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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很难说教派冲突或民族/国家博弈一直支配着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紧张也有缓和。伊朗长期以来都是当之无愧的中东地区大国和强国，在经济、人口和军事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而沙特在体量上是无法与伊朗抗衡的，尤其是在军事实力上，二者不是一个级别。说沙特与伊朗长期在中东地区争夺主导权，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不要忘了，逊尼派统治的大国和强国中过去有伊拉克，现在还有埃及和土耳其，它们虽然各因自身问题而暂时陷入困境，但不管怎么说，沙特并不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逊尼派国家，也并非一直有跟伊朗抗衡或争夺主导权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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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朗的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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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角力非常突出，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还要回到21世纪初，回到美国的角色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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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对中东局势影响最大的当数“9·11”事件。“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战略，美国先是干掉了伊朗东部阿富汗的塔利班，之后又推翻了伊朗西部伊拉克的萨达姆，从而使伊朗在东西两个方向上面对的威胁大为减轻。小布什政权也将伊朗视为“邪恶国家”，推行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朗感受到了新的威胁。与此同时，伊核问题自21世纪初以来也成为美国制裁伊朗的新议题。伊核问题的扩大化使得伊朗的周边国家感到了威胁，伊朗也因此受到新的制裁。但不管怎么制裁，伊朗的政权看起来还是稳固的，相反，很多逊尼派国家反而显得脆弱，尤其是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多个逊尼派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伊朗反而未受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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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自2009年上台以来，正赶上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时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处于相对衰落期。美国学者注意到了奥巴马与小布什的不同，小布什相信军力可以左右政治结果，而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工具则是耐心和外交努力。奥巴马因其“柔性”外交受到批评，就像小布什因“穷兵黩武”而受到批判一样。在2015年，奥巴马通过外交努力取得了四项重要的成绩：（1）达成伊核协议；（2）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3）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4）与亚洲签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布鲁斯·琼斯说：“奥巴马通过耐心和不懈的外交努力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可以取得的成绩上，他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奥巴马政府常常低估军力是一种可以左右政治结果的重要因素，而动用军力肯定能够在叙利亚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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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权上台伊始，就开始反思和调整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并考虑把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奥巴马当局与伊斯兰世界和解的信号在2009年6月4日的开罗大学演讲中已经表露无遗。奥巴马在演讲中说：“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美国和伊斯兰教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公正与进步的原则、宽容的原则与全人类都有尊严的原则。”奥巴马呼吁结束周而复始的“怀疑和争议”。对于伊朗，他在演讲中表示，伊朗应该保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同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核不扩散协议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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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寻求与伊斯兰世界和解并逐渐从中东抽身的过程中，出现了伊拉克的教派矛盾、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问题以及库尔德人问题。中东地区发生的动荡也使美国意识到，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政策不但对伊朗没有效果，而且肯定会引发更多的混乱。这是奥巴马当局考虑改变对伊朗政策的重要背景。同时，伊朗本身也有和解的意愿，长期的制裁和低迷的油价已经使伊朗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温和派的哈桑·鲁哈尼在2013年6月当选为伊朗新总统，也为伊朗调整其对外政策、解决伊核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上述背景下，才出现了现在备受注目的伊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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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沙特对伊朗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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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特的角度来说，它希望能够维持中东地区的平衡，沙特并不是非要做地区的主导国家，它的核心利益在于维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以及它在那里的影响力，并确保自己内部的王室统治的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过去这些年来，伊朗的变化使得沙特感受到了威胁。首先，一个欲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本身就是个大威胁。2005—2013年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伊朗总统期间在核武器等问题上高调的不妥协姿态，更是加深了人们的担忧。为了遏制伊朗的核野心，沙特很早就表示愿意与以色列合作，比如早在2010年沙特就曾表示愿意向以色列提供飞机过境通道，以便以色列轰炸伊朗。[13]其次，2003年，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通过伊拉克遏制伊朗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了，伊拉克在民主化之后变成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脆弱国家，伊朗在伊拉克进而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这是沙特等海湾国家特别担心的。因此，当2011年叙利亚（人口大多数是逊尼派，但统治集团是什叶派）发生危机后，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坚决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力主推翻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伊朗自然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沙特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在对也门的政策上，道理也是一样的。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逊尼派大国埃及也发生了政治动荡，国力衰落，这使得沙特的地位在中东相对凸显出来，担当起逊尼派国家领头羊的角色。土耳其虽然是地区强国，但在教派问题上一直坚持平衡策略和“超脱姿态”，避免过度卷入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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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即将崛起的伊朗对沙特等国家来说也是严重的威胁。随着伊核协议的达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伊朗“松绑”，使伊朗有了复兴的可能。本就极具潜力的伊朗被认为是全球最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其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必然带来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地区国家将不得不调整政策，适应一个重返国际舞台的伊朗。土耳其也一度紧锣密鼓地加强与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这背后不能不说有着对伊朗的担忧。那些紧随沙特与伊朗断交的国家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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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自身并无单独遏制伊朗的实力，眼见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也日益靠不住了，沙特自然要想更多的办法来应对。沙特当然不会不知道处决尼米尔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和后果，尽管沙特一直强调这是它的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但是，很显然，沙特这么做也是要释放一个对外的信号：过去这些年来，伊朗及什叶派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已经令沙特忍无可忍，如果美国不调整其对伊朗的“纵容”政策，沙特将拉起自己的队伍“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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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沙特-伊朗关系影响中东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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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和伊朗关系的恶化，对于中东地区的动荡尤其是反恐形势来说，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沙特和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这个问题上尽管各怀心思（比如，沙特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而伊朗要维系阿萨德政权），但至少在表面上是趋于一致的：沙特本国受到所谓“伊斯兰国”的多次威胁和袭击，伊朗要支持受到“伊斯兰国”威胁的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两国“撕破脸”，对反恐形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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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派问题被当作政治工具和大国博弈的手段，会使得宗教问题越来越带有非理性色彩。尤其是在不同宗派杂处的地区，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博弈，自然也会波及社区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发具有“族群冲突”性质的社会矛盾，挑战地方社会的安定、秩序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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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沙特长期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它们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但都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局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现在，伊朗说沙特处决尼米尔是“中世纪般的野蛮行为”，与“伊斯兰国”无异；沙特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在中东制造骚乱和推行教派主义”。其中的是是非非，又哪里容易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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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2021年初，随着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中东局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变化包括土耳其与埃及、沙特与伊朗、卡塔尔与沙特等开始接触，力图修复或改善双边关系。实际上，早在2020年下半年，伊朗就曾经表示过希望能够缓和与沙特的关系，希望彼此能够团结。从现实来说，沙特当然也有跟伊朗改善关系的需要，沙特近些年来陷入也门这个泥潭，而伊朗对也门的什叶派胡塞武装有决定性影响力，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有利于沙特及早结束也门危机，实现和平。对伊朗来说，它当然也希望沙特能够支持伊核协议。2017年，沙特等多国曾以卡塔尔干涉巴林等国内政、支持恐怖主义、与伊朗过从甚密等为理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和封锁。土耳其则因支持卡塔尔而与沙特关系紧张。2018年，记者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遇害，土耳其称其死于政治谋杀，该事件令两国关系继续恶化。2020年沙特商人开始抵制土耳其商品，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断崖式下跌。2021年4月，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林表示，土耳其正在寻求修复与沙特的关系。这些中东地区重要国家之间关系改善迹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彼此对峙往往是两败俱伤，长远看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相互都打不动或无力斗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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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斩首”苏莱曼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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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日，美国对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空袭，击毙伊朗最高层军事将领、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美国政府称此次空袭旨在阻止苏莱曼尼策划的袭击，是美方的自卫行动。伊朗和伊拉克对美方的举动表示强烈谴责。综合分析来看，这是最近30年来美国对伊朗最沉重的打击，无疑加剧了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显示出特朗普政权不只是在经济上对伊朗实行“极限施压”的制裁，而且，只要时机合适，还将利用自身的情报、技术和军事优势，对伊朗实施“斩首”式军事打击，对伊朗高级领导层造成更大的威胁和压力，其目的都是要使伊朗现政权屈服，而不是走向“热战”，因为，与伊朗发生战争并不是特朗普政权的战略追求。美方此举不似临时行动，而是一次统筹于美国中东整体战略之下、经过充分准备和论证的“极限施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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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莱曼尼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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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尼1957年3月11日出生于伊朗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早年做过建筑工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他追随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并加入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两年后他被派往前线，与入侵的伊拉克军队作战。他迅速脱颖而出，并被任命为旅长，在此过程中，他展现了极高的领导和情报侦察才能。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苏莱曼尼被委任为“圣城旅”武装力量的负责人，组织大量人力和财力建立了一支新的亲伊朗部队，其影响的范围从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延伸到也门（这一范围也被称为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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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苏莱曼尼晋升少将（伊朗颁授的最高军衔），被认为是伊朗军界实权人物。作为一名颇有能力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他在伊朗内政外交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可以说甚至在鲁哈尼总统之上，仅次于哈梅内伊，这使其在政治上也颇有争议。而在伊朗，最高领袖的主要政治责任就是要平衡国内的强硬派与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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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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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针对苏莱曼尼发动斩首式袭击，是有着充分情报和军事准备的“极限施压”行为，总体上统筹于特朗普时代美国对伊朗和中东的战略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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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这次行动是针对美国驻伊拉克机构遇袭事件的非对称报复。近年来，伊拉克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的主战场。萨达姆政府倒台后，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在伊拉克新政府中的影响力显著上升。伊朗借此机会及时填补权力真空，它与美国的利益争斗愈演愈烈。2019年12月以来，伊拉克境内的多起小型冲突都有美国和伊朗博弈的影子。12月最后一周，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军”对美军基地发动火箭弹袭击，造成1名美军承包商死亡，多人受伤。美国认为是伊朗在背后授意了此次袭击，并随即空袭“人民动员军”多处设施，造成25人死亡。12月31日，伊拉克民众冲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一度造成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撤离，使馆随后宣布暂停所有公共领事活动。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策划了这一“袭击”。与此同时，美国紧急派增援部队保护驻伊拉克使馆。苏莱曼尼遇袭事件是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事态发展的高潮，特朗普以“极限施压”取代了欧洲人的谈判策略。伊朗自2019年夏季以来回以“极限抵抗”：袭击波斯湾油轮、沙特石油设施和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目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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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希望以情报能力和军事科技能力支撑的“后现代战争”对反美力量进行威慑。2020年1月3日，苏莱曼尼正是在巴格达机场与“人民动员军”高层接洽时被炸死的。本次空袭美国仅使用了2~3枚无人机载火箭弹，打击目标准确锁定于苏莱曼尼的车队，“开战即终战”，并未对机场其他设施和无关人员造成伤害。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历次军事行动相比，本次袭击显示了美国在军事无人机、卫星定位、精确制导方面的优势，揭开了未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后现代战争”的一角，其特征是不针对敌国人民，不以整体军队为对手，依靠先进技术和情报系统支撑，以“斩首”目标领导人或轰炸其他战略标的为目标。苏莱曼尼亡于旦夕之间，警示也震慑着伊朗的指挥者、决策者，他们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开展报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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