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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耳其人中点燃的民族主义热情，凯末尔党人着手在土耳其建立世俗主义的现代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国内通常被称为“阿塔图尔克主义”。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凯末尔主义”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耳其国家中孕育，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中逐步形成，并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六条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这六条原则于1937年2月被写进土耳其新宪法第二条。这六条原则在土耳其被称为“六支箭”（altı ok），[6]长期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土耳其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土耳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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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Cumhuriyetçilik）。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内容，也就是从帝制向共和制的转型，它给苏丹和哈里发的崩溃及其权力为民族国家所取代提供了基础。共和主义原则旨在在土耳其进行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民主制度的建设，其要素包括：政体的共和制、政府的民族性、国家的人民性和人民主权原则。共和主义的目标是摧毁君主制度本身，并代之以共和制。在新体制下，无差别的公民身份就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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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Milliyetçilik）。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对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原则的疏离与超越。它首先强调建立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并主张忠于土耳其，而不是忠于宗教和王朝，这体现了其世俗性。它建立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认为民族的独立自由是土耳其人生存的前提，为了独立、自由、主权，土耳其人就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侵略和占领。建国后，为了建构土耳其民族，土耳其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培养和提高土耳其民族（Türk milleti）意识。凯末尔时代尤其强调土耳其民族的白人种族属性，强调土耳其民族具有伟大的武功、智慧和创造力，对世界古代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通过教育系统和新的国家机制，土耳其政府倡导学习、研究和宣传土耳其的民族历史，目的在于增强土耳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土耳其政府尤其强调土耳其主义（Turkism/Türkçülük）的地域性，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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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主义（Halkçılık）。在土耳其，平民主义原则强调的是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在土耳其社会中阶级的消失。其具体内容有：首先，强调人民主权；其次，人民平等。凯末尔否认土耳其有阶级存在，坚持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与权威，这一主张在1924年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第三，人民都要工作。凯末尔指出：“‘平民主义’是将社会秩序建立在工作和权利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学说。”因此，所有人都要工作，也是平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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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Devletçilik）。这一原则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国家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应该积极指导和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主义是在1929年提出的，其理论的支点是国家干预经济。国家尽管当时也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但加强了政府部门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土耳其的国家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相对，实际上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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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主义（Laiklik）。在现代土耳其语中，“世俗主义”这个词直接来自法语，它是凯末尔主义中最具革命性也最有争议的原则。它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司法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宗教仅是私人信仰问题。同时，土耳其以国家宗教事务局（Diyanet）这一官方机构的形式对宗教事务实行严格管理。土耳其首先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接着又对司法、教育与宗教的分离采取坚决措施：撤销宗教与教产事务部，停办全部宗教学校，废除沙里亚法和宗教法庭，代之以一系列以西方法典为蓝本的新法和世俗法院；1928年土耳其宪法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又废除了多妻制和休妻制，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接着，世俗化改革又由政治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推进，典型的措施是以欧式服饰代替土耳其民族服饰。但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的世俗化，在宗教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政教分离，而不是无神论，世俗化的目的不是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它同政权相分离，废除宗教及宗教人士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拥有的权力，将他们的权力限制在信仰及礼拜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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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主义（Inkılapçılık）。也有人称之为“改革主义”。在六大原则中，这是最模糊的原则。有人认为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凯末尔改革的一个总结。它强调捍卫革命原则，提倡改革，反对盲目保守、满足现状和听天由命，反对停滞和倒退，主张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抛弃东方过时的、落后的社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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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从政治、经济、宗教、思想等方面对土耳其国家的发展目标做了规定。整体上来讲，这六项原则涉及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是一个全面的纲领。此外，凯末尔主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强势地为土耳其今后的发展规定了一个方向，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又都具有弹性，人们可以就它们合法地进行争论。或许就世俗主义而言，我们有更多的话可以说，按照有的学者的总结，“世俗主义只有在它成为个人精神的一部分时才能有成效，才能取得成功。它假定人视自己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传统社区的一员。它意味着把宗教放在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层面上，宗教不得干扰社会生活。它意味着信仰是宗教行为，宗教似乎是行为的道德规范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制度。它意味着在公民层面上与不信教或信其他宗教者的最终的和平相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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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土耳其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尽管凯末尔党人是用威权主义的方式推动了土耳其的现代化，但其成就是不容否认和抹杀的。这期间不能说没有阻力，但由于凯末尔党人掌握了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性权力，一切反抗都显得软弱无力。威权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只能是历史性和阶段性的。二战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加入美国阵营，接受西方的标准，开放党禁，快速实现了政治转型，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国家的蓬勃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除了日本之外第二个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直到70年代初，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土耳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有人计算过，按照1968年不变价格计算，1963—1976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于7%，基础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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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达至顶点。它规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也正是凯末尔革命与改革对当代土耳其的意义：它历经风雨，却始终挥之不去，它是仍然“在场”的历史。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回顾与体验，不论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对一般的公众而言，每每牵动某种与政治或文化认同有关的情愫，它在时间的流逝中顽强地延续着。可以说，凯末尔的革命与变革，不仅创造了一种专属于“当代”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使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具有较高的识别度，而且，还给这个土耳其留下了一摊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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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和人民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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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土耳其的政治史尤其是政党政治的历史，需要注意1946年和1950年这两个比较特殊的年份：1946年时土耳其正式实行多党民主制，1950年时民主党上台。1946—1950年算是一个转型时期，土耳其的政党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0年，新组建的民主党上台，而国父凯末尔一手创建的、统治这个国家多年的共和人民党失败了，沦为在野党和反对党，但它接受了这个结果。民主党上台后连续执政10年。这当然意味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党政治的重要变化。这个变化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可以说，现在土耳其的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1946—1950年以来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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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50年之前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背景来讨论。我们都知道，政党实际上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尽管我们历史上也讲“朋党”什么的，但这和政党还不一样。土耳其的政党政治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才有的一种现象，是新生事物。我们知道，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出现过青年土耳其一代，我们一般称其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也政党化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一种成熟的政党制度。那么，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过程当中，政党有没有发挥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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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说的“凯末尔党人”，是在西方先叫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政党。在土耳其的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也就是在1923年，就出现了土耳其人民党。该党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独立革命的战争时期，那个时候，土耳其东部各省有一个名为权利保卫协会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被凯末尔改组成了人民党。这实际上是土耳其共和国政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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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党后来在1930年时改名为共和人民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国民党”。我们现在统一都称它为共和人民党。这个党今天还存在，而且是土耳其第一大反对党，也是最重要的反对党。1950年以后，共和人民党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在政治上占过优势，主要是作为一个反对党存在，至今如此。它曾经上台执政过，包括参加一些联合政府，但是都比较短暂。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凯末尔主义仍然是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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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也就是土耳其建国前夕，人民党成立了。这个党的领导人，也是它的创始人，就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由这么一位声望卓著的人创立这样一个党，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实际上，在1950年以前，几乎没有政党可能实质地挑战共和人民党的权威。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党成立以后，土耳其就建立了一党执政的国家，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因为这个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是有个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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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土耳其真正地建立过一个“党国体制”的话，那应该是在1931年以后。我们知道，一个组织一旦经历过一番伟大的事业（比如革命），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情况：组织中有很多元勋、元老这样级别的“大佬”。尽管有一个像凯末尔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拥有最高权威的核心人物，但是，在共和国人民党内部，还有很多人也都为土耳其的革命事业做出过非常独特的、重要的贡献。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1884—1973）就是一个典型，凯末尔是土耳其的“国父”，伊诺努在凯末尔逝世后上台，则被称为“国家领袖”或“民族领袖”（Millî Şef），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国家元首”。伊诺努还被称为ikinci adam，意思是“第二个人”或“二号人物”。伊诺努的威望也很高，他打过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战役，在决定土耳其共和国主权边界的洛桑会议中，土耳其谈判代表团里最重要的领导人也是伊诺努。凯末尔在1938年去世以后，伊诺努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元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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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父凯末尔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人物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再比如，有一个叫卡泽姆·卡拉贝基（Kâzım Karabekir，1882—1948）的人。凯末尔发动民族独立运动之初，还是在奥斯曼帝国这个框架下进行的，也就是还没有公开宣布要放弃奥斯曼帝国。卡泽姆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军队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手握重兵，驻扎在东部地区。他不但拥护凯末尔，对于在东部联合苏俄对付亚美尼亚、收回领土也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卡泽姆也是土耳其革命阵营里的“大佬”。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不管怎么样，在人民党成立的时候，也就是共和国早期，在凯末尔党人之中，革命的元老很多，各有自己的功劳。他们很多也曾是帝国政府和军队的要人，其出身、背景、革命经历都很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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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末尔作为国父、人民党的创始人，要想大权独揽也绝非易事。因此，初建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必然要经历复杂的权力斗争。简单来说，1923年9月，人民党成立了，共和国随后在1923年10月29日成立。在这个情况下，原有的一些“大佬”尽管是旧时代的人、旧政权的人，但也成了新时代、新政权的人。对凯末尔来讲，他当然希望大权独揽，但是，在威望、背景方面能够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也不少，而其中有一些人在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和政策上，又和凯末尔的主张不完全一致。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泽姆，他的主张就跟凯末尔的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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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建国一年以后，有一些“大佬”就一起离开了人民党。这些人在1924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新政党，叫“进步共和党”（Terakkiperver Cumhuriyet Fırkası），其核心成员其实就是原属人民党的一些“大佬”。当然，这些人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对凯末尔及其同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人民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新的集团、新的政治组织，首先就是因为对凯末尔不满意、对共和人民党不满意，[9]两党之间具体的差别很复杂，我们大致上来说，就是人民党比较偏重于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唯领袖马首是瞻，也就是说，它是比较集权、尊崇凯末尔个人的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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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党离开的这批人并不认同这种作风，他们是反权威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相对自由主义的、温和的主张。他们敢于公开批评人民党。当时，凯末尔党人深受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响，比较提倡国家主义，而这些人相对就会提倡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人对于那些持自由派思想的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所以，进步共和党成立后，凯末尔意识到这种局面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但是人民党也无法马上就直接将其取缔，因为双方的背景都很硬，打击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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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关系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凯末尔个人权力巩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对针对凯末尔的反对行动。比如说，1926年，伊兹密尔就曾经破获过密谋暗杀凯末尔的一个计划，不管其中经历了什么操作，反正进步共和党这个新政党的一些人，就被认为卷入了暗杀行动。既然有人想暗杀总统凯末尔，当然就得镇压！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独立法庭”——这在后来备受争议，已经有些专门研究——对此案进行审判。进步共和党的领导人，也就是一些“大佬”，因为卷入此案，都被审判了，政治上有了污点，当然，他们也就在政治上出局了。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集团，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对于凯末尔和他的这一派巩固权力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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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发表了一场伟大的演说（Nutuk），他讲了6天，把整个革命、建国的过程，用他的思路进行了梳理；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就是确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革命史观或者说革命史叙事的官方版本。此事的背景就是作为领袖的凯末尔，他的权力已经落实和巩固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时候出来讲这个话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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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到1930年，人民党改名为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在土耳其的政坛和政党政治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建国初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而且它要挑战国家领袖所创立和领导的政党，但它最终失败了，共和人民党得以大权独揽。以上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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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新的共和人民党和凯末尔的领导下，实施的是一种威权主义改革，就是要把那些他们认为落后的、封建的东西统统改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俗化。这些政策实际上针对的是旧的历史集团，这个历史集团包括前帝国的一些政治精英以及宗教阶层，这些人被视为进步的对立面，当然就要被改革或者被革命了，所以，这些人就失去了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反对凯末尔党人以现代化、进步的名义所进行的变革，这些反对声音一度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最终结果是他们都被镇压了。这也就造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土耳其在政治上非常不自由或者说不民主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凯末尔党人通过共和人民党来不断地巩固自身权力的过程。到1931年，土耳其的“党国体制”确立了。什么叫“党国体制”？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即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简称“三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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