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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入欧盟这一土耳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在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后，正发党政府似乎也失去了真正的热情，更不用说土耳其领导人时不时就高调和欧洲领导人互相抨击，甚至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异想天开地说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取代加入欧盟，罔顾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中东剧变引发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土耳其一方面令人称道地接纳了数百万叙利亚难民，另一方面也因为难民问题与欧洲多次发生龃龉，甚至多次以难民威胁欧洲。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似乎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一边倒”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性强国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的野心，比如土耳其还持续在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高加索等地区积极经营、深度参与和高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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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层面上，在“阿拉伯之春”前，土耳其积极发展与叙利亚的关系，也积极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尤其是介入伊核问题，甚至还被认为同情哈马斯。其中值得关注的应该是2010年的“蓝色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事件，当时，以色列海军突袭试图驶入加沙沿海地带的土耳其籍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蓝色马尔马拉号”，造成8名土耳其籍人员死亡，从而引发了土以两国之间的紧张外交局势，土以关系陷入低谷。2013年，经美国总统奥巴马调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向土耳其道歉，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代表土耳其接受了这个道歉，双方关系这才逐渐恢复。直到2016年9月，以色列才完成向土耳其救援船事件受害者支付赔偿款。“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更是积极介入地区局势，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等地建立影响力或积极介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它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尤其是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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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土耳其长期致力于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在其南部边境不断采取跨境军事行动，打击其所认定的恐怖主义势力。叙利亚动荡发生后，土耳其一改与阿萨德政权此前的热络，转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力图在叙北部压制库尔德势力，建立安全区。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和举动，往往被外界解读为某种所谓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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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已经详细讨论的，2020年7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这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和希腊民众之间的心理冲突，毕竟，历史上，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变为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标志，是土耳其人对西方的胜利，今天，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欧洲之间长期冲突的延续。双方在舆论上的交锋持续不断。2020年7月2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86年来举行的首次礼拜，而且亲自诵读《古兰经》的部分章节作为序幕，其庄严肃穆的神圣性效果应该是符合预期的。当时，土耳其国内有很多人关注此事，除了作家帕慕克等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反对外，大部分土耳其人是支持此举的，也有很多人现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相信，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乃至更远的“基督教世界”）的关注者也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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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常常把土耳其的上述种种在外交、地缘政治和内政上的行为与姿态说成是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无论是各方与土耳其在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争执，还是土耳其国内文化、政治上对奥斯曼帝国的怀念，以及各方对土耳其的批评，都说明土耳其、希腊、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都有着某种深刻的“奥斯曼帝国记忆”。奥斯曼帝国尽管已经灰飞烟灭，但人们对它却保留和延续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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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年：埃尔多安在达沃斯的“飙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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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与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激烈争论后愤然离场。根据一些国外评论家当时的说法，总理埃尔多安“发飙”直接改变了达沃斯论坛的沉闷气氛，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嗅觉敏锐的世界各大传媒随后都把这一“风波”作为头条来报道。然而，单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似乎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突发事件：佩雷斯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高声辩护，埃尔多安则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当主持人以超时为由试图打断埃尔多安时，埃尔多安就发火说：“别打断我，你们不让我说话。我再也不会来达沃斯了。”随后，埃尔多安起身退场。事后，埃尔多安说自己离场的原因是主持人没给自己足够时间来回应佩雷斯的发言，主持人给了佩雷斯25分钟，而只给了自己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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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其经过与原因都有了说法，似乎已经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但显然并非如此。对这一事件，我们还应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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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原因。埃尔多安本人的解释是，他在表达对主持人所给时间“不公平”的愤怒。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解释的可靠性，但是，若因此而说出“再也不来达沃斯了”，似有反应过度之嫌。即使我们认可埃尔多安本人的说法，我们也必须说，他在当时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一度失去了理智的。我认为，对于埃尔多安这个久经考验的政客而言，失去理智这个解释有点儿太简单了。埃尔多安的做法也可能是他有意为之，这个“意”或许只是临时决定，抑或是早有“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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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及其所属的正发党代表着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保守主义政治（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中右翼力量）的主流。自2002年至2009年，正发党已经两度执政，牢牢掌控了土耳其的政权。2007年赢得大选后，本来表现含蓄的正发党开始日益强调其伊斯兰主义的一面，推行了很多讨好其“深绿”选民（伊斯兰主义者）的措施，在土耳其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教俗”之争。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土耳其影响较大，而2009年3月底，土耳其又要举行地方选举。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发飙”，很可能意在转移国内民众对正发党统治之下经济形势的不满，从而巩固土民众对正发党的支持。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大部分民众对以色列入侵加沙非常愤慨，埃尔多安在达沃斯高调反以，自然会为其政党加分。当埃尔多安从达沃斯返回伊斯坦布尔时，有大量民众在机场外举着标语欢迎他，埃尔多安俨然成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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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的强硬姿态还是一个象征，即“冷战”后的土耳其重新寻找其国家定位的焦虑感。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曾是美国的盟友，是以色列的中东战略伙伴，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加入欧盟。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大大丧失了其对美国的原有战略意义，欧盟又以各种理由阻挠和拖延土耳其的入盟进程，这种挫折感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的国家，最终导致对欧美的反感与国内的政治伊斯兰联姻。民调显示，2005年后，支持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人从80%多下降到不足40%。有数据显示，土耳其长期是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之一。有美国智库专家曾忧虑地提醒，应该密切注意土耳其这个伊斯兰民主的“样板”正在“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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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土耳其在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中没有任何软实力。但在21世纪，亨廷顿的预言似乎正在变成现实，即土耳其人要获得软实力，就只能“向东看”，重返中东和中亚。土耳其前总统居尔曾说，土耳其在西方最多是“末狼”，而在中东却有望成为“头羊”，也就是领袖。作为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治势力，正发党及其领导人很善于操控伊斯兰话题，这有利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秩序，建立威望，而巴以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发飙”之后的埃尔多安，立刻被广大的阿拉伯穆斯林称赞为“伟大的领导人”以及“一个真正的朋友”，埃尔多安因此也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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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不再面向西方。作为传统上东—西之间的“桥梁”国家，土耳其在21世纪做的只是改变其过分关注西方而忽视周边及东方的做法，要同时重视其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利益。埃尔多安在“发飙”之后就通过电话与佩雷斯和解，并且重申了其不反犹的立场。显然，土耳其绝对不想当哈马斯的“辩护律师”。土耳其仍然需要维持与以色列、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土耳其军方在埃尔多安“发飙”之后也表示，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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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之前不久，埃尔多安也曾在布鲁塞尔展现了他的强硬一面。2009年1月19日，埃尔多安开始其为期三天的布鲁塞尔访问，目的是商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2005年下半年开启的土耳其入盟谈判因为种种原因已处于搁置状态。但埃尔多安并未以低姿态向欧盟示好，反而在很多方面说了欧盟不愿意听的话。他还多次节外生枝地谈到巴以问题，甚至说是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要求以色列不宽恕哈马斯的。不过，这些话除了引起伊朗外交官和阿拉伯民众的赞扬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塞浦路斯问题可谓一个死结。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举行的一次演讲中，欧洲议会的塞浦路斯议员马里奥斯·马特萨奇斯（Marios Matsakis）打断了埃尔多安的演讲，并说土耳其“入侵”了塞浦路斯。埃尔多安当时勃然大怒，他大吼道：“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土耳其有很好的说法。但是，把它在这里说出来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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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2009年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这场“发飙”，可能是21世纪土耳其外交风格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越来越深刻地打上了埃尔多安强硬的个人色彩。埃尔多安这些强硬态度都在宣示：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不容忽视或轻视；它不会再像过去一样“低声下气”地讨好欧美；土耳其要申张自己的主体性，要成为国家定位多元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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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斯曼主义”与“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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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厄扎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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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欧化或西化）与“向东”（地区化）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能。这种选择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在国外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问题”，在此情势下，奥斯曼帝国晚期自保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殖民主义野心。直到共和国建立，土耳其才具有了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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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党人是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种先进（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进步，就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与改革自我，采纳欧洲文明，建成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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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之前的土耳其执行的基本上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外交策略。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面临来自西方的质疑和猜忌，尤其是苏俄曾大力支持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土耳其在当时只能采取孤立主义策略。凯末尔意识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土耳其是多么重要。1931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和平、国际和平”（“Yurtta sulh，cihanda sulh”）的政策原则，实际上，至今土耳其也未背离这一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才审时度势加入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耳其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执行的是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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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控制。这些精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传统的亲西方定位和持续的国内外威胁。冷战期间，土耳其政府认为，其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左翼激进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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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统治精英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似乎非常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进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西方。他赶跑了苏丹，采用拉丁字母，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支持西方对抗苏联的政策，渴望融入欧洲事务之中。像美国一样，土耳其也一贯支持以色列。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比如，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1）土耳其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2）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3）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外，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4）土耳其是当时唯一一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2]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在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结束以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世界和地区局势的剧变，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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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政的角度来说，厄扎尔是土耳其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国家元首。他的上台标志着，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土耳其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造就了一个平民崛起的时代。由于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分工，新的中产阶层在土耳其得到成长，正是他们借助已经比较成熟的土耳其民主政治机制，将厄扎尔推上了领导地位。也可以说，厄扎尔所代表的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土耳其备受压抑的、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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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探索、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厄扎尔寻求的，是土耳其能从对西方的依附性关系转变为与西方建立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并加强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köprü）作用。厄扎尔领导的土耳其执行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坚持东西方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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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扎尔特别重视土耳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领导土耳其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同时，厄扎尔强调传统价值观，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大量获益；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教的立场，并强调自身独特的价值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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