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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人力资源和金融的流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同时，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文化的边界日益明显，各种边界在土耳其这里交会。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必须找到自己的空间定位。达武特奥卢提出的定位是，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角色”：一方面是自保，另一方面是要把上述空间条件充分考虑到。达武特奥卢强调，地缘政治既与内政密切相关，也与一些不可或缺的价值有关。土耳其的潜力在于用多元文明的软实力沟通欧盟与中东，这种实力是土耳其独有的，且土耳其必须使用这种实力促成未来合作之可能。当然，土耳其在其中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总之，21世纪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重新定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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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管强调正发党时代与厄扎尔时代的延续性，但也不能否认，正发党时代也有其创新之处，这主要还不是指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实际上这个词在厄扎尔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开始突破过去的边疆国家和厄扎尔时代的桥梁国家的定位，欲成为一个汇聚多方资源和优势的枢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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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枢纽国家。达武特奥卢指出，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一个边疆国家，作为北约成员国，它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追求新的国家定位，逐渐成为一个枢纽国家，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它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一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发挥影响力的能力，故可以被界定为一个枢纽国家，而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国家或者边疆国家。另外，达武特奥卢指出，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枢纽国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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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特奥卢总结说，作为一个同时存在于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波斯湾以及黑海的国家，土耳其应该抛弃其作为边疆国家的自我定位，并追求一个新的地位——不仅为自己，还要为邻近（周边）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也就是说，土耳其应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来为其所处地区提供秩序、稳定与安全。达武特奥卢指出，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新视野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外战略，在他看来，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运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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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耳其的周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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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的外交呈现“向东转”、东西并重、多元平衡的特点，这实际上接续的是厄扎尔时代的传统。不同的是，在正发党时代，土耳其综合国力更强了，表现也更为积极和自信了，尤其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如我们在前文所言，2003年美国再次入侵伊拉克，萨达姆倒台，伊拉克成为一个什叶派占主导的、亲伊朗的国家，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出现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被某些人推崇为一个“模式”。土耳其自身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桥梁国家，而是要成为一个地缘战略意义上的枢纽国家。这个时期，土耳其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在2007年开始推行其所谓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旨在通过维持周边地区的稳定，来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上一节讨论的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埃尔多安“发飙”的情况。下面，让我们来简要看看正发党时代土耳其与周边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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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俄罗斯的关系。历史上深受帝俄戕害的国家，都留有很深的“恐俄症”，土耳其亦然。奥斯曼帝国与帝俄的多次“俄土战争”，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战败，他们失去了克里米亚、巴尔干和高加索的大片领土，人员损失惨重，土耳其历史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阵亡将士是在抵抗帝俄的过程中牺牲的。土耳其人长期相信，俄国的终极目标是夺取君士坦丁堡，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这种心态一直让土对俄深怀戒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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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苏联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军事基地，这成为土耳其倒向西方阵营、加入北约的直接原因。当然，这不是说土俄没有建立过友好关系。历史的经验是，每当土耳其和西方的关系紧张时，土耳其就会以改善与俄关系作为平衡，这是土耳其惯用的手法。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在凯末尔带领下进行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它面对的是协约国及其代理人的瓜分阴谋，而苏俄曾基于自身的利益支持土耳其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从苏联得到了不少援助，这被后人称为“列宁—凯末尔同盟”。即使是以亲美著称的曼德列斯，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土关系恶化之时，也一度转向苏联，与赫鲁晓夫达成领导人互访的意向，只是因为曼德列斯很快被军人推翻，访问才没有成行。但整体看，冷战期间的土苏关系还是从属于两大阵营的格局，土耳其是美国盟友，是遏制苏联的重要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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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冷战时代，土耳其的重要战略地位消失，土俄关系缓解，双方的经贸和能源关系加强。土耳其还是俄罗斯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仅2014年前往土耳其度假的俄罗斯人就有约320万，仅次于德国游客的数量。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有较大依赖，俄罗斯也需要土耳其的市场和它作为“能源过道国”的作用，尤其是在俄能源输出因乌克兰危机而受到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土耳其就显得更为重要。另外，在多个地区问题上土耳其与西方存在矛盾，也需要俄罗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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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土耳其在土叙边境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4战机，土俄关系接下来长达半年陷入低谷。不过，埃尔多安还是主动“服软”，和莫斯科改善了关系。其背景主要还是土耳其在与西方的关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土又需要俄罗斯以平衡其与西方的关系，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制裁也令土耳其承受了较大压力。在“伊斯兰国”、库尔德人等问题上，土也需要俄的支持。另外，哈萨克斯坦在土俄关系改善方面也发挥了调停作用。2016年的“7·15”未遂政变后，土俄关系走上快车道，俄罗斯在政变发生后第一时间就表达了对埃尔多安政权的支持。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向埃尔多安提供了将要发生政变的紧急情报。之后，土耳其官方将击落俄战机一事归咎于领导核心在美国的“居兰恐怖主义势力”，说其意图破坏土俄关系。2016年8月9日，埃尔多安访问圣彼得堡，与普京会晤。土耳其提出赔偿遇难飞行员的家属，并谴责了“居兰恐怖组织及其背后的势力”。2017年，土耳其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制裁威胁，决定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在昔日的西方盟友看来，土耳其此举无异于“背叛”，这至今仍是土美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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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土耳其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的土首座核电站破土动工。埃尔多安和到访土耳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安卡拉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了开工典礼。2018—2020年，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土耳其溪”的两条线路先后竣工，一线为通过黑海海底向土耳其供气的管道，二线为通过土耳其向欧洲南部供气的管道。在乌克兰危机和能源价格低迷的背景下，经济上严重依赖能源输出的俄罗斯，当然需要扩大出口，减少对途经乌克兰管道的依赖。除了“土耳其溪”，还有一条著名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旨在铺设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这对德国尤为重要。但为了自己的页岩气能够抢占欧洲市场以及封堵俄罗斯，美国竟以“北溪-2”威胁欧洲能源安全，将会导致欧洲面临俄罗斯威胁为由，连续出台制裁措施，一些欧洲国家也随之向德国发难，致使该项目陷入僵局。这就更凸显了“土耳其溪”的重要性。土俄关系的改善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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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战略眼界当然不只限于一个地区性国家，而是通常纠缠着与美、欧等势力的复杂关系。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在冷战后，其与西方关系出现了重要调整，这也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机会。土耳其有地跨欧亚的特殊地缘优势，还是多年来经济发展迅猛的新兴经济体和中东强国，与其改善和加强关系，对长期遭受西方打压的俄罗斯来说，也有突围和化解自身困境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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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叙利亚的关系。叙利亚问题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对外问题之一，这除了历史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曾误判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命运，从而采取了激进的但又不得不回调的对叙利亚政策。当然，土耳其人也不是先知，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他们重新调整自己的对叙利亚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土耳其以其穆兄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民主政治改造中东、重塑“阿拉伯之春”后的地区政治进程的野心，已经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埃及和叙利亚的局势都没有按照土耳其的预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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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叙关系在历史上有好有坏。叙利亚所在的沙姆地区曾经是以开罗为中心的马穆鲁克王朝的一部分。1516年，奥斯曼人在“冷酷者”苏丹塞利姆一世的领导下从马穆鲁克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次年，土耳其人消灭了马穆鲁克王朝。2013年5月，土耳其欲以苏丹塞利姆命名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三座大桥，就引发了其国内阿拉维派（属什叶派）和伊朗的批评，因为塞利姆一世曾残酷镇压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什叶派，并征服了叙利亚，伊朗借此批评土耳其亲美反叙的立场。直到奥斯曼帝国灭亡，叙利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之后，叙利亚成了法国的委任统治地。1939年，土耳其借纳粹崛起、法国需要拉拢土耳其的时机，从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夺走了其觊觎已久的、位于地中海东北的哈塔伊省，获得了重要的地中海良港和相对于叙利亚的地缘优势，叙利亚人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将其视为耻辱。冷战开始后，叙利亚长期亲苏联，土耳其认为这是苏联在其背后插下的一根钉子，长期敌视叙利亚，甚至还在1957年陈兵土叙边界。此外，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还长期围绕水资源问题发生争执，土耳其位于中东两河的上游，水源丰富，长期不顾处于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抗议，不断建造水坝和水力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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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纲推出后，土耳其与叙利亚一度交好。“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改变了对叙利亚的政策。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在与西方协调立场的同时，也预谋着巴沙尔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执政的“美好前景”，故坚持要求巴沙尔下台，遂与叙利亚当局彻底决裂。但事情并没有朝着土耳其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叙利亚已经成为土耳其外交中最尴尬的一环。土耳其处于多种窘境中：一是阿萨德政府主要依靠伊朗和俄罗斯的帮助度过了危机，基本上不会再面临被武力推翻的命运，土耳其则骑虎难下；二是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逐步壮大，其与长期被土耳其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这被土耳其视为首要威胁；三是“伊斯兰国”利用72小时免签的伊斯坦布尔机场和土叙间多山的边境进行穿梭活动，曾在一段时期内对土耳其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四是300多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长期滞留，对土耳其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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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叙利亚的既定目标已然不可实现、新的问题和威胁丛生的局面下，土耳其后来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原有的叙利亚政策。这一方面是要重新回到务实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叙利亚政策，土耳其必须认真分析并找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路线，否则，就只能在俄罗斯—伊朗与美国主导的叙利亚政策中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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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自己是搞不定叙利亚的。随着俄罗斯军队在2015年进入叙利亚（以被阿萨德政府邀请参加军事演习的方式），阿萨德政权得以“续命”。俄罗斯干预叙利亚，除了要保护其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外，还有支持伊朗—叙利亚力量克服西方围堵（包括乌克兰危机）的战略考量。之后，在巴沙尔去留的问题上，美国与俄罗斯立场日趋协调，也就是为巴沙尔在未来过渡政权中保留地位。这样，一直强硬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的土耳其，就必须调整立场。叙利亚是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带”的关键环节，这也是伊朗及其外围力量不惜巨大代价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原因。一度力主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土耳其，就不可能不跟俄罗斯和伊朗发生矛盾。在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后，土耳其增进了跟伊朗的沟通。2017年，土成为致力于叙利亚问题和谈的“阿斯塔纳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担保国之一，这增加了土耳其的话语权，尽管土和俄、伊的目标并不一致，但随着库尔德人力量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日益壮大，土耳其的关注点开始更多地集中在库尔德问题上。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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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境内，得到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权稳步收复失地，与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冲突不断。但土耳其的关注点主要是库尔德问题。土耳其长期面临境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挑战。库尔德人聚居于地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四国的地区，总人口达3 000多万，在土耳其的人口超过1 500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左翼倾向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给土耳其历届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损失和挑战，尤其是1999年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被捕后，该党日益恐怖主义化，其与正发党政府的“和解进程”在2015年破裂。作为抗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叙利亚库尔德人得到了美国的切实支持。随着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崛起，库尔德工人党有了新的活动空间，而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力量与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一体，故毫不手软地在叙利亚开展针对库尔德武装的多次军事打击行动，而美国对土耳其行动的默许，使其被外界质疑是先利用然后又抛弃了库尔德人。土耳其先后发动了多次军事行动，巩固了其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控制，尤其是打击了叙北部的库尔德势力，主要军事行动有：2016年8月到2017年3月的“幼发拉底之盾”行动、2018年1月到3月的“橄榄枝”行动和2019年10月的“和平之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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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不排除土耳其有积极利用库尔德问题在叙利亚北部建立自身势力范围的深远考虑。可以说，土耳其把握时机，实现了在当地的战略目标，也就是打击了当地的库尔德势力，并在叙土边境的叙利亚一侧建立了一个安全隔离带，将其控制在自己或自己扶植的势力手中。在叙利亚北部，域外大国的意志并不强烈，特朗普抛弃了库尔德人，而俄罗斯也有其困难，对叙利亚的长期投入，已成为俄罗斯的沉重负担，这也是土耳其能够施展其“抱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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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伊拉克的关系。伊拉克和土耳其之间也存在某种历史“宿怨”，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摩苏尔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跟奥斯曼帝国及对帝国的记忆有关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摩苏尔是一个省（vilayet），由三个地区构成：摩苏尔、基尔库克和苏莱曼尼耶，这大致相当于今天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的大部分领土。对很多持右翼民族主义立场的土耳其人来说，他们对历史上的摩苏尔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和情感，也就是将其视为土耳其失去的领土。“一战”后，英国控制了摩苏尔省，遭到土耳其的强烈反对。后来，英国将摩苏尔合并到其委任统治地伊拉克，洛桑会议规定摩苏尔的归属以后由英国和土耳其谈判决定。土耳其方面声称对摩苏尔拥有主权的理由之一，是当地生活着大量的土库曼人。另外，当地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是英国和土耳其激烈争夺的重要因素。1926年，国际联盟将摩苏尔判给伊拉克。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都对这个结果不满，对国联的决定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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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到“伊斯兰国”的崛起，每逢伊拉克出现大动荡时，土耳其政府就会挑动摩苏尔问题，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会炒作摩苏尔问题，试图为土耳其干预伊拉克提供“历史合理性”。土耳其人对当地的土库曼人和石油一直耿耿于怀。在正发党时代，土耳其政府似乎也是在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框架下看待所谓“摩苏尔问题”的。在反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土耳其曾于2015年底派兵进入伊拉克，意图参加收复摩苏尔的战役。实际上，土耳其关注的主要是库尔德人力量在当地的增强、土库曼人问题、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关系问题等等。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土伊两国关系紧张，伊拉克指责土耳其只是为了自身利益、为了扩大本国势力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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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耳其和伊拉克并非没有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库尔德问题。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土耳其在遏制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方面有共同利益。最初，土耳其利用伊拉克库区在地缘上相对孤立的局面，积极开展同它的外交，从而与它达成了多项谅解，双方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也便利了土耳其军方多次进入伊拉克北部进行跨境反恐，[13]土耳其也成为伊拉克库区经济和外交的重要出口。但是，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了独立公投，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库尔德人支持库尔德自治区独立，这对伊拉克中央政府以及土耳其、伊朗等邻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都强烈反对此次公投。土耳其和伊朗主要是担心本国库尔德人会效仿。为制裁库区，伊拉克中央政府联合土耳其、伊朗等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包括禁止国际航班直接起降库区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两大机场，土耳其积极参与了对伊拉克库区的封锁。[14]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2017年10月25日访问了土耳其，协调彼此立场。双方表示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强调将维护伊拉克领土完整。之后，我们知道，伊拉克库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回到宪法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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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欧盟的关系。奥斯曼帝国曾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长期统治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给欧洲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是欧洲的梦魇。奥斯曼帝国衰落后，又长期以欧洲为榜样，进行了西方化的改革。但奥斯曼帝国始终是欧洲人的东方问题，直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这一恩怨才算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彻底捐弃前嫌或忘记过去。欧洲人尤其是东欧人和巴尔干人长期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没有什么好印象，现在也没有大的改观。欧洲和土耳其之间，不只是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也是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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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不只是中东国家，其地跨欧亚的特殊位置也使其成为欧盟的邻国。加入欧盟是土长期奉行的一项战略，尽管欧盟曾经提出过“特殊成员国”的选项，但土耳其人并没有认领它。对土耳其内政来说，寻求加入欧盟会带来强势的外部制约，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不可能说什么独立自主和主权完整，它必须按照欧盟的各项标准和要求行事，同时也要接受欧盟的监督与评估。不过，对于土耳其内政来说，欧盟这个外部规定性力量成了新兴保守主义力量遏制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有效手段：这些人擅长用欧盟标准对军队、国家官僚进行管控和调整。长期看，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土耳其不愿意失去欧盟带给它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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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偏见，以及它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完全成员国，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16年的未遂军人政变后，土耳其和欧盟国家围绕居兰问题出现了不和；在2017年的修宪公投之前，土耳其和欧盟一些国家之间发生言语冲突。其实，土耳其主要是想利用欧盟来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争取在欧盟境内有投票权的土耳其人赞成修宪。在欧洲难民危机过程中，土耳其和欧盟更是多次发生摩擦，在欧洲批评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的武力政策时，土耳其也毫不示弱，甚至以难民进行威胁。在东地中海和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与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希腊，也是争吵不断。不过，就算有这么多问题，土耳其官方仍然时不时借机表示其加入欧盟的既定议程不会改变，土耳其还在努力争取，并积极进行各种改革；土耳其还会适时地选择和谈而不是一味对抗。对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美国长期以来也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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