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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官方一直强调其维护世俗主义的基本立场。所以，如果不了解法国世俗主义的特征，我们就无法对法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而这就需要回顾法国世俗政治与宗教之间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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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对天主教会发动进攻，废除了教会什一税和教士的免税特权，通过了没收全部教产的法令，规定教士由教徒选举产生，当选教士应宣誓效忠宪法，神职人员薪金由国家支付，不再向罗马教皇缴纳税金等。《人权宣言》关于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概念给宗教信仰自由定下了基调。1791年宪法正式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承认了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此时当然还不存在伊斯兰教问题），确立了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并永远由国家支配的原则。但是，激进的大革命一度曾使天主教下层教士和普通信徒受到过分的压抑。拿破仑执政后，分别调整了对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政策，肯定了信仰自由，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但把它置于受国家供养、由国家管辖、听国家命令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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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的《基佐法》开始推行世俗的初等教育。1850年的《法卢法》又承认天主教管理教育的权利，教会学校享有国家的津贴。1881—1886年的《费里法》建立了普遍的公立学校的国家津贴。第三共和国初期，反天主教情绪因德雷福斯事件而日趋强烈，激进共和派力主政教分离。1901年，法国颁布《宗教团体法》，规定一切宗教团体须经政府认可，否则将予以解散并没收其财产。1904年，法国又禁止教士充任教师，因而封闭了教会学校。1905年，法国通过了由白里安提出的著名的《政教分离法》，宣布共和政府不承认也不补贴任何官方宗教，要求教会应该自治自立，且不受国家干涉，该法适用于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该法规定，非宗教组织开设的学校一律奉行世俗原则，学生和教师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不得以“炫耀”的方式表达和宣扬，不能进行传教布道，不能用自己的信仰影响他人。当时制定这个法律，是为了实现教育与宗教的分离，主要是减弱天主教对教育的影响。此后，法国以普通法律规定的集会自由原则管理宗教仪式，允许教堂自由开放。至此，法国完全实现了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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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国人提到自己的世俗主义时，往往忽视了200多年来世俗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法国的世俗化不是和平的牧歌，它是法国人民艰难达成的妥协。需要注意的是，1905年通过的法律，就其本身而论，基本目的不是支持法国的宗教自由，而是要在公共领域把天主教和其他少数宗教派别置于同等地位，借此削弱其影响。这个法律实际上意味着，宗教信仰被限制在私人领域。1905年后的数十年中，主要宗教——天主教与犹太教——已经与世俗政治达成了不稳定的和平。这就是法国社会的世俗主义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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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俗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和监护。法国现代历史表明，宗教是在世俗政治权力的不断打压、排挤、限制之下渐渐退出政治舞台的。世俗政治对宗教具有绝对权威，世俗政治对宗教的干预是有历史延续性的。这就是法国颁行《面纱头巾法》的深层历史原因。横向比较来看，与法国有相似的世俗主义模式的是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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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之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影响广泛的名著。他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一个国家的。”在此书出版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仍然相当尖锐。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是一个宗教与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国家。同样是政教分离，但美国社会基本上是宗教不干涉政治，政治也不干涉宗教。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教士没有公职，不参与国家管理，立法机构也没有他们的代表。托克维尔赞赏这样的政教关系，并断言美国模式将渐渐在全球普及。然而，托氏的预言没有实现。在作为现代民主制度发源地的法国，宗教自由与民主政治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从全球来看，即使是在美国，宗教的影响力也并未减弱，宗教团体以不同形式对政治发挥影响，并有加强之趋势。这或许是新世纪重要的全球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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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少数族群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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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对法国头巾法的抗议，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少数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民主社会中，宗教成了少数族群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与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与政治权力相比，宗教团体属于“弱势群体”，无论从种族、身世还是情感等方面来看，宗教成为实用的工具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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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据估计，法国6 000万人口中有500万穆斯林，伊斯兰教显然已经是法国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2]但是，对大多数法国原住民而言，接受这一现实却非常不易。在法国，关于伊斯兰教的争论也很多，但是，它们自始至终是把穆斯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看待的。有人还经常这样问：穆斯林能适应法国社会吗？显然，这个疑问的背后有一个预设，即伊斯兰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穆斯林被看作一个“危险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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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现代穆斯林移民大多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法国前殖民地。早期北非移民的困境在于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记忆。那个时期，即使是被给予法国国籍的北非人，也并不被看作法国人，除非他们首先宣布放弃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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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是穆斯林移民法国的高峰，他们的到来打破了法国社会的平静。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它（伊斯兰教）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引起了新的混乱，并导致宗教自由与政治宽容之间新的论战。”1989年的“伊斯兰教头巾”事件就是这一论争的例证。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伊斯兰教的到来激发了长期以来在世俗政治表面下酝酿着的古老的宗教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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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少数派之间的关系，就是世俗主义与新的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借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概念，在法国这个世俗主义已经占据绝对主导的“场域”，主流社会也形成了其特定的“惯习”，那就是遵循世俗主义的要求，按照世俗主义的原则行事。作为少数派别的穆斯林要想真正融入法国社会，要过的第一关就是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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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裔穆斯林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在文化与社会层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根据民族、年龄、性别和社会背景，以不同的方式信仰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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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代北非移民而言，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是一致的。例如，定居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不但按照阿尔及利亚风俗行事，还强调伊斯兰教在阿历史上的特殊意义。一般而言，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一方面认同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无法忘记在对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这两方面紧密相连。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法国永久地定居下来。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乐意获得法国国籍，认为这么做就是对自己祖国反殖民运动的背叛。即使到了今天，年纪比较大的北非穆斯林仍怀抱着回归祖国的希望。对他们而言，对伊斯兰教的持久认同是防止被同化的重要保证。因此，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伊斯兰教的教义。这些人自然是反对强制性的世俗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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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来在法国出生的青年穆斯林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又是什么状况呢？限于篇幅，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青年穆斯林已经不再像其父辈一样对家乡有什么感情，他们在法国接受世俗教育，认同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甚至还经常批评北非国家的某些做法。因此，他们也不被阿拉伯世界认同。法国的一些穆斯林青年开始认真地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他们的信仰已经与父辈的做法非常不同，他们认为自己信的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们从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那里获得帮助，并向他们请教。但他们这么做纯属个人选择。对他们而言，伊斯兰教只是提供了一个归宿，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形式的团结和皈依，表达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抗议。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的数量却在逐渐增加。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治认同：在认同自己是法国人的同时，又不重视自己的法国国籍。例如，他们认同法国的价值观，但是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倾向于把政府的立法看作对个人选择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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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学者注意到，面对500万的穆斯林，法国公民发现，国内的伊斯兰教势力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很大威胁，它从三个方面动摇了原有的平衡，即国家团结、对宗教多元主义的尊重和思想自由三者的平衡。对穆斯林而言，多元主义不再意味着平等，相反，穆斯林渴望在两个方面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即对其特有种族和文化的认同，以及在整个国家中保持政治与文化上的凝聚力。但是，法国的政治家与人民都还没有就上述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多数公民仍然认为法国的团结应建立在对民族与国家的忠诚之上。他们害怕任何有关多元主义的全国性争论，因为那会导致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分裂，会加强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它企图利用种族主义和仇外心态赢得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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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出生的大部分穆斯林正试图调和宗教与现代性，他们渴望医治存在于其父辈记忆中的殖民创伤，他们力图在实践中使法国成为对穆斯林和其他人而言比较好的归宿。只有当世俗的法国市民在理论上接受新穆斯林在实践中的努力，新的公民意识才会在整体上惠及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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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法国穆斯林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促使他们在法庭、学校、媒体和街道上做斗争。因此，法国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穆斯林作为宗教少数派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而主要不是国际上宗教激进主义影响的结果。[3]认识到这一点，对法国人是重要的，对世界上所有关注这一事件的人也同样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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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穆斯林在西方：被误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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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会发现，头巾事件只是法国的一个内政问题，却引起了世界如此“过分的”关注，这个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其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事件本身，这就是整个西方世界对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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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往往是特定舆情的反映。在大多数法国原住民眼中，穆斯林是“外来户”，不同的宗教信仰把穆斯林与原住民区分开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1 000多年以前，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却存有争议。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西方把伊斯兰教定性为一个陌生的宗教，即使它现在已经在大多数西方社会扎根，但仍被认为是完全不同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西方把伊斯兰教理解为有暴力倾向的宗教，这种死板的、“简化”的看法现在仍然是西方人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基础。例如，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把伊斯兰激进主义看成后冷战时代的新威胁。沿着类似于亨廷顿的思路，西方人普遍认为，伊斯兰教是不安定的穆斯林地区暴力频仍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这种论调充满了西方式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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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普遍展开的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思潮往往影响到对国内问题的理解。人民网的一篇评论认为，“9·11”之后，“美国以反恐为由，不断加大对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压力，要求一些国家远离‘基地’组织，并断绝对‘基地’组织分子的庇护和财政援助……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和穆斯林移民众多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诸如限制增建新的清真寺，要求穆斯林周五聚礼日的宣讲用当地语言或将宣讲稿预先呈报审查，等等”。[4]一些伊斯兰国家也认为，法国政府的做法是屈从美国单边主义的结果。不过，这个问题尚不能下定论，只是推测而已。在对待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法国一开始跟美国唱反调，结果在战争结束后尝到了苦头，也主动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头巾法当时在多大程度是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不十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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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想到了2003年辞世的萨义德。这位巴勒斯坦裔的美国著名学者，以其对东方学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荒谬“想象”与建构。东方学的逻辑是假设东方为停滞的、无历史的存在，是愚昧与落后的代表，它要研究为什么东方不像西方那样发达，东方主义是帝国主义和西方妄自尊大的产物。而这一逻辑的先驱者就是英国人与法国人，现在美国人拿到了接力棒。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与法国对东方的看法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头巾事件反映的事实就是，东方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教在西方的眼里是崇尚暴力的，是落后的，是与西方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这仍然是东方主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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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趋势是全球联系加强，同时多元并存。西方价值观尽管影响深远，但各民族、各文明的悠久传统不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统统“化”掉。不承认这一点，就否定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主义的逻辑不会消失，但同样，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也会日益强大。这是一个走向多元化的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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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理周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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