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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频繁的恐怖袭击，无论是2015年7月在边境城市苏鲁赤发生的针对库尔德人的恐怖袭击，还是2015年10月初在首都安卡拉火车站发生的恐怖袭击，都造成了土耳其民众的大规模伤亡。对于2015年11月发生在巴黎的暴恐事件，在土耳其举行的G20峰会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体现出全世界在反恐尤其是在打击所谓“伊斯兰国”问题上的共识。而恐怖主义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正是滋生强人政治的沃土，目前中东普遍出现了人心思稳的趋势，土耳其人也不例外。对稳定的渴望会使民众寄希望于一个高效的政府和果断的领袖来控制局面，而这正是埃尔多安在宣传修宪和推销总统制时所一再强调的“人民意愿”以及他所保证的能够带来的结果。回顾过往，在2015年6月和11月的两次选举之间，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民情和舆论的操控与把握是很到位的，对安全、稳定和高效的需求成了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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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上升以及埃尔多安集团对此的持续操控。在2015年11月的选举之前，土耳其政府就高调打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之后又击落了俄罗斯战机，这些都在土耳其国内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很明显地提升了埃尔多安集团的支持率，以至于达武特奥卢表示如果再搞一次选举，正发党肯定还会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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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困扰土耳其的噩梦。原本在2015年6月的大选中，左翼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HDP）异军突起，获得了超过13%的支持率。但在之后不断爆发的恐怖主义活动中，该党被指控没有撇清其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从而失去了一些选民的支持。土耳其民众面对在库尔德地区层出不穷的袭击事件，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和解进程”随之终止。正发党主导的政府高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举动赢得了一部分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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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各方都觉得土耳其的举动匪夷所思，当时尚无定论。后来土耳其政府说是军队中的“居兰分子”[5]所为。在当时的诸多猜测中还有一种，即怀疑这是土耳其对俄罗斯袭击伊拉克边境上的土库曼人（被认为是土耳其的同族人，伊拉克第三大民族）的报复。这在两个方面关乎土耳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个是所谓同族关切（这与“泛突厥主义”不无关系），另一个是近代以来土耳其民众中就存在“恐俄症”。这次“勇敢之举”给埃尔多安加分不少，其支持率一下子蹿升到60%以上（前述63.5%的受访者支持总统制显示的其实就是对埃尔多安的支持）。民族主义情绪在击落俄战机事件后的上升，从荷兰驻土耳其大使馆被“误伤”一事即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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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土俄危机，埃尔多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很好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他说，击落俄战机一事就可以暴露出土耳其人中是谁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就像我们想到在过去有人基于意识形态选择站在苏联的一边。我们知道一个真相，那就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分子、一小撮自由派、新民族主义者甚至个别的民族主义分子在今天就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埃尔多安称这些人是民族的敌人。[6]埃尔多安特别暗示的应该就是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德米尔塔什（Selahattin Demirtaş）当时对莫斯科的访问。时任总理达武特奥卢也对此表示批评，说人民民主党在寻求“同所有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势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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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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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现实情况外，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沙非（Patrick Scharfe）还提醒我们，要从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中去寻找埃尔多安力图修宪推行总统制的理由和信心来源。[7]土耳其第一部宪法就规定绝大多数权力被赋予大国民议会而不是总统。即使是权势巨大的国父凯末尔做总统的时候（1923—1938），也力图维持稳定的议会制基础，他曾说过：“我国总统的唯一功能就是签署文件。”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不存在威权主义。1950年上台的曼德列斯和他那既保守又亲西方的民主党就曾利用“勾结共产党”的罪名镇压反对派，并利用选举优势实行“多数人的暴政”，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不甘拱手让权的军官和官僚在1960年发动了政变，从此开创了之后土耳其政治的一个模式，即每当平民政客不能维持政局时候，军方就会介入，重塑政治，捍卫世俗主义和宪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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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1982年宪法也是在上述历史逻辑下产生的。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对土耳其1982年宪法的不满，因为“现在通行的土耳其宪法非常缺乏合法性，它是土耳其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暴力的军事政变的产物，于1982年开始实施，现在土耳其人普遍认为应该以新宪法替换掉它，因为土耳其各政治集团都认为该宪法无法保障基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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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列斯的执政历史说明限制总统权力可以阻止个人独裁，但无法阻止多数人的暴政，那么，政治学家们一般认为的总统制比土耳其现行的议会制更容易走向专制暴政就显得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土耳其国内一直流传着埃尔多安想通过总统制成为独裁者的说法，埃尔多安对此进行了驳斥。针对那些反对总统制的意见，埃尔多安说：“他们的反对不是基于原则，而是个人化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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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埃尔多安不是第一个提出实行总统制的人，那些宣称总统制只代表了埃尔多安的个人野心或独裁梦想的人，是罔顾历史的。就连目前跟埃尔多安集团成为死对头的著名宗教大师菲图拉·居兰（Fethullah Gülen，1941—）[9]本人也在十几年前承认，过去的几任土耳其总统都曾咨询过他关于实行总统制的问题（坊间有一种说法是居兰在数年前没有响应埃尔多安召其回国的邀请，是因为他不支持埃尔多安以后出任总统，背后的原因则是美国不同意）。也就是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厄扎尔总统以来，土耳其就在讨论总统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埃尔多安并不是唯一的，但显然他是最成功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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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80年军事政变的产物，土耳其1982年宪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赋予总统这个职位广泛的“反制”权力，平衡民选政党的“反动倾向”，尤其是伊斯兰主义倾向。比如，总统可以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总统能够在紧急状态下绕过总理召集部长会议，总统可拒签他不同意的议会法案，并将其退回大国民议会再议，土耳其的公立大学校长由总统任命，总统是肩负“监国”重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在过去这些年中，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厄扎尔，土耳其的总统都有军方背景或是高级官僚出身，基本上有效地实现了军方当年关于总统职位设计的初衷。但除此之外，之前的总统基本上没有完全动用过他的广泛权力，土耳其仍然保持了一个议会制国家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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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14年以后，埃尔多安这个总统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就是他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之前的总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2007年居尔当选总统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挫折，尤其是遭到了世俗主义反对派和军方对居尔的宗教背景的强烈抵制。借此机会，正发党搞了个全民公投，修改了宪法中关于总统选举的条文，那之后宪法就规定土耳其总统将由选民直接选出。埃尔多安在2014年8月上台，他就是第一个经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总统］从作为‘隐秘国家’（derin devlet）监管各种机构（比如司法或者大学）的工具，变成了人民意愿的潜在表达。无疑，2014年8月以来埃尔多安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当选的。”[10]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土耳其人说：“看看现在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权势和种种表现，土耳其难道不是已经是事实上的总统制了吗？总理达武特奥卢哪里有什么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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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历史与现实来看，总统制的呼吁在2014年以后的土耳其不可谓不具备条件。如前所述，埃尔多安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高调地提出总统制议题，无非是在土耳其各方肯定要讨论新宪法的背景下借机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与诉求罢了。考虑到1982年以来，宪法大部分内容已经被修订过了，制定一部新宪法也可以预期的。埃尔多安凭借其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手腕让正发党继续支持，让反对党民族行动党（MHP）也配合支持搞总统制，在这个意义上，土耳其的这个重大政治转变带有非常浓厚的埃尔多安个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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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土耳其今天的变革是20世纪40年代多党民主制和80年代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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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土耳其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后，在政治上日益宽松化，过去受到压制的政治力量，比如少数族群库尔德人和宗教保守势力兴起，对凯末尔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体制和世俗主义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进而使土耳其政治和社会走向了多元化。面对这种多元化趋势，土耳其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现实。事实上，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土耳其政治或社会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没能在多元化时代找到恰切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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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厄扎尔执政时期，土耳其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是新一轮的全球化，二是冷战两极对立的结束。在这种格局下，土耳其在经济上改变了过去长期的国家主义政策，实行更为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使土耳其出现了一个新兴中产阶层，他们在经济上虽然碎片化但更有活力，在文化上趋于保守，有别于大城市中的西化精英阶层。这个群体成为土耳其小亚细亚地区的一股新兴力量，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的重要支持者。从繁荣党到正发党，它们顺应了土耳其经济—社会变化的历史潮流，获得了重要政治影响力。2002年上台以来，正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逐步加强，权力不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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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埃尔多安从20世纪90年代做伊斯坦布尔市长，发展到现在掌控整个国家，甚至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卡里斯马式政治强人。土耳其的政体变化，既是埃尔多安主动把握和塑造的结果，也契合了土耳其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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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于2019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被埃尔多安提前到2018年6月，埃尔多安顺利当选总统，任期五年，如果顺利，他还有可能连任一届。这时的土耳其已经正式终结了其近百年的议会共和制，转变为总统握有更大实权的总统制政体，这可谓是埃尔多安主义的胜利，也意味着土耳其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埃尔多安主义时代的过渡趋于完成，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统治进入极盛时期。经济的自由化、社会的保守化、外交的多边化与政治的独断化，是埃尔多安时代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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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2023年愿景”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发党政府于2011年提出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在2023年土耳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使土耳其的GDP进入世界前十位。2021年2月初，埃尔多安又重申了GDP进入世界前十的目标，并宣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对大型项目的投资，除了基建，还有有争议的伊斯坦布尔新运河项目，以及太空技术、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项目。2020—2021年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土耳其的影响也很大，土耳其经济在2020年勉强避免了负增长，预计2021年增长率能够达到4%。不过，土耳其的金融市场极不稳定，尤其是在2021年，受全球疫情蔓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元升息预期及埃尔多安的“低利率经济哲学”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国内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失业率很高，土耳其的经济总量也一度跌到了世界第20名。要实现“2023年愿景”的目标，土耳其还需付出很大的努力，可能也需要一些“运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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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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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伊斯兰国”兴起于中东的时候，埃尔多安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值得关注：“有的人提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仿佛伊斯兰世界盲目地、狂热地并整体地要与西方敌对；也有人把伊斯兰教简单地与恐怖主义画等号，并昧着良心地去制造一种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我们都坚决地反对这些做法。”R.Tayyip Erdoğan,Küresel BarışVizyonu,İstanbul
:MedeniyetlerİttifakıYayınları,2012,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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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rdogan
:social media is the worst menace to society”,https://www.france24.com/en/20130603-turkey-twitter-social-media-menace-erdogan-sarkozy-london-goldman-sachs-parallel-diplomacy（获取于202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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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Ümit Cizre
:“Ideology,context and interest
:the Turkish military”,in Reşat Kasaba,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vol.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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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讨论参见本书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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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ily Sabah,2015/12/24,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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