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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的强硬姿态还是一个象征，即“冷战”后的土耳其重新寻找其国家定位的焦虑感。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曾是美国的盟友，是以色列的中东战略伙伴，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加入欧盟。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大大丧失了其对美国的原有战略意义，欧盟又以各种理由阻挠和拖延土耳其的入盟进程，这种挫折感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的国家，最终导致对欧美的反感与国内的政治伊斯兰联姻。民调显示，2005年后，支持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人从80%多下降到不足40%。有数据显示，土耳其长期是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之一。有美国智库专家曾忧虑地提醒，应该密切注意土耳其这个伊斯兰民主的“样板”正在“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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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土耳其在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中没有任何软实力。但在21世纪，亨廷顿的预言似乎正在变成现实，即土耳其人要获得软实力，就只能“向东看”，重返中东和中亚。土耳其前总统居尔曾说，土耳其在西方最多是“末狼”，而在中东却有望成为“头羊”，也就是领袖。作为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治势力，正发党及其领导人很善于操控伊斯兰话题，这有利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秩序，建立威望，而巴以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发飙”之后的埃尔多安，立刻被广大的阿拉伯穆斯林称赞为“伟大的领导人”以及“一个真正的朋友”，埃尔多安因此也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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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不再面向西方。作为传统上东—西之间的“桥梁”国家，土耳其在21世纪做的只是改变其过分关注西方而忽视周边及东方的做法，要同时重视其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利益。埃尔多安在“发飙”之后就通过电话与佩雷斯和解，并且重申了其不反犹的立场。显然，土耳其绝对不想当哈马斯的“辩护律师”。土耳其仍然需要维持与以色列、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土耳其军方在埃尔多安“发飙”之后也表示，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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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之前不久，埃尔多安也曾在布鲁塞尔展现了他的强硬一面。2009年1月19日，埃尔多安开始其为期三天的布鲁塞尔访问，目的是商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2005年下半年开启的土耳其入盟谈判因为种种原因已处于搁置状态。但埃尔多安并未以低姿态向欧盟示好，反而在很多方面说了欧盟不愿意听的话。他还多次节外生枝地谈到巴以问题，甚至说是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要求以色列不宽恕哈马斯的。不过，这些话除了引起伊朗外交官和阿拉伯民众的赞扬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塞浦路斯问题可谓一个死结。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举行的一次演讲中，欧洲议会的塞浦路斯议员马里奥斯·马特萨奇斯（Marios Matsakis）打断了埃尔多安的演讲，并说土耳其“入侵”了塞浦路斯。埃尔多安当时勃然大怒，他大吼道：“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土耳其有很好的说法。但是，把它在这里说出来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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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起来，2009年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这场“发飙”，可能是21世纪土耳其外交风格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越来越深刻地打上了埃尔多安强硬的个人色彩。埃尔多安这些强硬态度都在宣示：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不容忽视或轻视；它不会再像过去一样“低声下气”地讨好欧美；土耳其要申张自己的主体性，要成为国家定位多元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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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斯曼主义”与“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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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厄扎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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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欧化或西化）与“向东”（地区化）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能。这种选择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在国外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问题”，在此情势下，奥斯曼帝国晚期自保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殖民主义野心。直到共和国建立，土耳其才具有了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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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党人是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种先进（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进步，就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与改革自我，采纳欧洲文明，建成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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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之前的土耳其执行的基本上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外交策略。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面临来自西方的质疑和猜忌，尤其是苏俄曾大力支持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土耳其在当时只能采取孤立主义策略。凯末尔意识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土耳其是多么重要。1931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和平、国际和平”（“Yurtta sulh，cihanda sulh”）的政策原则，实际上，至今土耳其也未背离这一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才审时度势加入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耳其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执行的是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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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控制。这些精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传统的亲西方定位和持续的国内外威胁。冷战期间，土耳其政府认为，其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左翼激进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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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统治精英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似乎非常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进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西方。他赶跑了苏丹，采用拉丁字母，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支持西方对抗苏联的政策，渴望融入欧洲事务之中。像美国一样，土耳其也一贯支持以色列。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比如，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1）土耳其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2）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3）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外，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4）土耳其是当时唯一一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2]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在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结束以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世界和地区局势的剧变，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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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政的角度来说，厄扎尔是土耳其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国家元首。他的上台标志着，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土耳其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造就了一个平民崛起的时代。由于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分工，新的中产阶层在土耳其得到成长，正是他们借助已经比较成熟的土耳其民主政治机制，将厄扎尔推上了领导地位。也可以说，厄扎尔所代表的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土耳其备受压抑的、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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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面，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探索、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厄扎尔寻求的，是土耳其能从对西方的依附性关系转变为与西方建立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并加强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köprü）作用。厄扎尔领导的土耳其执行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坚持东西方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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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扎尔特别重视土耳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领导土耳其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同时，厄扎尔强调传统价值观，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大量获益；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教的立场，并强调自身独特的价值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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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与西方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共体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标，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是将欧共体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机遇。他其实很清楚，欧洲国家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更加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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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这么多笔墨写厄扎尔时代的战略转型，并非是厚古薄今，而是基于一个判断，即过去20年来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除了在行事风格上，并没有创造多少全新的事物，他们更多的是继承和执行了厄扎尔的路线。不了解厄扎尔时代，就很难深刻地认识埃尔多安主义[4]的土耳其及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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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武特奥卢：“战略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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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延迟的开始，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5]按照这一逻辑，21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2）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3）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具有特殊地位；（4）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要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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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厄扎尔在总统任上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新路线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他们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并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经济的合作关系，在地区事务中重新回归到过去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在地区层面上的孤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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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回归。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被正发党政府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外交部长（2009—2014）、总理（2014—2016）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达武特奥卢生于1959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本是一名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教授。2008年，笔者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他发言，他对于土耳其未来的思考学理性很强，有深远的历史视野，其为人则是温文尔雅。达武特奥卢的理论建树不少，著述颇多，在国际学界影响很大。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后，达武特奥卢曾长期担任首席外交顾问。2009年他被时任总理埃尔多安任命为外交部长。2014年8月，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第一位民选总统，达武特奥卢顺势接任总理，成为埃尔多安的继任者。达武特奥卢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及其时代，认为厄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他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与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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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可谓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战略纵深》（Stratejik Derinlik）[7]，该书虽然不是专门为正发党而写，但其为土耳其的外交战略规划的新路线图恰好赶上了正发党时代。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否定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遗产，以及土耳其与邻国之间的文化和文明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世界孤立起来了。但是，那里仍然有一个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也就是土耳其需要更加独立、自主且自信，改变过去那种“危机驱动型外交”。这一战略思维的转变，伴随着正发党在2002年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Ömer Taşpınar）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8]“战略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达武特奥卢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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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是一个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和战略家。根据达武特奥卢的看法，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而且还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或许，这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方确实曾经是历史的主要发动机，“但是，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全然西方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武特奥卢主张，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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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torn country），[10]而达武特奥卢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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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设定了五个基本原则：（1）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2）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komşularla sıfır sorun politikası）；（3）不仅与邻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4）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5）实践有节奏的外交，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武特奥卢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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