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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27日，她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检查站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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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个因素使得达琳成为一个自杀式袭击者。首先还是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文化对现代女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在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包括难民营里面，时间长了，左邻右舍都互相认识。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传统道德和伦理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约束作用，一个人要想做独立的、不同于传统要求的事情，是很难的。就算你自己离开了社区，但你的家还在那里，你的父母和亲戚还在那里，所以，这个压力和束缚不只是传统穆斯林社区作用于某个人的，而是会通过家庭的、邻里的以及亲属的关系，像风筝线一样牵连到个人身上，使得你即使离开了，也仍然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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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我们的社会中也会有人遇到这样的困境，但通常我们发现个人会选择自杀，而不是自杀式袭击；前者只是伤害自己，不涉及他人，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攻击性行为，自己当然也死掉了，但那是作为武器死掉的。从达琳的例子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两个原因。首先是她对以色列士兵和以色列占领的痛恨，这种痛恨不是一般性的对异族统治的反应，而是基于自己的特殊经历。以色列士兵不只是戏弄了她，在他们看来，或许那只是个戏弄，但对达琳来说，那是一件伤害自己一生的事情，也是让家庭蒙羞的事情，所以，占领对于达琳来说就不再是抽象意义的，而是具体可感的伤害了。所以，她选择做自杀式袭击者，而且针对的对象就是以色列的边检站，这显然是一种报复行为。她没有选择只是自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仅仅自杀，只能让她摆脱一个困境，即不用嫁人，这显然无法洗刷家庭的耻辱，她死了，但因为她的缘故而使家庭在传统社区承受的耻辱，将永远陪伴她的家人，再也没有机会改变，而且可以想见，街坊邻里会怎样谈论她的家人。如果选择自杀式袭击，那么，她的所有目的就都实现了，更进一步，她可能还给家庭带来了荣耀，那就是，无论在信仰的意义上还是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也就是无论在宗教还是在世俗的意义上，她都会成为“烈士”，“烈士”的家属自然是被人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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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谓“伊斯兰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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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伊斯兰世界视为铁板一块的“本质主义”认识途径是危险的。不只是很多西方人，宗教激进主义者也同样在使用均质化的伊斯兰世界概念。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正带来西方世界右翼势力的兴起，并且因其导致不同群体间对立的加剧，或许会成为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批判，不应忽视来自穆斯林的内部视野。在现实意义上，我们需要突破基于世俗主义的价值预设，来思考如何建立一个让世俗人士和宗教信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基于宪制安排的新“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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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认识论：本质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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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现代化”已经被讨论了很久，有很多相关著作出版，但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不是一个有效的提问方式，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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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关于伊斯兰（主义）大致存在两个认识路径。本质主义的路径，是指自觉或不自觉地预设其讨论的对象是同质的。在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中，这一路径的最典型代表被认为是伯纳德·刘易斯。他的很多言论被人批评，人们说他的观点背后预设了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伊斯兰文明/世界。批判本质主义认识路径的人很多，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萨义德，他在《报道伊斯兰》中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伯纳德·刘易斯，第二个是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派普斯系刘易斯的学生辈，他曾提出著名的论断：“没有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也因此，对他的批评和威胁不计其数，不过，他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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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质主义相对的是多元主义，这也是目前看起来较多人坚持的立场。当然这里其实还涉及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多元主义认为，不存在所谓同质化的伊斯兰世界。萨义德实际上是支持多元主义立场的。专门对“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做过剖析的是日本学者羽田正，其代表作《“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辨析了“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概念形成的整个过程和原因。他提出了从世界史教育——当然是日本的世界史教育——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这本书的观点也类似于萨义德的批判，即恰恰是西方的东方学/东方主义造就了一个均质化的伊斯兰世界的概念。但是羽田正更进一步指出，不能只怪西方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Islamic Fundamentalists）也同样愿意使用这一概念，他们共同促成了对伊斯兰世界均质化、本质主义的理解。提出“伊斯兰恐惧症”的约翰·L.埃斯波西托（John L.Esposito）更是强调要避免对穆斯林社会做僵化和简单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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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斯兰恐惧症”：西方右翼势力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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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恐惧症”的一个代表当数加拿大学者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名畅销书作家、政治评论员）。他的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认为：以传统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已经没落，拯救西方的重任落在了美国身上。这本书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其高福利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堪重负，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内生动力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所以，这不可避免地需要外来移民的支撑。问题在于，这里的移民主要就是穆斯林。马克·斯坦恩指出：“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和增加，因为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改变欧洲的人口结构。尤其是他们可以利用人口优势，在某一些方面利用民主制度的设计和途径，改变欧洲的政治版图，由此产生了欧洲伊斯兰化和欧洲人逃离欧洲的现象。”这是本书的一个背景。作者担忧的是：“不久的将来，西方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传统的西方文明终将败于伊斯兰文明之手。”马克·斯坦恩的书很受特朗普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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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2008年的时候，梵蒂冈就注意到，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天主教徒。梵蒂冈的代表说：“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不再是最多，穆斯林超越了我们。众所周知，穆斯林家庭继续生育许多孩子，而基督教家庭生育的子女越来越少。”这是他们忧虑的重要方面，其实这也是伯纳德·刘易斯所深深担忧的——随着穆斯林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再加上难民的涌入，欧洲的未来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不能否认，持类似观点的人确实很多。还有很多人因为所谓“政治正确”，而不能公开表达这种忧虑。他们会将这种感受、想法和心理寄托在一些所谓右翼政治力量的身上，从法国的勒庞到美国的特朗普，更不用说德国的所谓“新纳粹”，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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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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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斯兰恐惧症”提出的这些问题，该如何看待？目前来看，大致存在如下的质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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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统计数据获得的方式方法有疑问。比如，如何统计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数？梵蒂冈的所谓天主教徒的人数，是在自己的教区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的，但穆斯林人口数据的获得没有这么“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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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伊斯兰恐惧症”的预设进行了批评，这个预设也就是存在一个统一的、均质化的伊斯兰社会，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是理想意义上的穆斯林。多元主义对此的批判是这样的：对个体的穆斯林来说，他的年龄、性别、种族、肤色，这些身份（identity）不见得比他是一个穆斯林更为次要，而本质主义的认知使得外界只将他视为一个穆斯林，从而使他作为一个平面化的、僵化的形象被呈现，好像他只是作为一个理想意义上的宗教信徒活着，在方方面面都是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的恪守者。多元主义认为这样的预设过于简化了。在今天这个以世俗主义为主要底色的世界上，个人对宗教和作为信徒的身份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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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世俗化理论的重新反思。西方对过去的世俗化理论早已没有那么乐观了，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彼得·伯格，他提出了世界的“非世俗化”问题，修正了过去那种认为随着现代化、理性化的发展，人的宗教情结必将淡化的世俗化理论。这个非世俗化的趋势，在东西方不同社会都能找到很多例证。这个理论上的变化，对于理解所谓伊斯兰教复兴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在探讨所谓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问题时，通常会出现所谓土耳其的世俗体制将被颠覆，土耳其将被重新伊斯兰化的担忧，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土耳其只是在从法国模式的积极世俗主义向美国模式的消极世俗主义转变，而不是要放弃世俗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除了在IS一度盘踞的地方，世俗主义的底色并没有消退，以往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并没有被逆转。就算是在伊朗，人们对其所谓教权国家的理解现在也更为精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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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伊斯兰恐惧症”认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或所谓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但其实这种冲突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而只是局部地存在，且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并不必然是宗教间的冲突；而更为大规模的、典型的冲突是存在于所谓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因为教派、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极端与温和的差异而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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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说，“伊斯兰恐惧症”那耸人听闻的结论，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人们思考未来的时候。这会引发更大的恐惧心理，树立起心理屏障，阻碍本就不够充分的交流与交往，并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或许会导致出现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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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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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须重视各类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在人道主义、恐怖主义等方面的挑战，在思想上的挑战同样重要。之所以不能回避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不管是在古代帝国时代，还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时代，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某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纯洁化（purist）思想和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经常不断出现的。已有的研究大部分关注的是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进行的批判，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穆斯林自身批判宗教极端主义的内部视角，这种书还是很多的，可惜国内的引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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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提出了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国家现代变迁的重要性。离开了对宗教本身的关注，研究往往也会流于肤浅，尽管极端主义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它的不断出现，证明了现实社会与宗教理想之间巨大的鸿沟是常在的。对于不断出现的宗教激进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挑战，既有的学理和政策目前都难以有效地予以回应。就现实意义而言，无论是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还是穆斯林作为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如何建立一个让世俗人士和宗教信徒能够和谐相处的基于宪制安排的新体制，是非常紧要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既要突破宗教极端主义的框架，又要突破某种基于激进世俗主义的价值判断——很多价值预设，难免妨碍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限制了人的想象力。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在打破这些框架的基础上，从制度史与思想史结合的角度，进一步充分地研究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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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极端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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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S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除了地缘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宗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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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袭击在欧洲、中东地区频发，需要分开来看。欧美的恐怖主义泛滥与其内部政治有密切关系。从其内部看，经济上恢复乏力，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福利降低，从而引发了将外来移民视为威胁的思潮和运动。所以，袭击、暴力事件不一定就是通常所说的恐怖分子干的，也可能是极端政治派别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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