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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所谓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这历时四年半的大战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先后有30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死伤达3000余万人，物质损失更无法计算。这场战争向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提出一系列关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特征？帝国主义战争是怎么发生的？怎样才能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于是，不少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或称理想主义），有的人甚至崇尚18世纪的启蒙主义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他们强调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来唤醒人类的良知；他们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他们呼吁建立起国际性机构和组织，加强国际合作，巩固战后稳定的国际社会，以避免世界大战惨剧的重演。于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就应运而生。它的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是对战争灾难所作的反思的结果。理想主义学派认为，人性本是善良的或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而变好的。这个道理延伸到国际关系中，可说明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改变，以致放弃强权政治，建立集体安全。理想主义学说谴责追求强权政治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行为，主张国家应依据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原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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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派最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正如摩根索所说的，“在这一学派中，伍德罗·威尔逊是最雄辩的和最有影响的代言人。”这一学派因而也被称之为“威尔逊学派”(2)。该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除了威尔逊之外，还有英国的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大卫·戴维斯、诺埃尔·贝克、吉尔伯特·默里、大卫·密特雷尼和美国的约翰·霍布森、雷蒙德·福斯迪克、尼古拉斯·巴特勒、洛斯·迪金森和詹姆斯·肖特韦尔等。密特雷尼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成为研究功能主义和世界秩序的著名学者，而肖特韦尔多次访问欧洲，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这段佳话开启了欧美学者间最初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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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次大战之间美国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倾向和外交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了乌托邦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形成了支配地位。”(3)然而，理想主义理论并没能抵挡住30年代希特勒德国极权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席卷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理想主义理论的破产。现实主义学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于30年代，发展于40年代，到50年代和60年代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出现了卡尔、尼布尔、摩根索、阿隆、凯南和基辛格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抨击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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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学派继承了自马基雅弗利、霍布斯和洛克以来的关于“自然状态”的分析传统和思想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受到人的本性和“自然状态”法则的支配。该学派从这一根本点出发，提出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思路：第一，人的私欲和生存意志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意志”，国家的权力便是这种人的权力意志的扩大；第二，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组成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在追求权力，国家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权力的关系，国际政治即是权力之争；第三，各国在对外目标上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冲突与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特征，一国在国际上享有的权力越大，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反之亦然；第四，权力与利益是影响对外政策的核心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权力与利益的重要性超过道义和理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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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理想主义学派受到重创，影响开始减弱，尽管在卡尔和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攻势下，理想主义理论显得黯然失色，但是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并没有完全退却，“它仍然存在”，它仍然在裁军，战争法、维持和平、全球生态和联合国等问题上坚守着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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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有影响的理想主义学者有赫西·兰特帕奇和J·L·伯里尔利，兰特帕奇在1933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的法律功能》曾被卡尔批判，他写了对卡尔的批判的批判，但直到他去世后才于1977年出版，题为《国际法》，共四卷本。伯里尔利以三本书蜚声于世：《国际法观察》（1944），《国际法义务之基础》（1959）和《国家的法律》（1963）。他俩均认为，国际法优于国际政治，国际法的完善将带来世界的稳定与公正。60年代后曾出现过理想主义的“回复”，R·A·福克、M·S·麦克莫加尔和D·M·约翰斯通等学者积极地提倡世界秩序、世界政府、法律公正，并努力创建未来学，故有“新理想主义”之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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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想主义学派的“回复”势头乏力，国际关系理论的支配地位仍由现实主义学派掌握。“现实主义处于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辩论的核心……现实主义是一种综合理论，而不是单一的理论。”(5)现实主义学派的以下核心观点仍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具有最大的影响：（1）国家是国际政治的最重要的行为者；（2）无政府主义是国际社会的突出特点；（3）国家最大限度地追求其权力或安全；（4）国家通常采取理性的政策；（5）国家有时也会依靠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来实现其目标；（6）国际体制诸方面，特别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是形成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基本模式的最重要原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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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争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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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在痛定思痛之余，人们思考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人类间的互相残杀？人类将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战争？正是在这两个问号之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先后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具有哲学性的思考和给人以启迪的研究方法引导着后人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且也影响着后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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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人的本性、战争根源、人的理性、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和道德之间关系以及维持和平的方法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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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理想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理想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运动和一种思潮，是为了一种共同的目标——和平目标而出现的人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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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威尔逊学派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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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性可以改造。理想主义关于人类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完美主义。一派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不确定的，它既可以恶也可以善，而根本的问题是人所处的环境问题；另一派认为人的本性天生就是恶的，但是，人性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正因为理想主义理论认为人可以通过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他们相信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和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人类在教育和正确思想的驱使下，在好的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作用下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最终走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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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争可以避免。理想主义由此便提出了两个结论：战争的根源不能归罪于人的罪恶；战争的出现也不是人类的必然产物。洛斯·迪金森曾经这样说过，“战争不是人性注定的产物，它是那种人性放在某种环境下的结果。”(7)可见，理想主义者认为战争的出现与人类的本性无关，而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们认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国内或国际政治体制的缺陷，由于对人类进行教育和开化的困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不足所引起的。在此前提下，于是便引出了后一个结论，一旦人类的教育程度提高了，再不是感情思维而是理性思维，再不是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而是用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人类的战争最终则可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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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本性并非是罪恶的观点出发，理想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正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教育而避免战争，所以，理想主义又提出了他们另外两个相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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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们认为人类可以逃脱追求权力的欲望，可以逃脱因安全而必须要增加权力的安全困境，可以逃脱战争的危害，政治并不意味着就要卷入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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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界各国之间虽然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冲突和矛盾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不是来自于人类的本性，因此，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和谐，而这种利益和谐的最显著表现就是避免战争和寻求和平。理想主义者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他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出现看成是国家利益可以和谐的具体表现。他们指出，国际联盟的建立本身说明了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正走向一致，这种一致就是大家认识到了人类应当采取措施，摆脱战争，求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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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益可以调和。理想主义强调，在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利益冲突。在国家对外政策中强调国家利益在理想主义者的眼里是一种眼界狭小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已经被人们所唾弃。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阻碍人们产生共同和谐的利益，同时也不会产生理想主义所提倡的国际主义。理想主义相信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是可以互相和谐一致的，他们不愿意区分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否定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这种只看到一致不看到区别，自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就是别人的国家利益的做法，在外交实践中自然会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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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国际机构，保卫世界和平。国际联盟是理想主义者的希望，也是他们对世界和平信仰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体现。他们之所以要积极支持建立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世界和平才能维持。国际联盟是基于以下几个观点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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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洛斯·迪金森在他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1904—1919》中是这样写的，战争的根源以及和平之所以不能出现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为了拯救世界和平，就要建立国际联盟，在这个机构建立之后使之发展成熟并具有世界政府的性质，它将为了和平的利益控制各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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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集体安全来代替均势。理想主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长期盲目地相信均势力量的结果。他们指出，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之间充满矛盾，人们以为通过均势的互相牵制，可以控制矛盾的爆发，但是，人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训中知道，依靠均势来维持世界和平结果往往失败。洛斯·迪金森指出：“所有的历史表明，均势都是以战争而告终的。”(8)因此，世界和平的维持今后应该通过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力量来实现，以往传统的外交方式将被新的维护和平的方法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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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平是世界所有国家的愿望，而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某种理性中介的调和，使各方都受益后而化解。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这种中介就是他们积极创立的国际联盟。他们确信，国际联盟可以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协调各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并且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在吉尔伯特·默里的《这一代的苦难》一书中，作者描绘道，在战争之后，“我们似乎最清楚地看到了重建世界秩序的途径。我们已经成立了国际联盟：在我们发动战争之前，我们交换意见，当我们不能得出直接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召集专家，让他们来解决问题。”(9)这就是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性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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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理想主义者看来，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战争，是因为国际体系不健全的原因，而要使国际体系由不健全走向健全，主要的问题不是政治性的问题，而是机制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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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以保证世界和平。理想主义者相信，国际法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范下，一旦出现了侵略行为，世界各国可以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对违法的行为进行制裁，例如，对侵略者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通过制裁和其他相应的国际压力，可以迫使侵略国家改变它的政策，世界和平就能得到保证。与此相应的是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道德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只有在国际道德的约束之下才能在对外关系中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好坏衡量标准主要是看这个政策是否符合国际道德。符合国际道德的外交政策就是好的正确的外交政策，不符合国际道德的外交政策就不是好的外交政策。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自然也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因此，道德和外交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正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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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众舆论也可确保世界和平。正因为理想主义相信，衡量外交政策的标准主要是看这个政策是不是符合国际道德。所以，长期一直困扰着政治家们的难题是，如何既保证外交政策的实施，同时又符合道德标准。理想主义者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困难不是外交和道德的关系，而是在国际道德标准已经确立之后，如何使其贯彻执行。他们相信，要维护国际道德，主要必须做到两点：第一，要依靠国际联盟的力量，对违反国际联盟的政府进行制裁和抵制；第二，要靠提高公众的觉悟和文化素质，发挥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积极性。一旦一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对外侵略政策，在国际上它将受到国际联盟的制裁和国际舆论的谴责，这种制裁和谴责可以使这个国家内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醒悟，推翻侵略政府，最终使世界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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