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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伊斯坦布尔，我都会到塔克西姆看一看，并非因为这里有什么美丽的风景，主要因为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中心。2012年10月，我去伊斯坦布尔开会，住在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北面，酒店给房客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终点就是塔克西姆广场。这里也是当地的交通枢纽，游客从这里可以轻松到达各主要景点，并可领略周围如北京王府井般的繁华与热闹，还能看看各式欧洲风格的建筑。在这里，随便找个货币兑换处（döviz），就能把手里的美元或欧元换成土耳其里拉，要比在机场换划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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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西姆广场在伊斯坦布尔相当于天安门广场在北京，虽然它看起来不如天安门广场那么庄严和肃穆，而且，伊斯坦布尔也不是土耳其的首都。广场上有座立于1928年的共和国纪念碑，是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看起来不甚宏伟，但它象征的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所领导的革命。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访问期间，我从未碰上过什么政治活动，但通过读书和看新闻，我知道这里是各种抗议活动聚集的场所——土耳其广场政治的圣地。2005年10月的某个晚上，我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某大学为一批要去往伊斯坦布尔的左翼朋友送行，他们就是要到塔克西姆广场，去抗议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年轻无知的我选择留在了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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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经常会看到从塔克西姆开出的一趟叫“突乃尔”（tunel）的老式有轨电车。我喜欢听它经过时发出的叮叮当当声，对着它拍照，仿佛可以感受到帕慕克说的那种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叹息——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它象征着一个古老帝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如今，它也成了古董，仅供游客体验重回百年前的感觉。平时的广场上满是各国游客，他们穿着休闲，既不神秘，也不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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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场政治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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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正发党统治的前10年，土耳其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在一党独大的局面下，如何理顺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多数人暴政”与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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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已经在土耳其建立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反对党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埃尔多安还想成为普京那样的人物，希望把土耳其改成总统制。这样，埃尔多安不再担任总理后就可转任总统。他希望能够再领导土耳其一些年。埃尔多安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自大、傲慢与专断倾向，在修宪、通过保守色彩的法令、媒体自由等方面，埃尔多安集团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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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曾团结了大批土耳其自由派，但随着它日益表现出的专断倾向，自由派感到颇为失望。长期执政的一个结果就是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尤其是执政者与资本集团的结合。据悉，在塔克西姆广场强拆绿地建商城的背后就有此问题。已经通过收购等手段控制了土耳其大部分传统媒体的埃尔多安，还经常批评社交媒体，说那里布满了谎言，说“社交媒体是社会最大的威胁”。[3]埃尔多安党人在土耳其的统治对占少数地位的边缘群体构成了威胁，甚至让他们感到绝望。这是土耳其在2013年发生全国性抗议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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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土耳其主要城市的抗议，开始于一场发自草根阶层的环保运动。它的导火索还包括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限酒法令。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抗议更多地指向了现政府与埃尔多安。抗议者还冲击了正发党的党部。这场抗议行动的主体，除了有过去10年里在民主选举中失利的反埃尔多安和反正发党的势力，也有一小部分原先支持正发党的自由派。席卷土耳其的反政府抗议行动，容易让人想起早先几年的大规模游行。2007年，蔓延土耳其全国的示威是世俗主义者在土耳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攻，但终无实际效果。过去的抗议主要是与选举政治有关，而发起自加齐公园的抗议，反映的主要是边缘群体与反对派针对正发党一党独大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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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执政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正发党统治的10年，颇类似于1950年上台的民主党的10年。在20世纪50年代，曼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在土耳其大选中连续以绝对优势取胜。与正发党的10年相似，在民主党的统治下，土耳其经济蓬勃发展，现代化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前半段，民主党也是一党独大，后日益表现出独裁倾向，限制反对派，控制媒体。1960年，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曼德列斯政府，并最终绞死了曼德列斯。领导政变的图尔凯施少校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上年纪的土耳其人还记得，在60年前的凌晨，他通过广播宣布推翻政府并接管政权。当时，土耳其人民确实是欢迎军人干政的。这在土耳其当代史上开了个不好的先例，那就是政治纠葛最后要由军队出来干预。当然，历史地看，奥斯曼帝国也不乏类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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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曾经也属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的总统居尔，在呼吁各方保持冷静的同时，肯定了民众的抗议权，他强调，在民主政体中抗议与游行是正常的，民主并不只是关乎选举。在土耳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文武关系这个历史难题的情况下，身份政治以及一党独大所引发的问题，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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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如果说“阿拉伯之春”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专制向民主的过渡，那么，土耳其的危机就是民主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它主要不是民生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多数人暴政的问题，是如何保障边缘群体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是认同问题，也是价值问题。换句话说，在根本的意义上，它不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不只是个简单的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问题（若以是否支持正发党为准，支持正发党的选民大概占总人口50%，反对正发党的占35%），而是一个自由与价值的问题。其中有教俗之争，还涉及大量边缘群体，包括自由主义者、少数族群（库尔德人、阿拉维教派）、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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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由世俗主义者建立的国家里，世俗主义者却感到越来越不自在。占总人口约15%的激进世俗主义者，他们的自由又将如何得到保障？有一个土耳其网民向埃尔多安抱怨说：“你是谁？你是我爹吗？你凭什么告诉我该怎么生活？你凭什么管我喝不喝酒？”反之，若是由激进世俗主义者执政，自由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它还是要面对占人口多数的保守选民，其中还有占总人口约15%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他们标榜的是信仰自由。激进世俗主义与激进伊斯兰主义是冲突的，其价值观的前提分别是人本与神本。后者并非不谈自由，而是谈论不同的自由。两者谈论的自由的大前提是不一样的。细究下去就是文明的、信仰的冲突。无论哪个集团上台，都将限制对方的自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除此之外，其他边缘群体的诉求也都涉及价值与认同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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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方面情况，目前土耳其由中右的、保守的正发党执政算是最不坏的选择。正发党或埃尔多安的支持率是50%左右，但由于10%这个得票率门槛的存在，以及反对党的分散，正发党在议会里获得了绝对优势，要限制它的权力，只能等待社会阶层与反对党之间的进一步整合，最终形成较稳定的两党制格局。在土耳其，政治走到了瓶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边缘群体针对正发党保守主义和独裁倾向的抗议示威，对其自大倾向也算是一种警醒。总而言之，土耳其政治的根基不是少数激进分子，而是绝大多数的温和人士，他们不要极端的世俗主义，也不要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困境在于，它的政治建立在一个价值分裂的社会之上；它的支柱在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保持经济发展与维系政治—价值平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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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宪与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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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在最频繁出现在国际媒体头条上的各国领导人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堪称抢眼。他曾以“男女生来不平等”的言论、建立在森林保护区内有1 100个房间的新总统府以及大量逮捕反对派和记者而闻名。多年来，在达沃斯论坛上“发飙”，高调支持巴勒斯坦，与欧盟和美国的龃龉，以叙利亚难民危机威胁欧盟，在库尔德问题上态度强硬，在“伊斯兰国”问题上特立独行，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平息军人政变，在东地中海争夺油气资源，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回清真寺，在“纳卡危机”中支持阿塞拜疆，推动成立“突厥语国家组织”，等等，这些都使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土耳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除了上述问题，从土耳其内政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长期执政，他已经连续担任三任总理、两任总统，其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已大大超过了国父凯末尔，且目前看他有可能继续干到2028年。21世纪前期的土耳其历史，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由埃尔多安定义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埃尔多安在2017年推动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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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的修宪公投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这是一次没有太大悬念的公投，最终的计票结果和之前的民调数据也相差不大。修宪公投通过后，一些反对派对结果提出质疑，但这只是他们反公投立场的延续，不能改变结果。探讨这次修宪公投，首先需要对它有个定性。以较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看，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它涉及政体的转变。如埃尔多安所言，“这次公投关乎土耳其新的政府体系，这是一次关于改变和变革的选择”。奥斯曼帝国在1876年立宪改革时就确立了议会制，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依然采取议会制，经过1946年实行多党制和后来两次颁布新宪法，土耳其的议会制都没有改变。修宪公投后土耳其从议会制改行总统制，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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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宪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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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加齐公园运动之前，埃尔多安就提出过改行总统制，但我们可以把事情追溯到2014年8月，那时，已经当了11年总理和正发党党魁的埃尔多安如愿在总统大选中胜出，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第12任总统。埃尔多安初步成功地上演了俄罗斯的普京模式：因为总理不得连任三届，埃尔多安干了三届总理后，寻求成为总统，就是他能够继续掌权的必由之路。不过，根据土耳其宪法，土耳其并不是总统制国家，总统权力并不是很大。所以，自担任总统以来，作埃尔多安便大力推销总统制，以取代土耳其长期以来实行的议会制。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埃尔多安能够连任一次的话，他就能作为总统干到2024年，而改为总统制后，之前的任期可以不算，那样其在位时间就很可能更长。不管如何，他的任期都应该能够覆盖到土耳其建国百年的时间（2023），到那时，埃尔多安就全美了他在土耳其政治历史上的名望、地位和影响。这无疑体现出埃尔多安是一个颇有野心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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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创立的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以来，连续多次赢得议会选举，多年中政绩显赫，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改变了土耳其，并为土耳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与目标。但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饱受争议，他经常被西方媒体指控的事情有：铁腕镇压库尔德人，钳制国内舆论，公然逮捕持反对意见的记者，冒世俗主义之大不韪，讨好伊斯兰主义势力，等等。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左翼人士、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阿拉维派、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都成了他的反对者。有统计结果显示，这些被埃尔多安通过各种暴力和不光彩手段打击的对手如果能联合起来，将占到土耳其选民的40%强。面对如此多的敌人，如果不想被秋后算账，埃尔多安就必须尽可能一直掌权，并以足够的权力和成就为自己退休后留下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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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理转为总统之后，埃尔多安就多次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搞一部新宪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搞总统制。2015年12月23日，埃尔多安提到，土耳其的各政党再也不能无视推动新宪法的进程了。埃尔多安这个提法的背景是大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同意了与时任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1959—）会见商谈制定新宪法的问题。在当天的会面中，埃尔多安还谈到了总统制，他强调，人们需要就此进行讨论：“既然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总统制，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放弃和逃避它呢？”“决定这个问题的首先是议会，然后是我们的民族。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在议会中的政党再也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了，此事（总统制）已经成为我们人民的清晰且强烈的要求。”埃尔多安呼吁：“为了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体制，我们要求有一部新宪法和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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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在当年的议会大选中，正发党一度失去了多数地位。在2015年6月的大选中，正发党没有拿到议会半数即276席，这无疑沉重打击了埃尔多安。“所幸”三大反对党组阁失败，2015年11月1日土耳其再次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这次正发党卷土重来获得了317席，超过半数，得以单独组阁。但按照土耳其宪法规定，要想不经过全民公决而由议会决定是否修宪，需要至少三分之二议席（367席）的支持，而只有得到不少于330席的支持，才可以将修宪案付诸全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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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新宪法和实行总统制，都需要大国民议会中至少一个反对党的配合才行。但当时来看，反对党对制定新宪法的共识是有的，对总统制的共识并不多。从当时的民调来看，63.5%的受访者支持总统制，29.3%的人支持维系现行的议会制，90%的人赞成制定一部新的宪法。2015年12月14日，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就说过，土耳其可以分别举行两场全民公投，一场针对新宪法，另一场针对总统制。对于总统制，达武特奥卢的表态是，政府不会强加给人民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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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多月前还在为保住执政地位绞尽脑汁的埃尔多安忽然再次高调提出修宪和实行总统制呢？概言之，2015年以来土耳其国内外尤其是周边地区局势的动荡，为埃尔多安实现其在内政上的野心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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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叙利亚难民问题。为了阻止难民继续大规模涌向欧洲腹地，欧盟做出决定，承诺资助土耳其30亿欧元以解决安置问题，并重启土耳其入盟谈判。在欧盟面前，难民成了土耳其的一大筹码，从欧盟得到经济补偿倒在其次，重启入盟谈判的政治意义才是更重要的。虽然对欧盟来说，这更多的只是缓兵之计，土耳其也未必不知道，但两方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在这个游戏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对土耳其来说，对西方的向往是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的梦想，更是凯末尔主义所奠定的国策，加入欧盟也是土耳其数十年来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对于土耳其未来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政治的改造与文化的创新来说，加入欧盟都是有利的契机。重启入盟谈判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个来之不易的进步，尤其是过去，反对派对正发党的保守性予以攻击时，总说它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毫无作为。此时欧盟给正发党这么两个“大红包”，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正发党都得到了不小的好处，欧盟的姿态至少短期内有利于正发党重塑形象并堵住反对派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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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欧盟（其实也包括北约）是土耳其内政的外部规定性力量。比如，正发党在过去正是利用欧盟对成员国资格的要求，一步步限制和排挤军方代表的世俗集团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是结束了长期以来平民政治屡屡被军事政变（干预）打断的历史；二是通过打压军方的政治影响力，为保守的伊斯兰主义势力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巩固了其在保守的、虔诚信教的选民中的地位。军方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认为土耳其是世俗国家，所以才有民主，哪怕是温和的伊斯兰也不能与世俗主义并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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