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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希望通过击杀苏莱曼尼来遏制什叶派联盟的崛起。考虑到苏莱曼尼在伊朗军事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美军的目的绝不仅是报复和威慑那样简单。在后“9·11”时代，苏莱曼尼及其领导的“圣城旅”在中东多国积蓄力量，暗中助力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亲伊朗的什叶派势力上升。苏莱曼尼早已成为美国在中东的眼中钉。美国此次空袭得手，沉重打击了伊朗境外军事活动的指挥力量，震慑了中东地区多个亲伊朗民间武装，一定程度上会使所谓“什叶派新月带”的发展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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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做了充分准备与铺垫。回顾2019年的美国与伊朗关系，打击伊朗高层将领不是临时决定，而是有着完善的美国国内反恐法律作为铺垫。2019年4月，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圣城旅”认定为“恐怖组织”，这是美方首次正式把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并施加制裁。因此，美国对苏莱曼尼的行动适用于美国的反恐法律，特朗普以所谓治外法权为法律依据开展行动，在美国国内的制度层面阻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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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件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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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苏莱曼尼的暗杀行动极大触怒了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使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的坚定分子更加团结。但伊朗不愿意同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因为那将给予美国打击伊朗更多的借口，伊朗难以应对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也并不寻求与伊朗进行正面的战争。伊朗短期内的最优选择是充分利用国际舆论，为抗衡美国极限施压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伊朗也可能选择诸多方式实施有限度的报复。伊朗还进一步降低了履行核协议相关条款的力度，在核问题上做文章。但整体上，对伊朗来说，它其实是选择了最明智的方式，一方面在国内表现悲情，另一方面就是耐心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拜登上台后，美对伊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时代，主要表现就是双方重新致力于伊核谈判，伊朗偶尔也会释放某种和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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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是，苏莱曼尼在伊朗国内也有争议。一是他作为实权派军事领导人，对政治兴趣很大，对哈梅内伊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谓“功高盖主”，此前哈梅内伊已经调整了国内军事领导布局；二是苏莱曼尼的政治活动和影响力，让伊朗的部分职业军官感到不安；三是苏莱曼尼所代表的激进主义势力，让伊朗国内的温和派也备感压力。因此，苏莱曼尼之“斩首”，使得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和激进派受挫，也部分地改变了伊朗国内的政治格局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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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尼事件预示了未来国家间冲突的新形式，即以“后现代战争”的方式“斩首”关键人物，从而代替全面战争。美国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精准打击和“斩首”行动不再是纸上谈兵，“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变得简单易行（至少对军事强国来说）。在传统战争中，将国家、民众与领导人割裂开来进行打击几乎是不可实现的，战争优势方通常需要战胜敌国的国家机器后，才能推翻敌对领导人的政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地面部队自南向北攻入巴格达，直至捕获萨达姆之后，美国才正式宣布推翻了萨达姆政府。在不远的将来，当定点清除和“斩首”行动在技术上更加纯熟后，军事强国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弱势一方的防卫能力可能会更加脆弱，国际秩序将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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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王大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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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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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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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毓海：《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第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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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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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读书》，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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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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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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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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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上书，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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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哈马斯与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战争，是不对称战争。以色列技术水平高，哈马斯的火箭弹便宜且落后。高科技的参与、精准打击等预示了未来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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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59年，法塔赫成立于科威特。1965年，法塔赫开始武装反对以色列占领。法塔赫主张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主国家”。法塔赫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69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局势的发展，法塔赫的立场逐渐趋于温和、务实，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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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据伊朗法斯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已经开始合作开发新的网络战武器，用于监视并破坏伊朗的核项目。法斯通讯社还透露，据与沙特特勤局关系密切的可靠“线人”的情报，2013年11月24日，沙特间谍主管沙特王子班达尔·本·苏丹和以色列摩萨德主管塔米尔·帕尔多在维也纳会谈，商议“双方在针对伊朗核项目的情报和破坏行动方面的合作事宜”。“此次会谈上提出的议案之一是开发出一款比Stuxnet蠕虫病毒更具破坏力的恶意软件，以监视并破坏伊朗核项目。”仅一周前，阿拉伯媒体曾报道，班达尔王子在特拉维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讨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内塔尼亚胡呼吁美国和法国政府反对同伊朗的协议。他认为，伊朗的核项目直接威胁到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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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秦彦洋博士为本节查阅了相关资料，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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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 结语从世界历史看“后IS时代”的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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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有疆土诉求的极端主义实体在形式上走向覆亡，关于“后IS时代”的讨论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话题从未停止。人们关注的首先是安全，比如，数万参加恐怖组织的人员可能回流本国；还关注过去数年的动荡给当地带来的破坏，以及即将开展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重建。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作为一个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我想从世界历史尤其是百年中东史的视角，回溯和讨论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史”，既是过程，也是方法和视角。“后IS时代”的中东，在实践上，是重回世界历史进程，在认识上，也需要回到世界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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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所引发的挑战遮蔽了对一些历史性问题的讨论。IS是一个短期内带来巨大冲击的现象，在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它自会受到最密集的关注。但问题是，这类突发事件被连续报道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而那些更重要、更根本性的问题则被忽视了。在所谓“后IS时代”，我们还需要回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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