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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欧洲自身政治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二战后世界历史上的第二轮全球化（相对于19世纪英国主导的第一轮而言）深入展开以来所造成的，尤其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上升加速，这些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轮全球化迅速发展。第二轮全球化走到今天，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但制造业中产阶层萎缩，与此同时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而中东、非洲一些地带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陷入断裂或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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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民粹主义在上升，他们将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某种保护主义颇为盛行。在某些全球化秩序的塌陷地带，则出现了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和重新划分疆界或势力范围的趋势。欧洲的难民危机，是中东—非洲塌陷地区的动荡外溢的结果，已经引发欧洲的政治危机，欧洲也在大幅增加安全预算。全球性大国和日趋活跃的地区性大国，又在这些热点地区进行多层面博弈，在保护主义、全球疫情的影响下，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自己的多种内部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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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美国政治学者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提出了一个主张，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特征是：“吉哈德对抗麦当劳世界”（Jihad vs.McWorld）。[7]在这里，“麦当劳世界”指的是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政治进程的控制，代表的是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吉哈德”原系阿拉伯语“奋斗”的意思（现通常被翻译为“圣战”），作者借用这个词指代以特定的传统或传统价值为基础的宗教或部落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正统论以及神权政治等。巴伯认为，这两股力量针锋相对，但又奇怪地纠缠在一起，正在撕裂世界，瓦解民主制及其所依赖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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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与技术的全球化击穿了民族国家的疆界，造成了一种“多孔化”的局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与治理能力，而全球化又使得快餐文化冲击和瓦解传统价值，将世界上的不同人群驱赶到统一、乏味又缺少规制的市场上。这自然会激起传统力量的反应，人们急于在这个日益失去意义的世界上维护自己的身份、价值与认同，所以，种族的、宗教的、族群的或部落的归属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带着对全球化的仇恨卷土重来，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将政治撕裂为更小的单元，但小的政治单元能够通过排除掉“外来者”获得一种团结感和对身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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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时代，认同/身份政治也成了日常生活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很多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现象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解读，就连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的右倾化、英国人公投退出欧盟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此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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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需要重视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一位研究宗教救赎运动的学者曾经指出，探讨那些范围广、影响深的宗教运动，只从经济—社会原因着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其宗教上的传统、主张和诉求有深刻的理解，才能认清其本质。循此理路，对于IS这种有着宗教背景、打着宗教旗帜的极端主义现象，我们如果对其宗教性的主张不熟悉，则易陷入所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者被其吸引的片面认识。2016年以来，孟加拉国发生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参与者多为当地“富二代”“官二代”，更不必说“基地组织”的前头目本·拉登原为阿拉伯富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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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历史上，长期存在激进或极端的宗教主张和实践。比如，7世纪时在阿拉伯人中出现的哈瓦立吉派，这一派中就有一股崇尚暴力的极端势力，认为只有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并强行推广自己的宗教主张。18世纪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上的瓦哈比派，被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人士称为当世的哈瓦立吉派；在20世纪70年代，埃及有一个宗教极端组织也被埃及媒体称为当世的哈瓦立吉派；而在当代，还有穆斯林学者称IS为当代的哈瓦立吉派。[9]尽管今天在阿曼的哈瓦立吉派分支并非极端主义教派，但人们不断使用哈瓦立吉派作为参照的说法，也部分地说明了极端主义现象的某种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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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派尽管是非常小的异端性派别，但是，由于它们可能在行动上崇尚暴力，在思想主张上过于狭隘和极端，它们对穆斯林社会本身会有巨大的冲击。穆斯林学者告诉我们，在约1 400年前，先知穆罕默德在“圣训”里面就提到会出现这样一些人，根据一些穆斯林学者总结，这些人共有八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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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新生而稚嫩（指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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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愚蠢轻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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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诵《古兰经》却未用心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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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上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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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的无知和错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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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争执和巧言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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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断他人背信，枉杀无辜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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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光头（指的是以独特的方式区分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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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先知在1 000多年前就曾警告后世穆斯林，要警惕内部可能出现的极端主义派别。历史上其他的宗教或文明传统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由于地缘政治格局、历史与世界发展的趋势等原因，中东地区有了更为适合的土壤，也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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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东地区存在较多的以伊斯兰教为旗号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当然，这跟中东地区的地缘形势关系密切。中东地区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中间地带；如果从地中海的角度看，中东又是跟基督教世界、欧洲紧密关联的地方。历史上伊斯兰帝国比较强大时，都是相对比较统一的时候，长期以来给基督教世界和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前期的阿拉伯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所以，西方长期认为中东地区穆斯林的统治是一个威胁，即后来所谓的“东方问题”。今天的中东局面是100多年前奠定的，10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了所谓“东方问题”，瓜分了奥斯曼帝国，也出卖了阿拉伯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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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是一个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没有安定下来的地区。阿拉伯民族分属20多个国家，这种形势是基于100多年前的政治安排形成的，是西方主导的政治格局的划分所造成的后果。实际上，中东地区无论是在部落、民族还是在宗教的意义上，现在仍然处于分裂中，因此，这里长期存在较为激烈、紧张的冲突。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帝国时代的辉煌，还是跟现代的发达世界相比，当地的现状是令人倍感屈辱的，容易形成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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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在冷战结束而恐怖主义威胁出现的背景下进入21世纪的。本·拉登的灭亡丝毫没有减弱恐怖主义的威胁。这越来越强化了一种认知，即越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也越是高风险的社会。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与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面临自然风险不同，现代社会的风险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风险的“人化”，即越来越多的风险是由人及其活动本身制造出来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风险也日益全球化，恐怖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伊斯兰国”就非常善于使用先进的技术和全球化的传播手段，比如，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招募，据研究过这些问题的学者说，其宣传品的“洗脑”水平很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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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奕晖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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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曼·扎瓦西里（Ayman Mohammed Rabie al-Zawahiri，1951—），埃及人，“基地”组织重要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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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萨赫瓦（Sahwa），意思是“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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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雅兹迪派（Yazidism）如今大约有100万人，它被认为是一种很古老且独特的一神教，靠其内部的圣人口传，该派在很多方面与中东地区的其他宗教，包括密特拉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存在共通之处。参见Nadia Murad,The Last Girl,New York
:Tim Buggan Books,2017,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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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1—2013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完成了巨大的转变，成为一个有能力征服领土和统治领土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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