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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土耳其人对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军事政变的评价，存在重大分歧。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左派，包括自由派，他们都对军人干政有很大意见，都指责大多数政变是不好的，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为1961年被绞死的曼德列斯招魂翻案的现象。不过，左翼对1960年的政变似乎没有大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曼德列斯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推翻他是大快人心的。埃尔多安则更喜欢借用曼德列斯暗指自己，觉得自己很像他，如此将自己塑造为悲情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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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并不把自身定义为社会上的某一个利益集团，也并不认同于任何一个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它主要着眼于国家统一与安全、政治秩序、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就像卡尔帕特（Kemal Karpat）指出的：“土耳其军官们继承了久远的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即认为自己是拥有军事实力的政府权威……军方自始就一直自视为一支现代化的政治力量，并且实际上是土耳其社会的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工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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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耳其军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短期来看，正发党对军队的数次整肃，使得土耳其军队不再是铁板一块。如有专家认为，“额尔古涅昆案”“一劳永逸地埋葬了土耳其军队”，使军队再无可能干预土耳其政治。从这次失败的军人政变即可看出，土耳其大部分军队并没有参与政变，参与的只是一小部分，且不管他们是居兰追随者，还是极左或极右分子，他们都只是军队中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也反映在军队中。现在的土耳其军队内既有世俗主义者，也有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还有极左或极右分子，有反对埃尔多安的人，也有支持埃尔多安的人。此外，土耳其军队还是过去那个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涉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一些特权），埃尔多安上台以后的改革有一部分就是针对旧体制的特权的，这自然会得到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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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非主义与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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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7·15”政变还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土耳其官方所说的政变发动者是渗透进军内的“一小撮”居兰追随者。现在菲图拉·居兰在世界上因为这场流产的军人政变而声名大噪，这非常不符合他一贯低调的风格。根据已有的研究，居兰属于现代的苏非派（al-Sufiyyah），有人还称该派为新苏非派，以区别于传统的苏非派。我无意于纠缠居兰到底在这次政变中发挥了什么角色，更想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某种说法（无论真假）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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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人们相信一些说法，并没有经过自己的验证，甚至也不需要看到证据。就像孔飞力的名作《叫魂》中所揭示的，大规模的“叫魂案”之所以发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迷信，这是其社会—心理基础；另外一个就是背后的政治动机，其顶端很可能就在皇上那里，而各级官吏在揣摩明白“上意”后，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上靠、向上报。[12]所以，一种跟宗教/神秘主义有关的政治性现象之所以会被人们相信或传播，其条件必然包括宗教性的、政治—权力性的以及历史性的多种因素。具体到当下土耳其的居兰运动这个案例，值得思考的是：一场被外界广泛赞颂了很久的社会性宗教运动，为什么在土耳其国内一直存在着它深深卷入政治的传言？这种明显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暂时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说法为什么会被广泛接受？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由于尚未从事全面研究，在这里我想还是回到长时段的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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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居兰是现代的伟大苏非导师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苏非主义。苏非派的历史与伊斯兰教一样久远。神秘主义（tašawwuf）的实践者都特别强调自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诞生时，强调其根本的教义与实践来自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典——《古兰经》与“圣训”。苏非主义特别强调传承的谱系（silsilas），认为其最初的源头是先知穆罕默德。尽管有历史学家质疑过谱系的真实性，但文本资料和口传的证词（testimony）都显示出其延续性。苏非们总是自视为先知及其同伴们的完整圣行的受托者，诚如18世纪的一位纳格什班迪耶（Naqshbandiyyah）教团的苏非导师所言，纳格什班迪耶的“道”就是“圣门弟子的路，无增无减的路”。随着不同苏非教派的兴起，苏非主义经历了一个开枝散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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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Sufi）一词系阿拉伯语音译，其词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是阿拉伯语“羊毛”的意思。苏非派赋予伊斯兰教神秘奥义，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与世隔绝，其足迹遍及全世界。苏非主义主要是一种修行方式。在宗教现象学看来，苏非主义属于一种宗教神秘主义，作为一个穆斯林的神秘主义者，“他太了解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永恒的”，最完善的定义莫过于说，神秘主义是一种“人类灵魂普遍渴望与神的个人交流的持续和恒常的现象”，有些情况下，神秘主义者感到“自身个体性消散和融合到神性之中的程度，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之中，而与那唯一的存在实在性融为一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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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欧亚地区是神秘主义特别发达的地带。14世纪中期以后，一个苏非派组织——纳格什班迪耶开始在中亚发展起来。蒙古征服对当地宗教的发展曾造成巨大破坏。14世纪中叶，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察合台汗国分裂，中亚地区陷入混乱。在这个背景下，各种苏非神秘主义教派在民间发展起来。纳格什班迪耶就是由巴哈乌丁·纳格什班迪（Baha-ud-Din Naqshband Bukhari，1318—1389，其陵墓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创立的苏非主义教团。后来，纳格什班迪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教团，并在定居民和游牧民中都扩大了影响。该教团包含了两个支派：主张内省默祷的虎非耶和强调高声祈祷的哲合忍耶。在昔班尼的乌兹别克汗国，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影响广泛，其总部设在布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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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40年代后，纳格什班迪耶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国际化：在中亚，它拥立君主，控制了从布哈拉到莫斯科的贸易，获得了大量教产；它在蒙古等地建立分支，并向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发展。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纳格什班迪耶在开罗、也门和麦地那的宗教学校建立起自己的影响，且不受奥斯曼帝国宗教权威的管控。纳格什班迪耶对后世众多伊斯兰复兴运动都产生了影响，包括清朝中期马明心（1718—1781）创立的新教其实也是哲合忍耶的重新引进。到17世纪中叶，作为一支世界性的伊斯兰宗教力量，纳格什班迪耶通过其基层组织、学校和客栈的联盟，控制了中亚，并在西亚和南亚具有重要的地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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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再举北非地区的例子。马格里布是非洲较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在非洲的伊斯兰化过程中拥有独特地位。有个因素值得指出，那就是伊斯兰神秘主义（苏非教团）的发展在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包括其与当地政治、军事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跟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马格里布的苏非派更关注伦理与仪式问题，对秘传心法反倒不那么热心。苏非派的长老在当地人民中的影响很大，往往成为超越部落认同的存在，是部落矛盾的仲裁者，对国家政权的权威也构成了挑战。比如，15世纪，摩洛哥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并受到葡萄牙扩张的影响。在中央政权日益衰落、对外国入侵不作为的情况下，当地的苏非派长老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主要依靠柏柏尔部落作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反抗葡萄牙人入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16世纪前半期，在苏非派的支持下，位于摩洛哥南部的萨迪德家族逐渐征服并统一了整个摩洛哥，苏非派更深地卷入了摩洛哥的政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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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返回土耳其。13世纪，在小亚细亚发展起来的贝克塔西教团（Bektāshī Ṭarīqah）在普通农牧民中影响巨大。贝克塔西教团被正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视为异端，因为他们把突厥人的萨满教传统和伊斯兰教相结合，认为万物之灵都可以与萨满沟通。苏非派的长老们（谢赫）和托钵僧对于奥斯曼帝国早期征召游牧的突厥人参军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些谢赫直接参军打仗，后来得到了很丰厚的赏赐。谢赫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类似于基督教国家的随军牧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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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一层历史性的关系，贝克塔西教团后来就与禁卫军产生了密切关系。在1591—1592年，为了庆祝伊斯兰历的千禧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正式将贝克塔西教团的长老以及8个托钵僧纳入禁卫军体系，从而使得贝克塔西苏非教团与禁卫军结成了同盟。著名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专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曾写道：“到16世纪末的时候，哈吉·贝克塔西已经正式地被当成了保佑禁卫军的圣人，会有一个贝克塔西教团的首领常驻军营。贝克塔西教团和禁卫军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每当有新的教团领袖即位的时候，他都要去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军营中，接受禁卫军阿加给他的加冕礼。”在1826年，禁卫军被消灭的同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还将与禁卫军关系密切的贝克塔西教团宣布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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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进入共和国时代后，凯末尔政权继续禁止苏非教团的活动，国家成立了很多现代的人民组织与团体，以取代宗教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苏非派导师比如努尔西（Nursi）就长期被流放和软禁，但还是有很多人秘密地追随和供养他，并以手抄本的形式散播其思想。在1946年的民主化之后，原先被禁止的宗教活动逐渐勃兴起来，并开始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像努尔西和菲图拉·居兰等新时代的苏非派导师的活动赢得了众多民众追随。围绕他们形成了新的宗教社团，这种宗教团体的出现也适应了土耳其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城镇化削弱了传统血缘关系以及像伊斯兰教兄弟会那样的传统组织形式，由此，人们在日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时代寻找到了新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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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团既不需要正式的会员制，也不需要入会仪式，更不需要特定的空间来集会。成为宗教社团的一员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特定的行为。一个人只要认同努尔西或居兰等人的思想，就不难找到同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其成员聚集到一处，宗教社团就能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宗教社团中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某种成文规则上，而是建立在对共同观念的接受以及对宗教社团内部的社会关系、等级秩序的接受和服从的基础上。一个接受了这些东西的成员，往往会努力地融入宗教社团之中。换言之，现代的宗教社团与传统社会的苏非教团相比，在组织形式上是更为灵活和松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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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居兰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神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以居兰为名的宗教性社会运动，往往被社会学家称为“居兰运动”。居兰在20世纪90年代末移居美国。普遍认为，以居兰为名的运动成立和控制了大量的慈善组织、学生团体、文化协会、企业和公司，以及上千所学校，还包括大众传媒，如《时代报》（Zaman）。据估计，居兰运动控制着上百亿美元的财富。对于这个组织，土耳其国内外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它代表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发展，也有人认为它是秘密宗教组织，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很多土耳其人都相信，居兰的追随者已经控制了警察、司法和内务部，甚至渗透进了军队。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被认为曾是居兰最著名的同情者，在他创立的正发党的领导下，更多的居兰支持者渗透到了土耳其的官僚机构中。也就是说现在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也有过很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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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位土耳其学者的说法，围绕居兰运动与历届土耳其政府和不同政治派系之秘密关系的传言，从来就没有断过，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阴谋论（komplolar）。[16]持相似立场的人认为，居兰运动从来都不是为了某一群人的利益服务的，更不是哪股力量的工具，它不是一个政党或利益集团，它是一个“重建民族与世界的运动”。[17]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的是，关于居兰的追随者控制了土耳其多个重要国家部门的传言一直不断，甚至有一种说法是过去20多年的历届政府里都有居兰的人做部长。早在1986年的时候，土耳其军方就清洗了军事学院中的一个居兰团伙；随后，军方又打掉了很多其他的据称是渗透进军队的居兰团伙。在20世纪90年代末，居兰本人不得不自我流放到美国。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一个曾追随居兰多年、后来又离开了居兰的人说：“这些学校就像是橱窗。他们通过夜校招聘人员并开展伊斯兰化的活动……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们现在已经在土耳其占据了高位。他们是政府官员、法官和军官，还有政府的部长。在他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咨询居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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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来，正发党在土耳其连续执政。关于正发党与居兰运动的关系，有不少学者的看法是，两者关系密切，曾是合作关系。2006年5月5日，安卡拉的刑事法院推翻了以前针对居兰的判决。居兰的支持者为此兴奋异常，他们以为居兰或许很快就会重返土耳其。2008年的时候，执政的正发党面临被宪法法院解散的危险，当时有西方的观察家说，如果居兰在此刻重返土耳其，那么，2008年的伊斯坦布尔就可能会成为1979年的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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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埃尔多安集团与居兰运动之间“友谊的小船”是怎么翻了的呢？根据公开资料，我们能够理出的还是一些不同的说法，不足以称之为“史实”。一种说法是居兰向埃尔多安建议司法和警察领域的任命名单，埃尔多安对此感到警觉，发现很多重要的岗位已经被居兰的追随者控制了，遂开始逐渐清除这些人，从而引发了双方的矛盾。2013年年中，土耳其发生“加齐公园事件”，有人称之为“土耳其之春”，这加深了埃尔多安的不安全感。2013年底，土耳其司法体系发起了针对埃尔多安政府高层的反腐行动，这是一起针对埃尔多安政府多位部长的腐败指控，其中牵涉到了埃尔多安的儿子。当时，传票都发出了，但诉讼最后被埃尔多安采取果断行动制止。这起司法事件使埃尔多安的声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被认为是居兰控制的司法体系对埃尔多安的报复，现在被定性为居兰组织的反政府活动，是居兰追随者的构陷。此腐败案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在2021年初，又有新政党的领导人旧事重提，称这个案件并没有结束，法院里的案宗在，但还没有审理。这被认为是对埃尔多安的挑战。在“7·15”未遂政变之前，除了及时制止腐败案调查，埃尔多安政府还宣布关闭那些居兰运动开办的高考补习学校。之后，正发党政府指控居兰运动涉嫌支持恐怖主义，拘押了《时代报》的编辑记者并关闭了该报，与居兰运动有关一些企业协会也被突袭。居兰的支持者则不断指责埃尔多安及其集团的腐败和独裁。原来正发党与居兰追随者共同打压军方的一些案子，也陆续被推翻，被拘押的军官们也陆续被释放，这些案子被埃尔多安政府说成是“居兰分子”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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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未遂军人政变发生后，隶属于土耳其总理的官方机构“境外土耳其人与亲属团体总会”（Yurtdışı Türkler ve Akraba Topluluklar Başkanlığı）发布了针对居兰运动的多语言官方声明。其中提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居兰恐怖组织”一直以教育与社会服务为幌子，渗透进军队、司法、安全与情报等政府机关，以及媒体和教育机构，表面上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包括左派、右派、自由派或信徒，他们的目标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不择手段地攫取国家政权，改造世界。声明还说他们极善伪装，难以辨认，不但威胁土耳其，而且还对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全人类都构成了威胁。声明将“居兰恐怖组织”与IS、博科圣地并列，号召全世界共同打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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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兰运动与埃尔多安集团曾为政治盟友，在正发党执政前半期，土耳其政府打压军方，也是政府与司法体系联合完成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或许可以被看成是共同敌人被清除之后两个曾经的盟友的角力。目前大多数分析都有某种“阴谋论”色彩，尤其是土耳其政府和居兰的支持者各执一词，政府现在将居兰运动描画成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说它是“平行国家”，居兰的支持者将矛头更是直接对准了埃尔多安，说他是个腐败的独裁者。“7·15”政变发生后，埃尔多安第一时间就说是居兰的追随者发动了政变，在很短时间逮捕了大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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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失败后，土耳其发生了主要针对居兰运动的清洗，大量人员被抓捕或解雇，政府在宣传上也大肆攻击居兰。有外媒认为这是当权者借机收拾反对派。政治清洗甚至波及居兰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老家考荣居克（Koruncuk）。从电视播出的画面看，居兰的老家还是个偏僻落后的乡镇。居兰的侄子被带到安卡拉质问，以居兰父亲名字命名的当地清真寺（Ramiz Efendi Camii）被摘牌，居兰的故居差点被纵火，现在当地居民都不愿意讨论他……在居兰成为现政府的对头之前，土耳其很多人公开对其表达敬重，包括现任的土耳其领导人也曾经如此。如今人们已经不想提到他，也可能是形势使然。对一个人的评价和记忆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原来可以如此复杂多变，还好现在不是古代，不会仅仅留下一种声音，多元的声音或许有利于未来的历史研究者“还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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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波云诡谲的一切的发生又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呢？起自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排斥传统的苏非教团的过程。在禁卫军时代，苏非教团与军队的关系是正常的、公开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机的。那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但改革以后苏非教团被国家权力定为非法，不只是在帝国晚期，在共和国时代前期也是如此。这就使不能公开活动的苏非教团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为各种阴谋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尽管在民主化之后，包括宗教社团这种现代苏非主义活动在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得以复苏，但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仍然是排斥它的。尤其是现代军队已经独立于宗教，而且土耳其军队被灌输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司法、警察、情报等权力部门也都应该是中立的国家机关，如果这些部门被国家之外的团体渗透，将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对军队的渗透，更是一种禁忌。但宗教社团依然在社会上蓬勃发展，并深得人心，政治权力与其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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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土耳其已经非常现代化，但是苏非主义的传统仍然是人们社会与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代土耳其穆斯林对苏非主义的历史及其与当时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有常识性认知的，不管是通过口头传说、大众媒体，还是通过普通的历史学习，这种知识的获得非常容易。这种知识成了他们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知背景与参照。很可能，这是土耳其人能够轻易相信关于居兰运动的各种说法的历史性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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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是死去的过往，它活在当下的物质与社会生活中，也活在人的头脑中。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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