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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帝国末期的西式学校尤其是军校培养出来的世俗主义少壮派夺取了权力，而这些新派人士把这个夺权过程说成是进步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这就遮蔽了权力斗争和“阶级/阶层斗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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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信这套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当然没有问题，革命总是要塑造自身的神圣性，否则，只有权力斗争的话，就显得有些丑陋了。当然，大部分人经过现代教育和意识形态洗礼之后，就是相信这套东西的，毕竟这套东西背后有一个压倒性的被建构出来的西方现代社会与世俗文明，从而，新政权和旧政权就必然被说成从头到脚都是不同的，而旧政权肯定是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的、皇权的……共和国就是初升的太阳，是先进的、进步的、开明的、为了人民或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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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革命派也把很多旧的东西改了个新潮的名字，继续用着。在这个过程中，世俗主义就成了一种进步的东西，一种美好的东西，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维护新政权的利益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些东西确实是新的，比如共和制以及西方舶来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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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政权不满的人，开始的时候还有各种不服与反叛之举，但很快就被镇压或者收服了。那些不低头的人，也只能转入地下，或待在监狱里。随着凯末尔去世，政治走向多元化，原先被打压和边缘化的东西自然就会出来。但是，凯末尔主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新的阶层，而这个阶层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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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治开放之后，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及其后代，也拥有了新的政治空间，并且能够把旧的武器（比如伊斯兰教）拿起来，然后结合新的工具进行斗争，而新的工具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自由主义、左翼思想，同时也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这些东西都是很对批判现实者的胃口的，也就是说，能够批判世俗主义者所代表的那个巨大的垄断利益集团。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客们不断揭露这个集团搞政治专制、经济垄断的本质，然后就戳穿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与空洞，说它背离了本民族的最重要的真正的价值（也就是伊斯兰教），也伤害了民族性。说到底，在一个99%的人口是都是穆斯林的国家与社会，如何安放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精神和灵魂？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主义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这是土耳其围绕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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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后是什么呢？当然是被旧体制边缘化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时代的私有经济发展起来后，被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虎”的新中产阶层崛起，要寻求政治权力。所以，这里面有阶层斗争、利益斗争的因素。但斗争是全面的，也包括了意识形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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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新阶层及其盟友赢得了政权，这就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发党政府，他们代表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式的土耳其道路。但这一派人成长和发展的环境，还是一个建立在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土耳其，还有世俗主义的制衡，所以，凯末尔主义及其主张的世俗主义仍然是他们活动的大框架。土耳其还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两党制，但各政党之间的分歧缩小了，尤其是在对待伊斯兰传统和文化方面，激进世俗主义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传统的世俗与宗教之争，其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意识形态上，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整体上还是温和的，是很实用主义的，我们还看不出土耳其走伊朗那种教权国家道路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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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上述意义上，圣索菲亚博物馆被改成清真寺，虽然可以部分地被视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但很难被直接说成是世俗主义的倒退。也就是说，它和宗教本身的关系并不太大，更多的是现实政治对帝国历史记忆的操控，目的是服务于当下土耳其国内的权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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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内政，博物馆改为清真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外界，尤其是西方，对当下土耳其这个执政集团的印象必然会更加负面。加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叙利亚、利比亚、东地中海和难民危机等问题上表现出日益强硬和进取的姿态，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龃龉只会不断增加。但这主要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也是反抗西方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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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耳其有近百个政党。新近成立的政党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于2019年底成立的未来党（GP），以及2020年3月由前副总理阿里·巴巴詹创建的民主进步党（D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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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贝塔妮·休斯：《伊斯坦布尔三城记》，黄煜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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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经人”（ahl al-kitāb）在伊斯兰教中主要是指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这样的拥有《圣经》的一神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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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约翰·达尔文：《帖木儿之后：欧亚帝国六百年权力竞逐》，黄中宪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i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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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s://www.worldbulletin.net/islamic-world/how-was-the-hagia-sofia-transformed-into-a-museum-h123539.html（获取于202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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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C.Başvekalet Kararlar Müdürlüğü,Sayı:2/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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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彼得·伯格等著：《世界的非世俗化》，李骏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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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第十二章土耳其“向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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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世界舞台尤其是中东地区见证了土耳其的崛起。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和地区环境的改变以及自身力量的逐渐上升，土耳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即从长期以来奉行的亲西方、入欧盟的战略，转为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出现了所谓“向东看”的趋势，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关系，更加关注其地区利益，并力图构建自身主导的地区秩序。有人说土耳其要成为“欧亚的中国”。2002年上台至今，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政府一方面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加入欧盟、与美国维持战略性关系等问题开始抱持更为灵活的、实用主义的态度。现在，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在告诉世界，它有一个“大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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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形势及对奥斯曼符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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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年，土耳其不只是在中东地区，甚至在全球舆论的舞台上也经常“抢头条”。这也部分地说明了土耳其的特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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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东地中海地区的形势又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这不仅是海面上的问题，比如围绕油气资源的勘探、划分经济专属区产生的问题，还体现出周边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加大动作，派海军舰船进行所谓调查作业，意在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捞取利益并划分势力范围。危机的主角是土耳其和希腊，当然还涉及利比亚、法国、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家。土耳其和只有它承认的北塞浦路斯结成联盟，在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利益争夺中表现得非常活跃，态度也非常强硬。土耳其还高调地军事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表现也十分抢眼，这跟东地中海局势关系也很密切。土耳其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秀肌肉”，毕竟，土耳其不只是北约里面排名第二的陆军强国，其海军力量也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土耳其做事并非不计后果或非理性，而是在根据自身力量和舆论需要积极进取的同时，做事也留有余地，比如，在东地中海问题上，土耳其后来就放低了调门，撤回了勘探船，表示愿意参与谈判。如果不是受全球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2020年的东地中海局势应该会是舆论场上更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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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些时事热点时，历史往往是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在东地中海问题中，除了奥斯曼帝国曾经在较长时期称霸东地中海这一历史记忆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中也可以观察到奥斯曼帝国元素。在勘探东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军舰船中，有一艘勘探船叫“奥鲁奇·雷斯号”（Oruç Reis），这一看就是为了纪念16世纪的第一代“巴巴罗萨”海盗奥鲁奇（Oruç），“reis”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有“船长”“头领”等。其实，土耳其海军还有三艘潜艇是以奥鲁奇·雷斯命名的。16世纪，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启用北非海盗王“巴巴罗萨”，让其做奥斯曼人的“海军总司令”。“巴巴罗萨”打造了奥斯曼人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了意大利、西班牙联合舰队。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几代“巴巴罗萨”领导的奥斯曼海军在地中海不断碾压欧洲对手，称霸一时，并帮助奥斯曼人获得了对北非地区的长期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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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地中海上展示力量与野心外，土耳其近年与西方的关系也有显着的变化。2014年年中，中东地区开始陷入长达四五年的“伊斯兰国”所引发的乱局。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土耳其最初的表态也很暧昧，让一些人捉摸不透：土耳其究竟为何采取这种态度？毕竟它是北约成员国，按理似乎应该紧密配合西方的表态与行动。有西方评论家多次说，土耳其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土耳其踢出北约了。须知，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土耳其是紧跟欧美的。但是，正发党上台后，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或者说土耳其正在改变其亲西方的国家定位，开始“面向东方、背对西方”。正发党被很多西方人认为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实则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成了中东地区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之一。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2009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2016）“发飙”（后文将具体分析）；在2016年的未遂军人政变后，土美关系也因居兰问题长期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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