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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太大，至今巴以双方仍然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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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隔离与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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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后，以色列开始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开始时，定居点集中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1972年至2008年，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从1 182人增加到了28.58万人，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人口已达到将近20万人。加沙地带也是以色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的主要地区之一。犹太人定居点一般都有以色列军队保护。犹太人定居点当然威胁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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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强硬闻名的沙龙实施了一项“单边行动计划”，就是主动拆除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将以色列人全部撤出，结束了对加沙地带38年的占领，另外，以色列也从约旦河西岸的4个地方撤出，这些地方只保留了一些大型犹太人定居点。乍一看，以色列的这一举动令人费解，在没有遭遇什么挫败的情况下，它为什么会主动撤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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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出现了一种担忧，简单说，就是在人口统计学上，大面积的实际控制区也造成了一个负担，以色列实际上控制了大量的阿拉伯人口，而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口增长迅速。以色列担心，假以时日，以色列的人口中，阿拉伯人将超过犹太人，以色列非常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南非。根据统计，在2005年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之前，在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约有1 050万人口，其中51%为犹太人，49%为阿拉伯人。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高于犹太人，以色列人口的结构不久后将发生改变。这才是沙龙提出并实施单边行动计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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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以色列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就是修建隔离墙，把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分离开来。2002年6月，以色列决定沿“绿线”（即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修建一段长约600千米的“安全隔离墙”，隔离墙将约旦河西岸大约10%的巴勒斯坦领土圈入以色列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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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哈马斯全面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与哈马斯是死敌。为打击哈马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了全面封锁。其方式是在加沙地带外围修建10米高的厚重水泥墙，每隔十几米就建一座岗楼，隔离墙以外300米是安全隔离区，凡闯入者就会被无情射杀。对加沙地带靠地中海一侧，以色列仅允许当地渔民在距海岸线3千米的范围内捕鱼，相比于国际标准，这一范围非常小，以军舰可以对越线的渔船开火。以色列的封锁造成加沙地带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将加沙地带形容为一所巨大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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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自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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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问题为什么难解？关键是，巴以问题已经成为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也成为以色列内部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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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即法塔赫）[12]实际上承认了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1987年，亚辛（Ahmed Yassin，1937—2004）创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即哈马斯），它不承认联合国决议，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及以色列建国的权利，要让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在地中海东岸一直到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推行伊斯兰教法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哈马斯代表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强硬的一派。亚辛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以色列人只能够听得懂人肉炸弹。同情巴勒斯坦的人特别是很多穆斯林往往认为哈马斯是反以英雄，亲以色列的西方人士往往认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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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哈马斯在以色列实施的“定点清除”中遭到重创。此后，哈马斯在表示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始参与政治。2006年1月，哈马斯在选举中一举击败主导巴政坛将近半个世纪的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哈马斯单独组建的政府遭到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陷入危机。尽管哈马斯与法塔赫曾短暂联合组阁，但彼此的分歧和冲突不断。尤其是哈马斯一直保持着准军事力量，并经常与法塔赫领导的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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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哈马斯夺取了加沙控制权。民族联合政府被解散，阿巴斯领导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组建了过渡政府。法塔赫对加沙基本没有了控制力和影响力。此后，双方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政治理想不同，美国、以色列等又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有360多平方千米，人口有200多万。哈马斯有自己独立的军事民兵组织，在外部深受伊朗的支持和影响。不过，哈马斯与法塔赫拥有反对以色列吞并的共同目标，因此，双方10多年来也多次接触，寻求和解，只是，因为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的分歧，在政治上彼此仍然是竞争对手。所以，今天的巴以问题不是巴以两方的冲突，而是哈马斯、法塔赫和以色列三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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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巴以冲突前，以色列两年内搞了四次大选，内塔尼亚胡组阁失败，还面临腐败案指控。无论是内塔尼亚胡个人，还是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在政治上都非常有危机感。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拉宾被刺杀以来，凡是想在以色列政界有所作为，能被以色列老百姓所接受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只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以色列除了用技术手段确保自身的安全、扩大定居点、加强对阿拉伯人的控制之外，在相关问题上越来越强硬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巴以问题对双方来说，既是国际问题，又是内政问题，还是涉及双方情感的历史、民族和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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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1年巴以冲突的升级，除了警民冲突、房产纠纷，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首先是双方的内政，利库德集团，尤其是内塔尼亚胡个人和政党问题重重，他们急于摆脱政治危机，而在以色列的强硬民意之下，在巴以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态度，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得分的一个便捷方式，虽然内塔尼亚胡后来还是没有成功组阁。2021年，巴勒斯坦本来也要选举，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哈马斯为了摆脱困局，方式之一就是刺激以色列对其进行更多的打击，换取在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中的更多支持。不过，巴勒斯坦大选最终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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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1年，中东地区正在出现多个和解迹象：沙特和伊朗表达了缓和关系的态度，土耳其和埃及，沙特和卡塔尔也在进行和解。普遍的看法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巴以问题已经不再是阿拉伯国家重点关心的问题，也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了。“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各有各的麻烦，巴以问题在中东格局里已经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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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决尼米尔：沙特与伊朗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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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年伊始，沙特阿拉伯就在1月2日宣布处决了47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其中有3个人属于什叶派。而在这3个人中有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他就是谢赫·尼米尔·尼米尔（Sheikh Nimr al-Nimr），他曾在伊朗受过教育，是一个什叶派宗教人士，同时也是沙特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对沙特王室多有批评，数次入狱，在沙特的什叶派民众（占总人口约10%）中颇有影响。2014年10月，因支持沙特反政府示威者，沙特当局以其在沙特国内寻求“外国干预”等罪名，判处尼米尔死刑。据西方学者透露，2015年11月，在沙特媒体暗示可能会对尼米尔实施死刑后，美国曾提醒沙特这将引起严重后果，因为伊朗对尼米尔非常重视，全世界的什叶派民众亦对此非常关注。但最终，沙特并未听劝。尼米尔被执行死刑之后所引发的事情，并非出人意料：沙特在伊朗的使领馆被攻击，在伊拉克巴格达新建的沙特使馆亦被袭击，在沙特本土、南亚地区和也门等地发生了什叶派民众的抗议和骚乱。随后，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引发巴林、苏丹、阿联酋等国与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级别。影响随后进一步扩大：沙特和伊朗往来的民航被禁飞，伊朗宣布禁止2016年的朝觐，并要追究2015年朝觐中什叶派信徒死亡的问题……显然，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由此公开化和表面化了，这为本已动荡不安的复杂的中东局势平添了新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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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沙特和伊朗之间最近出现的紧张关系，通常存在一种看法，说这既是长期以来两国或两大民族（波斯与阿拉伯）作为地区性重要力量在地缘政治上博弈的表现，又是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大伊斯兰教派历史性冲突的延续与激化。不过，历史地看，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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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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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沙特代表的逊尼派和伊朗代表的什叶派之间由来已久的教派冲突问题，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有持久性、那么严重，更不是说不同教派必然要发生冲突。教派问题在伊斯兰早期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就是源于政治分裂，时至今日，主要也还是政治问题。历史上，什叶派作为少数派，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具有较强的悲情意识和反抗精神。11世纪末，什叶派中还形成过以暗杀闻名、后来被蒙古人消灭的阿萨辛派。16世纪初，伊朗兴起的萨非帝国，以什叶派为国教。从那时起到现在，伊朗一直是什叶派主导的国家。现在，伊朗8 00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什叶派。与萨非王朝长期处于竞争关系的是土耳其人创立的奥斯曼帝国，后者奉行的是逊尼派。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逊尼派在中东也不似今天这般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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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也会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说成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两大民族之间长期博弈的延续。这需要一点解释。如本书前文所述，阿拉伯人崛起于7世纪，也就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后。在这之前的1 000年时间里，波斯人可是地中海世界的大玩家。在7世纪后半叶，波斯的萨珊帝国被阿拉伯大军征服，伊朗这块土地遂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伊斯兰化过程。自8世纪中叶开始的阿拔斯王朝虽然是个阿拉伯帝国，但波斯人在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况且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此处本就属于波斯文化圈。波斯文化不只是在阿拔斯王朝，还在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的不同部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中亚的不同王朝中都发挥过巨大且深远的作用，这也是今天伊朗人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说，伊朗人向来自视甚高，将阿拉伯人视为“蛮族”。在16世纪奉什叶派为国教之后，伊朗人越发愿意强调与大多信奉逊尼派的阿拉伯人的区别，称自己信奉的什叶派是一种经历过本土化的宗教。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种民族意识并不必然成为当下矛盾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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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特与伊朗的分分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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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史的角度看，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时好时坏，它们并不会因为前述的教派或民族意识问题而必然发生冲突。沙伊关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至今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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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并不差。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同属君主政体，尤其是它们都对美国很倚重。伊朗是美国的盟友，沙特与美国长期以来更是维持了一种“特殊”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确保沙特王室的安全，沙特保证与美国站在一边，尤其是在地区利益和能源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在这个时期，沙特和伊朗在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上具有共同利益，基本上可以说这段时期伊朗与沙特的关系是和缓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伊朗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没有矛盾，它们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方面确实存在利益纠葛，但这些问题大部分获得了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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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伊朗和沙特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伊朗革命提出了“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它一方面反对君主政体，另一方面强调输出革命，尤其是利用每年朝觐进行革命宣传，对沙特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威胁。尤其是伊朗为了突破国际和地区层面上对它的制裁与封锁，非常看重各伊斯兰国家的什叶派，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拉拢，还经常煽动他们闹事。伊朗的什叶主义路线对它与逊尼派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伊朗也由此被说成是一个奉行教派扩张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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