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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凯末尔党人就着手改变国家的政治结构，或者说，改变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党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在1931年，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巩固了，在那一年，共和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新的党纲和党章通过了，其中规定，共和人民党和土耳其政府的机构，就是党的机构和国家的机构是重合关系，党的领导人就是国家的领导人，比如说，共和人民党的主席当总统，党的副主席当总理。四年后，共和人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共和人民党和政府机构的一体化，共和人民党的总书记要兼任政府的内务部长，负责国内安全，而且，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可以兼任省长。所以，我们说土耳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建立了“党国体制”。这也说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所领导的政党和集团在土耳其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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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来从帝国时代就存在的组织和机构，比如一些宗教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此时将面临何种命运呢？首先是它们不能再活动了，不能再以原来的名义，作为独立的组织来活动。它们有的被解散和取缔，有的就变成共和人民党的附属组织，或者直接改组，变成这个党的一部分。对凯末尔党人来说，他们希望人们都变成共和人民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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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在基层如何运作呢？它建立了一些附属性组织，比如“人民之家”，大概类似于中国的文化宫，这类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城镇地区。它们负责宣传共和人民党的政策、凯末尔主义、西方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要对民众进行教化。同时，凯末尔党人也致力于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所以，当时他们鼓励土耳其人都加入共和人民党。这是土耳其在那个时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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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在1924年的进步共和党以后，土耳其就没有再出现过建立其他政党的实验，实际上还是有一次的。在1930年，土耳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自由共和党”（Serbest Cumhuriyet Partisi），这个新政党实际上是由凯末尔本人主导建立的，他找了自己比较熟识的、信得过的一个人，让他主持成立了这个新党，但其实，“自由共和党”影响不太大。当时，成立“自由共和党”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共和人民党的“点缀”，证明它自己不是一家独大；另一个就是凯末尔想提拔一批新人，以便于自己控制政局。对凯末尔来说，作为领袖，他并不直接做党务工作，作为国家总统，他需要控制住自己手下的人，所以，他希望扶植一批新人。当时，在凯末尔下面，由总理负责各类具体事务，而总统凯末尔是不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的。虽然他拥有极高的权威，影响力非常大，但总理是“二号人物”伊诺努，他的权势也很大，作为总理，内阁和具体政府事务都归他管。在这种情况下，凯末尔试图平衡和控制伊诺努的权力，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扶植一批新的自己人，而这批人又不至于坐大。所以，别看自由共和党名字里有“自由”这两个字，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方针政策上，它当然还是跟共和人民党没有什么区别的。不过，它确实提出过一些相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言论政策等。凯末尔选择自由共和党的负责人，主要是看中了这个人不喜欢伊诺努，而且和伊诺努一直矛盾很深，因此利用他来搞平衡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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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共和人民党在巩固自己的权力、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的过程中走得比较远，一些积怨产生了。与此同时，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凯末尔批准成立一个新的小政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所以，当一些人发现出现了新政党，他们就十分兴奋，特别积极、特别热烈地想去加入这个新的反对党。他们在自由共和党中激烈地批评伊诺努，这当然就造成了一定的动荡，也不符合凯末尔当时创立这个党的目的，所以，这个党存在了99天就被解散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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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党之后，前述所谓的“党国体制”才算是正式建立起来。共和人民党将党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合二为一，因此，我们可以在它的党章中读到这样的话：“党重视在进步与发展的道路上，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与联系中，要与所有的当代民族齐头并进，要与它们和谐相处；同时，要捍卫土耳其社会的特质和根本的独立地位。”[12]以上实际上就是土耳其在凯末尔时代的政党政治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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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国体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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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要讲民主党的出现。首先，这里有一个大背景需要铺陈，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土耳其二战时仍处于共和人民党的牢固统治下，但在1938年11月，国父凯末尔就去世了。我们都知道，对一个组织来讲，在其最有魅力、最有权威的创始人去世后，后来的人不可能再承袭他那完整的光环。伊诺努，这个“二号人物”，现在成了国家元首、民族领袖，也是共和人民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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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全面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一个大萧条时代，土耳其当时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受大萧条的影响不太大。世界大战则深深影响了土耳其。二战期间，土耳其实际上是处于观望状态，一直没有参战，它应该是吸取了“一战”中奥斯曼帝国的教训，并考虑到自己的弱小国力。整个二战期间，土耳其保持戒备，有时候还“两边下注”。当时双方也都给它施加压力，都想拉拢或安抚土耳其，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不过，土耳其一直保持着中立，一枪都没放。土耳其这种做法曾被有些人批评为“不道德”。最后，在德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在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才对德宣战，成为同盟国的一员。这是土耳其在二战期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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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内部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上，各国的问题都非常多，土耳其保持中立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无论是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恶化，还是内部的民族矛盾、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等情况，实际上对共和人民党的统治都是巨大的威胁。为了增加税收、维持军备，土耳其实行通胀的货币政策，继续强化国家主义，这对民众和工商业阶层的影响很大，引发了巨大的不满。另外，这个时期土耳其的地方官员腐败也很严重，共和人民党上上下下对前述危机也束手无策。总之，这个时期的所有问题，都须由共和人民党来“背锅”，毕竟它是执政党，它建立了党国一体的体制。1938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去世后，伊诺努面对危机局面，只能勉力支撑，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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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到过，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和伊诺努之间，实际上是“一号”和“二号”的传承关系。但我们也提到过，凯末尔还是要想办法来制约伊诺努，说明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他们有过争吵，伊诺努也被罢免过。所以，在凯末尔去世以后，伊诺努还是做出了一些改变。伊诺努上台以后，土耳其的内政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对共和人民党，对伊诺努这个领袖的威望都有冲击。所以，到了二战的后期，伊诺努认为，他个人和共和人民党不能独力承担如此严重的社会矛盾。他在1944年11月的时候做出承诺：土耳其也将推行民主化，也可以搞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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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并不能完全了解伊诺努当时的真实想法，这很可能是他在经历了那么多困难和挫折，而二战也有了眉目的情况下，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更牢固，让国内矛盾相对缓解，所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也可能是，即便有反对党出现，他对共和人民党能够继续统治还抱有很大信心。或者也可能真如他后来所说，就是因为对民主价值、自由价值的信奉？我们只能去揣测，而不能完全证实。当然，伊诺努活得很长，一直活到1973年。他寿高89岁，而凯末尔只有57岁，伊诺努在凯末尔去世后又活了35年。寿命在很多时候可以影响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所以，我们不太容易明确当时他到底是一个民主价值实打实的拥护者，还是只是采取了权宜之计。但结果是明确的，即确实是伊诺努开启了土耳其向多党制转型的时代，这一点他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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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5日，民族发展党正式成立，但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小党。1945年11月，伊诺努正式宣布土耳其要举行选举，是直接的自由选举（以前都是间接选举）。而且，这个时候，伊诺努宣称土耳其需要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大概两个月以后，1946年1月，民主党就真的成立了，这个党可不像以前一样是由国父掌控的假反对派。民主党的核心人物有四个，都曾是共和人民党里的重要人物，他们有的是因为公开发文批评共和人民党而被开除出党的，有的是主动脱党的。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其实过去中国人对他的名字十分熟悉，即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1899—1961），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说过，曼德列斯跟蒋介石一样，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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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诺努开始应该也没有料到土耳其民众对共和人民党的反感如此之大，也没有想到民主党能够取得如此大的影响，觉得它应该还是可控的，只是一个陪衬。民主党刚成立，结果就跟20世纪30年代的那个政治实验一样，有很多人纷纷加入它，因为现在党禁已经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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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的困难，国内积累了大量的不满情绪，而多党制给了这些情绪一个出口。就像受到压力的水一样，人们纷纷往这个出口汇集，不满的人都迅速地变成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到这个时候，共和人民党就感到担忧了。尽管它还是执政党，但它开始感觉到，以后要是进行选举，自己还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赢。所以，共和人民党使出了一个很常见的手段——提前大选，将原定于1947年的大选提前到了1946年7月。民主党刚成立6个月，各方面还不完备，只能仓促参选。这样，一来民主党对大选准备不足，二来还有共和人民党的选票舞弊，民主党就败选了；但它还是斩获了议会465个席位中的62个，若是到1947年再举行大选，真不知鹿死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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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大选之后，刚开始，共和人民党还想邀请民主党人一起组阁。但是，因为民主党一直对共和人民党持批判态度，自然不能跟它“同流合污”；所以，民主党人就继续进行宣传，主要是鼓动人们批评和反对执政党。当选后的共和人民党遭到的批评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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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内部实际上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那些脱党的、加入民主党的人之外，剩下的也可以大致分成改革派和强硬派两派。共和人民党内的强硬派难以接受反对党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反对党和叛徒没什么区别。伊诺努在这个时候支持了强硬派，他让强硬派的人在大选后当总理，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太明智的。因为本来民主党就在指责共和人民党的专制作风，结果被指责对象的代表人物又被推上了台，这就使得共和人民党成了众矢之的。加上共和人民党政府后来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以及它对反对党、工会的一些严厉打压……这些更坐实了人们对它的批评，人们当然就会更加激烈地去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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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很快。土耳其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1946年大选后，下一次就是1950年，民主党加紧为1950年大选造势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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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土耳其开放党禁了，在这样一个宽松环境下，民主党当然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做宣传，批评执政党，利用舆论、媒体造势。民主党的宣传相当有水平、有效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民主党并没有说要对凯末尔主义进行清算，在土耳其，到现在也没有这样的党能够上台。当时，他们首先阐明自己是拥护凯末尔主义的，但是，在经济政策、宗教政策上，他们要跟共和人民党不一样。我们知道，共和人民党的治国路子，大致上可以说是一个有家长作风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党，把世俗主义作为一种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以之为标准，区分“先进”与“落后”。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民主党出现了，新的政策也浮出了水面。民主党的成员很复杂，像曼德列斯这样的核心成员原来是共和人民党成员，但民主党还吸引了农民、地主、农村宗教人士和城镇中产阶层，他们反对凯末尔主义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要效仿欧美的经济理念，摆脱统制经济的束缚，释放更多的经济活力，积极主张搞经济现代化、城市化，提出了很多让农场主和工商业阶层满意的政策。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后来的民主党时代（1950—1960）突飞猛进。民主党还主张放松僵化而激进的世俗主义政策，甚至提出要重新定义世俗主义，从强调政教分离，国家管控宗教，转变为强调信仰自由，国家平等对待所有信仰，这跟当今正发党的主张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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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和人民党也不是顽固到一成不变的。为了1946年的大选，共和人民党已经做出了改变，比如，党主席终身制被废除了，伊诺努也放弃了“国家领袖”这一称号，媒体和大学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而这也是民主党能够利用媒体持续批评共和人民党的条件。在1950年大选之前，共和人民党做出了更多的改变，包括压制了党内的强硬派，让改革派掌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主张也越来越趋同。双方还在冷战背景下互相指责对方受共产主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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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发现民主党在利用人民群众的宗教情绪来拉票，因此也不示弱，竟然表示，如果能给他们投票，胜选后他们可以放弃凯末尔主义！其实，直到现在，土耳其也没有公开主张放弃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力量能够获得很多支持的。20世纪40年代末，共和人民党已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尽管这可能只是为了选举使用的权宜之计，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政治的游戏规则变了，共和人民党不能像它原来一党独大的时候那样随心所欲了。这就是20世纪中期土耳其政党政治演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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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5月大选时，民主党以很大的优势获胜，得票率是53.4%，共和人民党是39.8%。这样，民主党就合法地上台了。其实，民主党在执政中延续了共和人民党在1946年之后的很多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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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共和人民党为什么失败呢？可能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包袱。当年激进世俗化政策就是共和人民党主导的，但很多民众并不满意，只是碍于国家暴力机器而无法表达。凯末尔主义的“六支箭”，首先是共和人民党的原则，共和人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建成了“党国体制”。由于共和人民党之前失败的经济政策，以及它对反对派的打压所造成的人们对它的厌恶，加上它在过去威权主义时代所实行的一些高压政策引发的反弹，这些使共和人民党的处境越来越不利。所以，共和人民党有非常沉重的历史遗产/包袱。尽管它说要改变，但人民可能不愿给它改正的机会；它已经改变的，它的新面貌、新政策也一时很难被人们相信是真诚的。它首先是人们发泄不满的对象，凡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都拿共和人民党当“出气筒”。在1950年大选的时候，共和人民党得票率还不是很难看，毕竟到这个时候它表现出的是很温和的、改革主义的取向，如果提前两年选举，它可能输得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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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讲的，是从土耳其社会内部视角来看的。简单地概括这段历史，就是土耳其建立了新国家，巩固了政权，有了自己的卡里斯马领袖，然后建立了“党国体制”，最后又不得不把它放开。这个过程是清楚的。那么，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外部因素呢？实际上，在过去的研究当中也有专门研究这个外部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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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战后期，同盟国的胜利已经是可以预期的。1943年12月，伊诺努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开罗会晤，土耳其被警告，如果长期不参战，战后可能会被孤立，这其实也是暗示土耳其将面临苏联的威胁。不过伊诺努还是想方设法拖延对德国宣战。1944年，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不只是战争的结果，以后的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两大帝国、两个霸权，一个是美帝国，一个是苏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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