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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需要正是宗教满足的。信仰、交往、安全和正义是人类正当的、合理的需要，也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它们的需要将日益强烈。这些需要只能被满足，不能被消除。本土文化和宗教的复兴是有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在国际政治尤其是中东和平进程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和强大的以色列，穆斯林社会以其传统的宗教价值为号召，掀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运用非常规手段力图改变不合理的地区与国际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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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化会引起文明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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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首次阐述“文明的冲突”观点是在1993年夏，当时，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他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他在该文中提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该文一出，舆论大哗，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一时间，新奇、愤怒、恐惧和困惑此起彼伏。正是基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论，亨廷顿才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旨在对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更充分、深刻和详尽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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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这本书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毕竟，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这还要看到冷战结束这一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近半个世纪的两霸权互相制衡这一世界格局的结束，这至少产生了两个影响：一、对美国而言，突然失去对手让其无所适从，急需重新找到靶子，为自己维持世界霸权找借口；二、原先两极格局下所掩盖着的矛盾突然爆发出来，民族冲突、反美情绪日益高涨。这一切都需要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来解释。“文明冲突论”正切合了国际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对美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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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少人对亨氏的理论存在很大的误解，如有人这么说：“亨廷顿是主张文明冲突的。”但亨氏恰恰是在提醒人们避免文明冲突，绝非主张文明冲突。亨廷顿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人们对他的误解，他曾总结说：“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为了避免发生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原则：避免原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9]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要通过谈判来遏制或制止不同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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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后，亨廷顿的理论再次引领世界思潮，他的书长期在各大学的图书借阅榜上名列前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取代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应是一个在承认特殊性基础上寻求共性的过程。它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科技发展为人类提供的更为有效的交流途径，更有赖于全球不平等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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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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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中旬，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与以色列国防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1]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据报道，引发这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在东耶路撒冷的某个区，一些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争夺房产所有权，法院判决房产归犹太人，强行让巴勒斯坦人搬出去；另一个导火索是，斋月期间，以色列警察不让穆斯林进入清真寺，引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其实，东耶路撒冷问题，首先是主权问题。按照联合国决议，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但实际控制权在以色列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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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提到中东局势，最重要的就是巴以问题，也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目前看，如此激烈的巴以冲突，也并未引发多大的影响，作为中东地区核心问题的巴以问题，已经被边缘化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部分将简要分析巴以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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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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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只有2万多平方千米，却承载着历史上最深重的宗教、族群和政治恩怨。犹太民族非常古老，他们很早就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们信仰的犹太教有3 000年的历史。阿拉伯人也是历史悠久的民族。7世纪初阿拉伯穆斯林崛起后，耶路撒冷在7世纪中叶就被穆斯林控制了，之后虽然有过短暂的十字军王国，但直到20世纪初，耶路撒冷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伊斯兰帝国的控制之下。犹太人说他们是巴勒斯坦最早的主人；而穆斯林对此的观点是，犹太人的主体早在近2 000年前就离开了，1 000多年来是阿拉伯人住在这里。这两个主张很难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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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宗教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在奥斯曼帝国，犹太人没有遭到迫害，反而是欧洲有长期反犹排犹的传统。在15世纪，犹太人宁愿移民到奥斯曼帝国。当时影响比较大的犹太人定居地不在巴勒斯坦，而是马其顿的萨洛尼卡和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萨洛尼卡成为一个犹太人口超过半数的港口城市，而且很繁荣。犹太人纷纷往奥斯曼帝国移民，但没有出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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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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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造成问题并引发冲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作锡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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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在19世纪出现，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对犹太人而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单从思想上接受起来也不容易。一部分犹太人认为，面对不断被迫害的局面，要想有所改变，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保护犹太人的安全。犹太复国主义者考虑建立犹太国家的时候，并不是必须选择巴勒斯坦，他们也曾经考虑过阿根廷或非洲等地。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持相反的主张，这是犹太人中长期流行的观念，即认为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大流散和遭受的苦难，是上帝对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考验，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就是要接受这种命运，就是要安于流放，等待救赎，如果人为地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相当于“僭越”，违反了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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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政治局势的催化下，犹太复国主义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回到以色列。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宣言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主要国家的赞成。“一战”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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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福宣言”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提供了依据，也埋下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纠纷和冲突的祸根，对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购买和开垦土地。在以色列建国前，两个族群就已经发生过多次冲突。英国在1939年停止批准犹太人移民，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考虑建立阿拉伯国家，犹太人可以高度自治。但犹太人仍不断到来（偷渡）。二战后，犹太人移民更多。到此时，矛盾已经很难解决。英国人把问题交给了联合国。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国家，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就面积来说，犹太人的国家相对大一点点，是1.5万平方千米，而阿拉伯人的国家是1.1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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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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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但是，广大阿拉伯国家不同意。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以色列当时非常破败，人口也少，但竟然战胜了阿拉伯联军。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以极小代价取得了巨大胜利。1967年的“六日战争”是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不承认、不谈判、不和解”的原则，以色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几乎占领了181号决议分给阿拉伯人的全部领土。1974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先是遭受埃及和叙利亚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损失较大，而后情况发生逆转，以色列进行了有效反击，后来双方根据联合国的停火协议终战，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平局结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多个伊斯兰国家采取提价、减产乃至禁运等手段，将石油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短期内世界石油价格猛涨，触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危机持续了三年，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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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中东战争影响深远，双方都意识到冲突和战争无法解决问题。1977年11月，作为阿拉伯国家领袖的埃及做出惊人之举，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访问（这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成为第一个访以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1978年，在美国的撮合下，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1979年双方正式签订了和平条约。1982年，以色列正式把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埃及的举动被其他阿拉伯国家视为背叛，阿拉伯联盟发生严重分裂，埃及一度被驱逐出阿盟。不过，《戴维营协议》最终是推动了中东和平的发展。此后，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由对抗转向对话。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2020年，在美国的主持下，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巴以问题再次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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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以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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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基本上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全部阿拉伯人地区。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可是巴勒斯坦国没有疆界，没有领土，只是形式上单方面宣布建国，相当于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中国以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包括联合国）都承认巴勒斯坦国。在这个意义上说，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把已经宣布成立的国家予以实体化的问题。在实体化实现之前，巴勒斯坦就只是一个有部分管辖地的、形式上的国家。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后，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29—2004）决定与以色列进行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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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开始，巴以双方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和平谈判，先是确定了谈判的基本原则——“土地换和平”，即以色列通过归还它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人领土，来换取与阿拉伯人的和平相处。1993年，双方达成了《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两个地方实现一定的自治，一是加沙（Gaza），二是杰里科（Jericho）。1994年，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1922—1995）和外交部长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巴勒斯坦自治范围逐渐扩大，以军陆续从约旦河西岸包括希伯伦在内的7座主要城市撤出，将它们交由巴勒斯坦控制。1995年，主张巴以和平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被犹太激进分子刺杀身亡，和平进程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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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控制区是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靠近埃及西奈半岛的一块飞地），总共只有2 000多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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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之后，以色列强硬派长期掌权。最重要的以色列强硬派是利库德集团（Likud）的领导人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他做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后当选为总理。2000年，沙龙强行进入东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qsa），引起穆斯林的愤怒，造成了巨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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