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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向戴高乐政府提交了一份“法国国是纲要”。[5]其中，科耶夫深入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局势，他指出，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由加盟国家构成的“帝国”的时代，英美同盟（潜在的成员还有同样信奉新教的德国）、苏联就是这样的帝国，在此局面下，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将何去何从？科耶夫提出了由法国牵头，拉上西班牙、意大利共建“拉丁帝国”的构想，并预想将这些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地纳入其框架，进而期待能够吸引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个以法国为首的拉丁帝国，对于确保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延续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新拉丁帝国将保持由法国主导的合理的军事力量，但它不会强大到与美、苏集团对抗，只足以自保。一般认为，欧洲共同体的思想就是从科耶夫这里滥觞的。所不同的是，解除了武装的德国没有加入英美集团，而是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支柱之一，法、德和解也被传为佳话。科耶夫的帝国论确实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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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左翼政治哲学家，科耶夫还提出了著名的“普遍均质国家”这一概念。在与施特劳斯的对话中，科耶夫陈述了其历史决定论立场：暴力性的集体斗争甚至残暴的专政时期，仅仅是历史进程在其朝向乌托邦不可阻挡的迈进时必不可少的经历，科耶夫称此乌托邦为“普遍均质国家”。在普遍均质国家中，以社会实现了普遍的和解为前提，每位公民会被承认为自由和平等的，不再有进一步暴烈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此理想状态下，人们的需求将得到普遍的满足，社会批判，尤其是哲人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也将变得不再必要，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解释现实、反映现实。“人类不再行动，即不再通过浴血奋战、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否定和改变自然以及社会现状”，也就是说，历史自此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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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指出，僭政或帝国不是实现普遍均质国家的手段。他提出，要通过国家间的法律整合或一体化，由此产生某种超国家的宪政秩序，形成单一而明确的法权概念所渗透和联合的社会，才能实现他所谓的普遍均质国家。到那时，施密特意义上的政治和国家将不复存在，所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甚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均将由司法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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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最终的意义上，普遍均质国家的到来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欧盟的发展历程与趋势，似乎契合了科耶夫的这个预想。欧共体虽然不是拉丁帝国，但欧盟看起来就反映了走向普遍均质国家的趋势。实际上，欧共体和欧盟在不同程度上都符合科耶夫的设想。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看起来非常快。现在欧盟已经有28个成员国，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土耳其）正处于入盟谈判的过程中。欧元区的建成以及2009年《里斯本条约》取代《欧盟宪法条约》被全体成员国批准通过，曾让人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感到兴奋和乐观，就像科耶夫对历史发展所持的乐观态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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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均质国家里，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根据科耶夫的理论，这一最终秩序的居民根本不是畜生，不是虚无主义者或者玩世不恭的自命不凡者，而是公民、工人、家庭成员，他们有着与其各自的角色相称的权利和义务，其真正人性意义上的心满意足是通过工作上的被承认和家庭中的爱而实现的。最终秩序将是超自由目标的实现，人治完全被法治取代。[6]在欧洲，这样一种个人自足的状态是存在的，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已然被“白左”和“小清新”取代。对扎卡教授来说，这反映出了欧洲普遍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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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样的欧洲，暂时地也是突然地遭到了极端主义和内化的恐怖主义的挑战。虽然这个挑战不足以否定欧盟走向普遍均质国家的趋势，但确实，穆斯林问题在欧洲日益突出，伊斯兰主义在实践中利用多元主义保护自身在欧洲立足的同时，又要在欧洲的土地上坚持自身价值的普世性——穆斯林因为日常禁忌较多，所以在与欧洲主流社会的接触中出现了难以融入的问题。比如，法国共和主义的世俗主义模式对宗教实行干预性管制，穆斯林的宗教符号多次与法国的世俗主义要求发生冲突。法国世俗主义的精神内核也是普世主义的，对一切宗教一视同仁；与此同时，对穆斯林传统的尊重又符合坚持多元主义的价值。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穆斯林传统中所带有的多种禁忌必然与更为世俗化和开放的法国现代性相冲突。也就是说，欧洲在走向普遍均质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将异质的伊斯兰文化纳入现代的普遍均质的秩序之中，是一个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经典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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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并不是完全忽视了伊斯兰世界。只是，当下这些问题在70多年前的科耶夫眼里，还不是什么挑战，他不但预想了拉丁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而且还将非洲的原殖民地纳入拉丁帝国的框架。在当代学者看来，这至少是一种解决所谓“伊斯兰问题”的不同思路。还有人认为，这比“文明冲突论”的视角独特得多，不过，这个时代的形势要比科耶夫时代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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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科耶夫的一个思想“对手”施密特注意到了比较独特的问题。刘小枫曾提及施密特于1963年发表的《游击队理论》，认为其是对科耶夫普遍均质国家设想的一个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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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耶夫预言世界性的“普遍均质国家”终将到来，施密特却预言，经列宁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现代游击战不久将进入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与反恐怖怪圈”──如今所谓的“恐怖分子”，很可能就是后现代的游击队员。欧元在欧盟十二国流通，证明科耶夫的社会主义理想一定程度上在欧洲实现了；晚近的国际事件却证明，施密特的政治观察在世界范围应验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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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科耶夫的帝国论与普遍均质国家学说，是基于对传统民族国家能力之有限性（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经验）的观察。然而，他的这个观察是在没有面临异质的文明（伊斯兰）因素融入欧洲社会的情况下，在没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背景下做出的。他的脑子里是大帝国竞争的问题。北约的体制对于防卫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或许是有效的，但是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对异质文化存在并扎根于欧洲却难以融入的问题，人们是不能够用核武威慑或者导弹防御体系来对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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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意识到这一点（“9·11”事件之后这一点是越来越清晰的）并不晚，因为，从1 000多年来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中东之间互相勾嵌的关系来看，这是欧洲首次开始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将地中海视为一个区域单位，这个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对所有的政治体来说都是新的，只是欧盟有它独特的难处，比如它在边界管理上的困难，但这个问题在技术和成本核算上都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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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教授很强调欧盟的一个悖论：主权归成员国，边界却属于欧盟。显然，欧盟成员国的主权是残破的，因为它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边界（民族国家也不见得就能控制得了自己的边界）。面对当前的难民危机，欧盟的一些国家只好筑墙防御，这似乎有某种象征意味：暂时的再民族国家化过程。其实，这只是无奈之举，难民来得太快太多了，准备不足而已。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欧洲的近代思想家们长期都是将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视为捍卫安全、繁荣的重要单位，因为它在特定的边界内完全拥有自由发展自身的国家能力。如何加强自身的能力将是欧盟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未来不应该是分裂然后退回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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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难民危机促使了欧盟一体化的倒退，那可能才是欧洲政治意志的丧失。在面临难民危机时，欧洲的政治家们扬言不能退缩，不能看到欧盟往回走，尤其是德国坚定接收难民，倒是给了人一定的信心。科耶夫当然不会认为走向普遍均质的国家很容易，那无疑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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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难民的到来有助于缓解欧洲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上说，难民移动的路线和目的地不正是对追求更美好（且不同于本来之）生活的明白无误的表达吗？恐怖分子或许痛恨欧洲的民主与自由，但难民却以暂时失去体面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去拥抱之！为什么难民不选择俄罗斯？以现在的外交格局来看，那里是更好的归宿，从土耳其转道俄罗斯也很容易。联合国还对土耳其提出了表扬，说它的难民接待水平、难民帐篷等设施是令人满意和舒适的——土耳其一国就接纳了300多万叙利亚难民！留在土耳其的人，大部分是愿意等待自己国家安定后再回国的，而有更高追求和能力的可能就辗转到欧洲去了。或许，欧洲暂时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应对难民与移民问题的政策，但因此而唱衰或幸灾乐祸也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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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洲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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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对中东地区采取了大规模的所谓民主改造计划，尤其是第二次海湾战争打破了中东地区长期的政治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共享意识形态的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与美国一道在中东地区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但欧洲与美国颇为不同的是，美国享有极佳的远距离地缘优势，看一看地图：美国远在“天边”，欧洲却与中东、北非共享一个并不宽阔的地中海世界，所谓难民危机就是这种地缘结构带来的问题之一。不得不说，地中海区域视野的丧失，也是欧洲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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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欧元区的信用一步步遭遇侵蚀，尤其是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更是让欧盟雪上加霜；英国作为“异数”不但没有加入欧元区，而且退出了欧盟；葡萄牙的经济也出了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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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很多欧洲前殖民地国家，欧洲内部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来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难民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融入的问题。诚如扎卡教授所提到的，新移民带来的是另一种文化和秩序，他们不但没有融入法国的世俗体制，还与这个体制产生了冲突与深深的裂痕，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们非常担心的事情，更不必说欧洲白人生育率的连续降低，穆斯林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再加上恐怖主义和社会冲突的威胁，这些为欧洲政治的向右转提供了更多的助力，从德国的“新纳粹”到法国的勒庞，都是这股向右转势力的代表。2015年发生在法国的恐怖屠杀，已经引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和法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此继续下去，欧洲社会的分裂将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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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跟美国绑在一起的欧洲，在东、南两个方向都陷入了困境：东边因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较劲，双方关系陷入僵局，这也是俄罗斯后来坚决在叙利亚采取单独行动的原因；欧洲国家在南边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干预，制造出更多的问题和麻烦，甚至威胁到欧洲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欧洲难民危机与中东地区局势的关系，似乎也在提示，欧盟与美国、俄罗斯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刻。在2015年G20峰会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连续访问了土耳其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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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在核武平衡的格局下，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气候政治、恐怖主义、全球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等等，都是理解当前世界格局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外部还仍然延续着冷战的大致架构。欧洲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复杂化的地中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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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战才有发展，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适合欧盟的现实。如何重新严肃地思考加强内部团结、边界管控，提升反恐和社会治理能力，重新反思欧美关系、欧俄关系，是欧洲议事日程上的大事。当然，如果欧洲还抱着像对土耳其那样非常功利的而非战略的态度[8]处理这一切，将是十分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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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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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到2021年，法国的6 500多万人口中，穆斯林的比重是7%—9%，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france-population（获取于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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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欧洲议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从2011年到2016年，有约5 000名欧盟国家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其中法国人数最多，达近2 000人。但他们并非都是有穆斯林文化背景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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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梦魁：《法国的宗教饰物禁令为何引发争议》，原刊于“人民网·人民时评”，https://news.sina.com.cn/o/2004-02-13/00431786284s.shtml（获取于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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