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29824
1702929825
在历史上，军—政、文—武关系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兵权对政权的作用。军旅出身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问丞相赵普：为什么自唐末以来经常出现兵连祸结、争战不休的局面？如何能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赵普的回答是：“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可见，赵匡胤在建政之初就意识到了兵权对自己江山稳固的重要性，就算仅从他在陈桥黄袍加身的经历，他也必能理解兵权的意义。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1702929826
1702929827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从中原王朝扩大到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承继自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而奥斯曼人具有明显的内陆欧亚传统，这就跟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草原游牧民族联系起来了。奥斯曼帝国，还有其他不同游牧民族建立的古代王朝，都是靠军事征服创建国家的。按草原民族的权力规则，统治者是强大的军事领导人，拥有绝对权威，同时，他又高度依赖各部落领导人的忠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曾就中国历史中北朝政治传统说：“北魏皇帝经常率兵亲征，并在战胜之余对掠夺物予以普遍班赐，人人有份。这显然是游牧族的传统：部众只崇拜勇猛的主子，而掠夺物被认为具有‘共有’的性质。”[4]阎教授还曾提到，在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对于皇权的强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异族皇权的强化，与北族部落组织、部落精神直接有关。骑马部落的酋长和部众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从而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关系，颇为不同。”阎教授指出，这种“主奴”关系“是一种无条件的依附和无条件的忠诚”，它有利于强化皇帝制度的专制性质。[5]由这种与华夏不同的“主奴”关系，我联想到一种内陆欧亚传统，也就是这种“主奴”关系的演进。
1702929828
1702929829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欧亚学家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上的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Empires of the Silk Road: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中曾经综述了他和其他学者关于源自内陆欧亚的“亲兵”（comitatus）传统的研究。白桂思认为，“亲兵”传统来自内陆欧亚，至少可以追溯到讲印欧语的人，然后又被阿尔泰诸民族所继承和传播，并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桂思认为，这大概是一种草原传统。白桂思分析了内陆欧亚的不同神话传说，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共性：一个民族集团的崛起，往往是一个被遗弃的具有某种神性的男孩长大后完成的，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主要是得益于一批作为死士的亲兵的无限忠诚。这些人是优秀的战士，对主人忠心耿耿，他们摆脱了对自己家族和部落的从属，而只效忠于这个英雄人物，与主人同生死；而主人也与这些扈从同吃同住，视他们如同兄弟，与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桂思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日耳曼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藏人等民族中都发现了这个传统，而且这个传统还对周边民族，比如对汉人、阿拉伯人产生了影响。
1702929830
1702929831
白桂思尤其指出了阿拉伯人接受此影响最早是在其征服中亚的过程中：有一个阿拉伯统治者从中亚获得了一批亲兵，但回到阿拉伯之后，他真的把他们视作奴隶，结果这批人群起反抗，杀了其主人后就集体自杀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迈蒙也从中亚获得了一批亲兵，据说他是第一个采纳了亲兵传统的哈里发，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阿拉伯统治者发现，阿拉伯人不能成为好的亲兵，不如来自内陆欧亚地区的人那么好用。故阿拉伯人将这个传统保持了下去，形成了马穆鲁克或者叫古拉姆的传统。白桂思说，很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将此简单地说成是奴隶传统，或者叫他们“奴隶兵”，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显然不同于真的奴隶。
1702929832
1702929833
一般来说，亲兵的核心是几个人，但也可以扩展为一支效忠于统治者本人的部队，达数千人至上万人。白桂思在书中提到，唐太宗的时候，有几位突厥亲兵在太宗死后准备自杀追随他而去，但是，他们被制止了，不过后来还是有一个人自杀了，只是这个人的种族身份不详。这个事例其实就反映出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常提及的内陆欧亚传统与周边文明关系中的文化转型问题。
1702929834
1702929835
亲兵传统或“主奴”关系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身上的充分体现应该就是其禁卫军制度。作为苏丹的个人武装，它是加强君主权力的一种保障。禁卫军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系职业军人。他们训练有素，配备有火炮，战绩显赫。很长一段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是地中海世界训练最强、装备最好的部队。
1702929836
1702929837
在奥斯曼酋长领导部落民扩张的早期，其军队的主力是突厥游牧民和穆斯林农民。他们与穆斯林的半行会、半兄弟会性质的阿希（ahi，意思是“兄弟”）团体关系密切，后者以城镇为基地。[6]这些人在战利品和宗教狂热的驱动下四处劫掠，因军事胜利而声名大噪，遂吸引了更多的加齐参加进来。其首领就是以战利品来笼络其追随者的。这时期突厥人的信仰非常粗糙，萨满教和伊斯兰教因素兼有，甚至并不刻意区分穆斯林和基督徒，故其军中也有基督徒。[7]
1702929838
1702929839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2—1389年在位）统治后期出现了一支由皈依伊斯兰教的战俘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归属于苏丹个人。这支新军就是禁卫军（janissaries/yeniçeri，本义就是“新军”）。他们是苏丹的私人部队，是苏丹的“奴仆”（kul）。禁卫军不同于普通的、分封制（蒂玛尔）下的骑兵（sipahis），后者是地方贵族的随从，只是在战时才参加苏丹组织的军队，其他时间属于自由民。不过，16世纪后蒂玛尔制度已经随着禁卫军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了。
1702929840
1702929841
禁卫军主要是通过“奴官制”征召的。简言之，这个制度就是帝国派官员定期到基督教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地区，选拔一些身材和相貌优良的基督徒小男孩，把他们带到伊斯坦布尔后，使其皈依伊斯兰教，脱离与原家庭之关系，专心接受文化和军事教育。禁卫军的人数随时间而增加，16世纪晚期大概有2万人，到19世纪早期已经超过10万人（也有说法是几十万人，随着禁卫军的腐化，也包括很多非战斗人员）。1790年，在册的驻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有12 000人，能够参战的人员也就2 000人。[8]按规定，禁卫军战士在退役之前不得结婚，不过到后期这些规定就日益松弛了。
1702929842
1702929843
禁卫军在早期深得苏丹信任，被赋予了较大特权，以确保其对苏丹本人的忠诚。禁卫军的统领被称为阿加（agha），是帝国要员，有权参加御前会议，地位仅次于维齐尔（vizier，即大臣）。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就是禁卫军出身。禁卫军以小连队的形式驻扎在城里的军营中，和平时期，禁卫军充当护城部队或消防员。
1702929844
1702929845
尽管苏丹总想确保禁卫军的忠诚，但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多次禁卫军叛乱。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禁卫军威胁皇权的情况，应该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小时候。当时，他大概十一二岁，还是个王子，其父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21—1444年在位）去征讨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叛乱，让小穆罕默德留守。禁卫军趁就这个机会闹事，他们说自己的军饷太低了，让这个留守的小王子给他们涨工资，小穆罕默德妥协了。有学者指出，此事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后来禁卫军发动了更多的叛乱。
1702929846
1702929847
自17世纪始，禁卫军日益卷入宫廷政治。当时，年轻的苏丹奥斯曼二世（Osman II，1618—1622年在位）责怪禁卫军败给了波兰军队，怀疑禁卫军效忠的是刚被推翻的上一任苏丹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I，1617—1618年、1622—1623年在位）。一年后，禁卫军杀死了奥斯曼二世，穆斯塔法一世复位。17世纪，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后宫干政。太后柯塞姆（Kösem）把持朝政长达30年。在她晚年的时候，禁卫军和太监两个集团互相敌视。太监军团不支持柯塞姆，禁卫军则支持她。但是禁卫军远离皇宫。当她准备下手收拾太监的时候，太监先知道了消息。她只得躲了起来，但她有一块衣服露在外面，被太监发现了，太监们就把她拉出来给勒死了。
1702929848
1702929849
整个17世纪，禁卫军名声都很差，可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禁卫军因为与苏非教团的关系密切（下文详述），因而学会了各种艺术、手艺和制造业技术，但这也使得禁卫军与城里手工业行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自然会削弱其团结与战斗力，故禁卫军出现了多次战败。而驻扎在伊斯坦布尔之外的禁卫军，往往在后期就被当地社会所同化，比如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非都出现过此类情况。到1730年的时候，由禁卫军领导的一场叛乱推翻了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1703—1730年在位）。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后期，有很多苏丹在位时就被废黜，甚至被杀死，有些还是被残杀的。这些通常是禁卫军的叛乱和后宫乱政共同导致的惨剧。
1702929850
1702929851
随着禁卫军的腐化与败绩的增多，尤其是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连遭惨败，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考虑革新军务了。帝国先是聘用外国军官来训练禁卫军。但是，禁卫军已经纪律松弛，毫无战斗精神，很难适应新战术。于是，帝国又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改革，即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新式军事院校的建立就是一个重要步骤。这种重新培养官兵的方式就等于另起炉灶，撇开了禁卫军。在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的时候，新军建设初见成效。
1702929852
1702929853
但是，腐败的禁卫军还不能轻易打发掉。尽管禁卫军的军事地位弱化了，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已在很多地方发展起来，他们成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1807年，禁卫军再次发动了叛乱，并拥立了新的苏丹。直到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派刚刚组建的土耳其新军镇压在伊斯坦布尔发动叛乱的禁卫军，新军用先进的火炮轰击禁卫军的兵营，当即就杀死了4 000多人，一举粉碎了禁卫军的军事政变。马哈茂德二世借机肃清了禁卫军的全部势力，宣告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进入了新时代。可见想要有效肃清军人政变，还是要依靠统治者自己掌握的强大又可靠的军事力量。
1702929854
1702929855
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军队的现代化。此后，具备现代意识的国家精英多出自军界，这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像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那一代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也是军界出身。他们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具有现代意识，崇尚世俗生活，对国家的未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他们最终在“一战”后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依靠掌握的国家权力推行了世俗化、现代化的改革。从部落兵到禁卫军，再从禁卫军到现代军队，显示着军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逐渐职业化、专业化和中立化的进程。（到如今，又开始出现武装私人化的迹象，比如美国的黑水公司，以及土耳其“7·15”未遂军人政变后上街的“人民自保运动”。）
1702929856
1702929857
二、共和国的文-武关系
1702929858
1702929859
在土耳其，军人的地位一直是很崇高的，代表着进步、现代化与秩序。土耳其流传着凯末尔时代的一个故事：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小姐拒绝了一位军官的跳舞邀请，凯末尔总统看到了，非常不高兴，就上前跟那位小姐说，在我们国家怎么可以有人拒绝一位军人的善意邀请呢？这位小姐就答应了这位军官邀请，两人后来还喜结连理。尽管凯末尔特别重视军队，但他对军队的要求是高于且远离政治。在1938年10月29日土耳其的国庆节，也就是凯末尔去世不久前，他还在讲话中对土耳其军队报以很高的期许，说他们肩负着保卫土耳其共和国、打败国家的内外威胁的重任。1981年，适逢凯末尔诞辰100周年之际，在位于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的一面墙上，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当时的土耳其军政府刻上了凯末尔在1938年土耳其国庆节讲话内容的节选。笔者试译如下：
1702929860
1702929861
他们的胜利与业绩跟人类的历史同步，任何时候都高举胜利与文明的火炬，这就是英雄的土耳其军队！既然你们曾经在最为危险和困难的时刻使你们的国家免于压迫、灾难与敌人的入侵，我毫不怀疑，在这个共和国硕果累累的时代，在配备所有现代武器和军事科学手段的情况下，你们将以同样的忠诚履行你们的职责。我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确信，你们时刻准备着完成你们的使命，捍卫土耳其祖国与同胞（Türk vatanı ve Türklük camiası）的荣誉和尊严，使其免于各种威胁，不管这威胁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dahili ve harici）！
1702929862
1702929863
国父凯末尔留给土耳其军队的这段话，类似于“遗嘱”，它经常成为土耳其军人干政的借口。忠于国父的原则和遗产，是土耳其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明。这可以用1980年军人干政的主导者凯南·埃夫伦将军的一句话来说明，他在1982年为军政府针对国际的宣传材料写了一篇前言，其中写道：“土耳其武装力量……总是忠于凯末尔主义，忠于国父，忠于他的教导与原则，从未脱离国父所设定的道路。而且，他们是国父之革命与训诫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福祉的最忠诚、最有力的捍卫者与保护者。”土耳其军人历次干政还有法律的依据，埃夫伦说：“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武装力量根据军队的《国内职责法典》（İç Hizmet Kanunu）干预［政治］，接管了国家的管理，《国内职责法典》赋予了军队保护与捍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责任。”[9]
1702929864
1702929865
不过，埃夫伦将军提到的这一条法律已经于2013年7月在正发党的主导下被修改了。原《国内职责法典》的第35条是这么说的：“武装力量的职责是按宪法规定保护与捍卫土耳其国土与土耳其共和国。”修改之后，这一条变为：“武装力量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国土免受外来威胁和危险，是确保作为一种威慑性军事力量的维系与加强，是根据议会决议完成海外任务，以及帮助维持国际和平。”很显然，新法典更强调军方对付外来威胁的作用。同一法典的另一条把军队的职责定义为：“有责任学习和运用兵法，以保护土耳其的国土、独立和共和国。”这一条修改后，就把土耳其军队的职责限定为“有责任学习和运用兵法”，后面的干脆删掉了。这样的法律变化，已经清楚地体现出土耳其军队地位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这次“7·15”政变的性质。
1702929866
1702929867
2013年正发党力主修改军队的《国内职责法典》，其背景是2007年的所谓“电子干政”（e-darbe）事件。2007年，出身于正发党的居尔被大国民议会选为总统时，土耳其军队对其不满意，认为他不能捍卫世俗主义（总统在土耳其人心目中是世俗主义的象征，但居尔的夫人戴头巾），故军队在4月27日晚上在自己的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电子备忘录（e-muhtıra），申明了坚定捍卫世俗主义的立场，这个备忘录由总参谋长亚萨尔·卜余卡内特（Yaşar Büyükanıt）亲自执笔。有人称之为“电子干政”。
1702929868
1702929869
2007年的“电子干政”是土耳其军队最后一次正式地、高调地、立场统一地表达对世俗主义原则的忠诚与捍卫。因为在这之后，土耳其军队就陆续陷入了几件所谓的政变大案之中，案件牵涉面极广，数百名军官被捕。据报道，这是因为埃尔多安一直图谋控制军队并清除其中的危险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埃尔多安联合了居兰的追随者，先是在军警、情报和法院系统里安插自己的人，然后让他们去秘密调查军队。自2007年开始，因涉嫌所谓“大锤案”（balyoz davası）、“额尔古涅昆[10]案”（Ergenekon davası）及其他相关案件，先后有几百名高级军官（包括前总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司令）、警官、法官被抓，还有许多现役军官被迫退休。2013年8月，涉及“额尔古涅昆案”的19名退役或现役军官被判处终身监禁，理由是他们属于自称捍卫土耳其民族认同和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极右翼恐怖组织，是渗透进国家体制的“隐秘国家”，密谋推翻埃尔多安的正发党政府。但是，案件的审判过程和证据都存在巨大争议。随着居兰运动与埃尔多安集团关系的恶化（详见下文），这些涉及大量军人的案子又一一被推翻了。2014年3月，被监禁的“额尔古涅昆案”涉案人员被释放，随后此案被定性为“居兰恐怖组织”对军人的构陷。2015年3月，“大锤案”的涉案人员也被释放。负责“额尔古涅昆案”的检察官已逃亡至亚美尼亚，土耳其政府说他与居兰关系密切。之后，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居兰追随者的清洗日益扩大。
1702929870
1702929871
如果不算2007年的所谓“电子干政”，在2016年的“7·15”政变之前，土耳其实质上发生的军人政变共有四次，分别发生在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这些政变都成功了，但其发生之原因各不相同，要么是出现了政党独裁、压制反对派的局面（1950—1960年的民主党），要么是出现了政治极端主义引发社会动荡、街头冲突，而各政党又为了私利互相扯皮的情况（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突出，尤其是左派运动很活跃），要么是出现了政治伊斯兰挑战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自1946年民主化以来一直存在，但1997年的政变才是主要针对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政府）。这些因素往往也会在一个时期内并存，当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当出现了文官政府无能的情况时，土耳其军队就不得不出来重整秩序。埃夫仑在1980年政变后就曾说：“将1980年9月12日武装力量接管国家管理解释为军队进入政治领域是不正确的。这次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阻止民族与国家的崩溃和毁灭了。”
1702929872
1702929873
可以说，以往的政变在土耳其军队内部通常是有共识的，军队在行动上也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也得到了相当多民众的支持。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政变，但从重建国家秩序的角度来说，军队发动政变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对政治—社会失序与侵犯世俗主义体制的干预和匡正，是对土耳其国父所确立原则的捍卫。一俟秩序稳定，军队即快速还政于文官政府。
[
上一页 ]
[ :1.70292982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