自己很可能将永世不得翻身。阿萨德政权所代表的不光是一个家族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整个叙利亚的阿拉维少数派的历史命运。因此,统治集团不会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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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不同外部势力开始介入叙利亚危机,从而导致形势持续恶化,直到危机演变为长达10年,至今仍未平息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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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动乱和内战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已经有至少38万叙利亚人在战火中失去生命。根据2018年的联合国报告,战争让叙利亚社会经济倒退了40年,80%的民众陷入贫穷,30%的人口陷入赤贫,人均寿命从70岁下降至50岁,数十万人丧生,100多万人受伤,1 200万民众成为难民。而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目前登记注册的叙利亚难民一共有近560万人,这些难民主要分布在叙利亚周边多个国家。其中,土耳其接收的叙利亚难民最多,超过360万,其次为黎巴嫩、约旦、德国,伊拉克、埃及等国也接收了大批叙利亚难民。在登记的560万名难民中,仅有28万人能够居住在联合国或当地政府指定的难民营里,绝大多数难民都分散在接收国各地,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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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冲突和西方制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叙利亚出现物资供应短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局面,叙利亚经济已陷入恶性循环。据报道,10年的内战导致叙利亚经济损失了1.6万亿美元。2015年的时候,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2010年的35%,约14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 000美元左右。叙利亚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进口国,从地中海粮仓变成粮食进口国。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内战与近几年的旱灾使叙利亚农业也遭受重大打击,粮食减产,农民失去劳动机会。叙利亚全国失业率超过50%。联合国报告指出,大部分叙利亚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近80%的叙利亚民众生活在贫困中,60%的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叙利亚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叙利亚重建的预估费用高达3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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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经常听到所谓“叙利亚反对派”的说法,但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反对力量,所谓的“叙利亚反对派”是由大大小小数百个不同力量构成的,他们在理念、斗争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只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推翻阿萨德政权。动乱发生后,叙利亚出现了受到不同境外势力支持的多支反对派力量,他们的来源、构成和主张差别很大,内部存在分歧,甚至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另外,这些反对派也在不断分化组合。所以,叙利亚长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反对派,众多反对势力分散于国内外,派系林立,这妨碍了他们的协同行动。正如有观察者在早期所指出的:“反对派内部的分裂之严重以及相互倾轧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大多数活动家都是在阿萨德家族统治期间成长起来的,他们有分歧正是因为叙利亚社会内部分裂严重,彼此教派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也大相径庭。反对派内部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他们互相都不买账。”比如,2011年10月在土耳其建立的叙利亚反对派机构“全国委员会”,其势力就包括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协调委员会、库尔德人团体和亚述人[6]团体等政治派别。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中还有众多激进或极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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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叙利亚反对派有三大部分:受到美西方及其盟友支持的逊尼派反对派、得到美国支持且反阿萨德政权的库尔德武装,以及各色极端主义势力。就更具世俗性质的反对派组织来说,有如下一些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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