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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从政治、经济、宗教、思想等方面对土耳其国家的发展目标做了规定。整体上来讲，这六项原则涉及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是一个全面的纲领。此外，凯末尔主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强势地为土耳其今后的发展规定了一个方向，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又都具有弹性，人们可以就它们合法地进行争论。或许就世俗主义而言，我们有更多的话可以说，按照有的学者的总结，“世俗主义只有在它成为个人精神的一部分时才能有成效，才能取得成功。它假定人视自己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传统社区的一员。它意味着把宗教放在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层面上，宗教不得干扰社会生活。它意味着信仰是宗教行为，宗教似乎是行为的道德规范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制度。它意味着在公民层面上与不信教或信其他宗教者的最终的和平相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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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土耳其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尽管凯末尔党人是用威权主义的方式推动了土耳其的现代化，但其成就是不容否认和抹杀的。这期间不能说没有阻力，但由于凯末尔党人掌握了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性权力，一切反抗都显得软弱无力。威权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只能是历史性和阶段性的。二战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加入美国阵营，接受西方的标准，开放党禁，快速实现了政治转型，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国家的蓬勃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除了日本之外第二个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直到70年代初，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土耳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有人计算过，按照1968年不变价格计算，1963—1976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于7%，基础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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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达至顶点。它规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也正是凯末尔革命与改革对当代土耳其的意义：它历经风雨，却始终挥之不去，它是仍然“在场”的历史。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回顾与体验，不论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对一般的公众而言，每每牵动某种与政治或文化认同有关的情愫，它在时间的流逝中顽强地延续着。可以说，凯末尔的革命与变革，不仅创造了一种专属于“当代”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使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具有较高的识别度，而且，还给这个土耳其留下了一摊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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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和人民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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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土耳其的政治史尤其是政党政治的历史，需要注意1946年和1950年这两个比较特殊的年份：1946年时土耳其正式实行多党民主制，1950年时民主党上台。1946—1950年算是一个转型时期，土耳其的政党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0年，新组建的民主党上台，而国父凯末尔一手创建的、统治这个国家多年的共和人民党失败了，沦为在野党和反对党，但它接受了这个结果。民主党上台后连续执政10年。这当然意味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党政治的重要变化。这个变化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可以说，现在土耳其的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1946—1950年以来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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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50年之前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背景来讨论。我们都知道，政党实际上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尽管我们历史上也讲“朋党”什么的，但这和政党还不一样。土耳其的政党政治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才有的一种现象，是新生事物。我们知道，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出现过青年土耳其一代，我们一般称其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他们也政党化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一种成熟的政党制度。那么，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过程当中，政党有没有发挥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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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说的“凯末尔党人”，是在西方先叫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政党。在土耳其的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也就是在1923年，就出现了土耳其人民党。该党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独立革命的战争时期，那个时候，土耳其东部各省有一个名为权利保卫协会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被凯末尔改组成了人民党。这实际上是土耳其共和国政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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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党后来在1930年时改名为共和人民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国民党”。我们现在统一都称它为共和人民党。这个党今天还存在，而且是土耳其第一大反对党，也是最重要的反对党。1950年以后，共和人民党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在政治上占过优势，主要是作为一个反对党存在，至今如此。它曾经上台执政过，包括参加一些联合政府，但是都比较短暂。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凯末尔主义仍然是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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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也就是土耳其建国前夕，人民党成立了。这个党的领导人，也是它的创始人，就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由这么一位声望卓著的人创立这样一个党，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实际上，在1950年以前，几乎没有政党可能实质地挑战共和人民党的权威。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党成立以后，土耳其就建立了一党执政的国家，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因为这个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是有个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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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土耳其真正地建立过一个“党国体制”的话，那应该是在1931年以后。我们知道，一个组织一旦经历过一番伟大的事业（比如革命），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典型的情况：组织中有很多元勋、元老这样级别的“大佬”。尽管有一个像凯末尔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拥有最高权威的核心人物，但是，在共和国人民党内部，还有很多人也都为土耳其的革命事业做出过非常独特的、重要的贡献。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1884—1973）就是一个典型，凯末尔是土耳其的“国父”，伊诺努在凯末尔逝世后上台，则被称为“国家领袖”或“民族领袖”（Millî Şef），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国家元首”。伊诺努还被称为ikinci adam，意思是“第二个人”或“二号人物”。伊诺努的威望也很高，他打过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战役，在决定土耳其共和国主权边界的洛桑会议中，土耳其谈判代表团里最重要的领导人也是伊诺努。凯末尔在1938年去世以后，伊诺努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元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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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父凯末尔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人物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再比如，有一个叫卡泽姆·卡拉贝基（Kâzım Karabekir，1882—1948）的人。凯末尔发动民族独立运动之初，还是在奥斯曼帝国这个框架下进行的，也就是还没有公开宣布要放弃奥斯曼帝国。卡泽姆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军队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手握重兵，驻扎在东部地区。他不但拥护凯末尔，对于在东部联合苏俄对付亚美尼亚、收回领土也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卡泽姆也是土耳其革命阵营里的“大佬”。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不管怎么样，在人民党成立的时候，也就是共和国早期，在凯末尔党人之中，革命的元老很多，各有自己的功劳。他们很多也曾是帝国政府和军队的要人，其出身、背景、革命经历都很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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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末尔作为国父、人民党的创始人，要想大权独揽也绝非易事。因此，初建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必然要经历复杂的权力斗争。简单来说，1923年9月，人民党成立了，共和国随后在1923年10月29日成立。在这个情况下，原有的一些“大佬”尽管是旧时代的人、旧政权的人，但也成了新时代、新政权的人。对凯末尔来讲，他当然希望大权独揽，但是，在威望、背景方面能够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也不少，而其中有一些人在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和政策上，又和凯末尔的主张不完全一致。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泽姆，他的主张就跟凯末尔的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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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建国一年以后，有一些“大佬”就一起离开了人民党。这些人在1924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新政党，叫“进步共和党”（Terakkiperver Cumhuriyet Fırkası），其核心成员其实就是原属人民党的一些“大佬”。当然，这些人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对凯末尔及其同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人民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新的集团、新的政治组织，首先就是因为对凯末尔不满意、对共和人民党不满意，[9]两党之间具体的差别很复杂，我们大致上来说，就是人民党比较偏重于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唯领袖马首是瞻，也就是说，它是比较集权、尊崇凯末尔个人的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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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党离开的这批人并不认同这种作风，他们是反权威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相对自由主义的、温和的主张。他们敢于公开批评人民党。当时，凯末尔党人深受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响，比较提倡国家主义，而这些人相对就会提倡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人对于那些持自由派思想的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所以，进步共和党成立后，凯末尔意识到这种局面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但是人民党也无法马上就直接将其取缔，因为双方的背景都很硬，打击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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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关系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凯末尔个人权力巩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对针对凯末尔的反对行动。比如说，1926年，伊兹密尔就曾经破获过密谋暗杀凯末尔的一个计划，不管其中经历了什么操作，反正进步共和党这个新政党的一些人，就被认为卷入了暗杀行动。既然有人想暗杀总统凯末尔，当然就得镇压！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独立法庭”——这在后来备受争议，已经有些专门研究——对此案进行审判。进步共和党的领导人，也就是一些“大佬”，因为卷入此案，都被审判了，政治上有了污点，当然，他们也就在政治上出局了。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集团，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对于凯末尔和他的这一派巩固权力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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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发表了一场伟大的演说（Nutuk），他讲了6天，把整个革命、建国的过程，用他的思路进行了梳理；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就是确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革命史观或者说革命史叙事的官方版本。此事的背景就是作为领袖的凯末尔，他的权力已经落实和巩固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时候出来讲这个话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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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到1930年，人民党改名为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在土耳其的政坛和政党政治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建国初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而且它要挑战国家领袖所创立和领导的政党，但它最终失败了，共和人民党得以大权独揽。以上就是第一个阶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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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新的共和人民党和凯末尔的领导下，实施的是一种威权主义改革，就是要把那些他们认为落后的、封建的东西统统改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俗化。这些政策实际上针对的是旧的历史集团，这个历史集团包括前帝国的一些政治精英以及宗教阶层，这些人被视为进步的对立面，当然就要被改革或者被革命了，所以，这些人就失去了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反对凯末尔党人以现代化、进步的名义所进行的变革，这些反对声音一度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最终结果是他们都被镇压了。这也就造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土耳其在政治上非常不自由或者说不民主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凯末尔党人通过共和人民党来不断地巩固自身权力的过程。到1931年，土耳其的“党国体制”确立了。什么叫“党国体制”？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即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简称“三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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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凯末尔党人就着手改变国家的政治结构，或者说，改变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党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在1931年，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巩固了，在那一年，共和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新的党纲和党章通过了，其中规定，共和人民党和土耳其政府的机构，就是党的机构和国家的机构是重合关系，党的领导人就是国家的领导人，比如说，共和人民党的主席当总统，党的副主席当总理。四年后，共和人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共和人民党和政府机构的一体化，共和人民党的总书记要兼任政府的内务部长，负责国内安全，而且，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可以兼任省长。所以，我们说土耳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建立了“党国体制”。这也说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所领导的政党和集团在土耳其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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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来从帝国时代就存在的组织和机构，比如一些宗教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此时将面临何种命运呢？首先是它们不能再活动了，不能再以原来的名义，作为独立的组织来活动。它们有的被解散和取缔，有的就变成共和人民党的附属组织，或者直接改组，变成这个党的一部分。对凯末尔党人来说，他们希望人们都变成共和人民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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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在基层如何运作呢？它建立了一些附属性组织，比如“人民之家”，大概类似于中国的文化宫，这类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城镇地区。它们负责宣传共和人民党的政策、凯末尔主义、西方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要对民众进行教化。同时，凯末尔党人也致力于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所以，当时他们鼓励土耳其人都加入共和人民党。这是土耳其在那个时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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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在1924年的进步共和党以后，土耳其就没有再出现过建立其他政党的实验，实际上还是有一次的。在1930年，土耳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自由共和党”（Serbest Cumhuriyet Partisi），这个新政党实际上是由凯末尔本人主导建立的，他找了自己比较熟识的、信得过的一个人，让他主持成立了这个新党，但其实，“自由共和党”影响不太大。当时，成立“自由共和党”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共和人民党的“点缀”，证明它自己不是一家独大；另一个就是凯末尔想提拔一批新人，以便于自己控制政局。对凯末尔来说，作为领袖，他并不直接做党务工作，作为国家总统，他需要控制住自己手下的人，所以，他希望扶植一批新人。当时，在凯末尔下面，由总理负责各类具体事务，而总统凯末尔是不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的。虽然他拥有极高的权威，影响力非常大，但总理是“二号人物”伊诺努，他的权势也很大，作为总理，内阁和具体政府事务都归他管。在这种情况下，凯末尔试图平衡和控制伊诺努的权力，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扶植一批新的自己人，而这批人又不至于坐大。所以，别看自由共和党名字里有“自由”这两个字，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方针政策上，它当然还是跟共和人民党没有什么区别的。不过，它确实提出过一些相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言论政策等。凯末尔选择自由共和党的负责人，主要是看中了这个人不喜欢伊诺努，而且和伊诺努一直矛盾很深，因此利用他来搞平衡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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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共和人民党在巩固自己的权力、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的过程中走得比较远，一些积怨产生了。与此同时，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凯末尔批准成立一个新的小政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所以，当一些人发现出现了新政党，他们就十分兴奋，特别积极、特别热烈地想去加入这个新的反对党。他们在自由共和党中激烈地批评伊诺努，这当然就造成了一定的动荡，也不符合凯末尔当时创立这个党的目的，所以，这个党存在了99天就被解散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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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党之后，前述所谓的“党国体制”才算是正式建立起来。共和人民党将党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合二为一，因此，我们可以在它的党章中读到这样的话：“党重视在进步与发展的道路上，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与联系中，要与所有的当代民族齐头并进，要与它们和谐相处；同时，要捍卫土耳其社会的特质和根本的独立地位。”[12]以上实际上就是土耳其在凯末尔时代的政党政治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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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国体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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