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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以上这些并不是为恐怖袭击辩护，只是为了客观地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我们需要讨论两个事情：一是事实层面的，即先知地位很高、很重要及其原因；二是理论层面的，即在言论自由和尊重他人的信仰/价值之间存在张力，以及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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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赞同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和价值，认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能只有一个价值体系，否则就成了极权主义。但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如果一群人把活埋女婴作为自己的价值，或者不尊重女性权利，更有甚者，比如，曾经在媒体上被争论过多次的某些地方对女性的残忍的‘割礼’，也都貌似是以一个所谓的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以尊重他人的文化、信仰或价值作为借口而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呢？”这个追问把一些人之前几乎一致地要求尊重他人信仰和价值的主张给“打散”了，大家又开始普遍地谴责那些现实中或假设里的“不文明”做法。进一步的追问也就自然地会出现，即，你凭什么来断言什么是文明的、什么是不文明的，以及你又凭什么来裁决哪些是应该被尊重的信仰或价值，哪些是不应该被容忍的“陋习”？这个问题好像最后把大家逼到了一个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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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里肯定难以寻出终极的、唯一的答案。来自不同文明和价值体系的人，对此很难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毕竟，人类社会很复杂，有关人类社会的各种学术和思想是百家争鸣的，横向上是多块状的、多元的，纵向上是历史的、变动不居的。社会治理不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因为人不是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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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元与多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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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往今来的普遍情况是“一元之下的多元”，即总有一个标准，然后才有这个标准允许之下的多样性。如果这个标准被打破，那么，某个社会就必然陷入混乱，陷入价值冲突的旋涡里。古代社会有“华夷之辨”，有信徒和异端之分，这里面当然有核心、有标准。现代社会也是一样，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都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原则或制度。但这些华丽的词语背后不是没有张力的，比如在政治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之间是有矛盾的。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彻底解决了类似的问题，也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存在，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摸索着前进的，有时候还要“进两步，退一步”。在神学的体系中，也有这样的认知：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魔鬼（撒旦）诱惑，但神也赋予了人提升自己位阶的潜能，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奋斗、意志，不断地去克服邪恶的诱惑，走上正途。既然人有原罪，且还可能会不断地上魔鬼的当，又怎么能期盼在此世建立完美的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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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同信仰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差异的出现有历史的和地理环境差异的原因，也就是人与人以及他所生存的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不过，在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其程度不如今天，因为在过去，技术手段很有限，人们无法瞬间获得远方的信息，能够长距离迁徙和流动的人也非常少。大部分人的生活半径很小，基本上是处在自己文化的圈子里，一旦走出，就在当地长期地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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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即位时，世界上不同信仰的使者来觐见，大汗让他们放下武力，完全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自由辩论，到最后，其实谁也没有说服谁。大汗也没有倾向于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基督教，反而又重申了自己的萨满信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进行所谓的自由辩论，仍然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存在，这很重要，不管它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在这个方面，我们或许不能太书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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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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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法国有大量穆斯林移民，但法国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它有自己世俗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世俗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世俗主义，一种是消极的世俗主义，积极的世俗主义典型的是法国、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消极的世俗主义是英国和美国的模式。积极的世俗主义干涉包括服饰、佩戴物、宗教物品在内的公民的信仰行为，消极的世俗主义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不干涉公民的宗教活动。这几年，向消极世俗主义模式的转变似乎成了一个趋势。法国的积极的世俗主义模式，是常引发争议的，尤其是随着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话语和公民意识的兴起，法国的世俗主义模式在虔诚的保守穆斯林那里是颇受非议的。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也在逐渐地走向消极世俗主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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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对法国穆斯林的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解说，在这一小节我们仅做概括性的描述，并稍做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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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法国在中东、西非和北非取得了大量殖民地，法国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三个国家大力发展殖民文化教育，并构建宗主国和殖民地紧密的文化联系。二战以后，法国迎来了“辉煌30年”的经济增长，并采取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迎来了无法为其经济所消化的人口增长。因此，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移民法国，在法国的大城市构建自己的移民社群，比较典型的是巴黎的黎巴嫩人、西非黑人社区、马赛的阿尔及利亚人社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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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与法国当地人自然有争抢资源的冲突，并且他们的出生率比当地人要高。这造成了“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并且，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法国经济不振，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移民中有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移民和本地人的冲突加剧。典型例子是巴黎因黎巴嫩人和西非黑人的偷盗而被称为“巴黎斯坦”，而阿尔及利亚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后，马赛发生了阿尔及利亚人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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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发展，美国学者皮特·曼达威尔（Peter Mandaville）很重视从全球性因素与地方性因素之间的互动这个视角来解释问题。全球化不光是加强了物质和人力的流动，而且还形成了以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为基础的世界格局，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流动，往往都会具有全球性意义。在中东地区发生的事件，对于法国的穆斯林来说，在物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理念时间上却是不同构的，在空间上更是异质的。反过来，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也是如此。这里就容易出现时空的扭曲和冲突，表现为内部冲突以及内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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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警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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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恐怖袭击所引发的舆论冲击，往往会强化既有的偏见。这种偏见笔者称之为对穆斯林或伊斯兰教的“选择性报道”。用爱德华·萨义德的双关性术语就是“遮蔽伊斯兰”（covering Islam）。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对广大伊斯兰世界存在的更为广泛的、非暴力的、和平的、建设性的诉求和运动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不久前，一个穆斯林朋友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它们不只是某个宗教或某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只不过，有着穆斯林背景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尤其引人注目。在他看来，能够最终战胜这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力量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只有那些爱好和平、尊重生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更为广大的温和穆斯林，才是极端主义的最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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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国“9·11”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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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似乎已经因为2015年11月13日晚上法国发生的“空前的”恐怖袭击，而改变了对IS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决心在共识的基础上发动对IS的进一步打击。与此同时，作为对巴黎恐怖袭击的一种报复性反应，法国出动了更多军事力量，打击在叙利亚的IS的重要目标，借此在这个民众悲愤的时刻彰显某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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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时说：“这是针对全人类和共同价值观的袭击。”这句话应该是真诚的。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是这么说的：“他们恨的是这里展现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而他们的政府却是自封的。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自由、结社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应该说，小布什的这种认识（恐怖分子痛恨民主、自由）在西方世界很有典型性。这应该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最好注脚——现代文明与某种全盘否定其合法性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有人认为这就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较量。这是一种精致化的“文明冲突论”，细究应该是“三观不合”——这里姑且将极端主义亦视为一种特殊观念的表达。当然，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庸俗化、简单化释读，说世界上存在的几个文明圈之间，必定会发生文明的冲突，这倒是更容易理解，也更有利于“挑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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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发生的“空前的”恐怖袭击，让人震惊和痛心。但除了谈论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讨论恐怖主义出现的普遍原因以及探讨法国的少数族裔问题之外，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在谴责、惊慌和恐惧之余，我们如何能够相对冷静地、在一个更为宏大和深远的现实与思想背景下思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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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的价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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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恐怖袭击不久前，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伊夫—夏尔·扎卡（Yves-Charles Zarka）教授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公开演讲，他谈到了欧洲的三个危机：经济危机、新型恐怖主义的威胁与难民危机。他说的新型恐怖主义其实就是针对2015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他的发现是恐怖主义在法国已经“内化”，也就是说，不再只有外来的恐怖分子对法国乃至欧洲造成威胁；更严重的是，不管出身哪个社群的年轻人，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洗脑”，从而既在欧洲内部搞恐怖主义，又会到叙利亚、伊拉克去参加IS的“圣战”。扎卡教授认为，这才是欧洲正在面临的新型恐怖主义威胁。据一些消息来看，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仍然符合扎卡教授的所谓内化说，是外来的IS成员与法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合作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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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教授关于新型恐怖主义的定义，倒是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更为重要的其实是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他认为新型恐怖主义与欧洲的文化衰落有密切的关系：欧洲在近代以来为全世界提供了“普世价值”（启蒙、自由、平等、进步、民主、博爱等等），然而，现在的欧洲却受困于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使得欧洲失去了捍卫“普世价值”的意志，进而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我对扎卡教授的话的理解是，多元主义使欧洲人丧失了其原本坚持的目标和意志，陷入某种虚无主义的状态里了。这个状态，对欧洲的年轻人而言，最终就是生命和生活意义的丧失；一个不再能够为自己的青年提供价值的欧洲，自然容易成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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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教授的政治哲学论述，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也可以解释法国社会年轻人的虚无主义。但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意志丧失，显然不只是欧洲一地的问题，尤其是他对年轻人状态的说法更不是欧洲仅有的。世界还全球性地进入“小清新”的时代，青年们越来越趋向于这个样子。无论老一辈接受与否，问题也只能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前瞻性地、精致地、技术性地应对与克服，慨叹什么欧洲价值的丧失与衰落，更多像是今不如昔式的怀旧，或者是老气横秋的愤世嫉俗。一次“空前的”暴恐袭击是否能够唤回人们对传统欧洲价值的重新拥抱，唤回业已沦丧了的政治意志，真的很难说。说欧洲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倒退，更是很难让人接受，毕竟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是对之前的那个普世主义、进步主义时代的超越，是与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阶段相对应的。二战之后的欧洲，相对于以前被说成是衰落的；但从实际历史进程看，它所经历的是一个逐渐走向科耶夫所谓的“普遍均质国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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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欧盟理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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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发生的暴恐事件加上欧洲当下的难民危机，集中突显了欧洲面临的挑战，有人自然会由此联想到欧洲的衰落。当然，欧洲的衰落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常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葬送了欧洲自近代以来的优势地位，成就了两个新的“帝国”——美国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与美国绑在一起，防务主要依靠美国主导的北约。欧洲也是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下实现了经济复兴。同时，欧洲开启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以法、德和解为基础开始形成欧共体，进而发展为现在的欧盟（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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