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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齐默恩在他的一生中为国际联盟建立做出了不倦的努力。齐默恩的上述思想观点令人敬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能够避免碰壁和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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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约翰·默里（1904—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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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默里1904年生于美国纽约，父亲是位律师，父母信天主教。默里年轻的时候曾想将来做医生，但是，由于受家庭的影响，他最后选择了神学职业，成为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默里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上学。1938年，他在罗马格里历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美国马里兰州吾德斯特克大学任教授直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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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以前，默里在宗教界并没有名气。到40年代后，他的才华才充分显现出来。他在他作为编辑的《神学研究》和《教会观察》两本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观点非常激进，以至于罗马天主教会要取消这两本杂志的出版许可证。默里认为，在美国社会，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已经实现合作，他呼吁教皇不应当仅仅承认美国社会多教派存在的事实，同时应当承认这种体系自身的优越性。他还认为，美国传统对罗马天主教传统是有价值的。默里的观点受到了罗马天主教极端保守派的严厉批判，面对对他的攻击，默里声明，现在不是要罗马天主教和美国的民主和谐一致，而是要谈美国的民主是否能和罗马天主教和谐一致。然而，不管怎样，默里的具有民主气息的宗教观点在保守的罗马天主教派中，显然是进步的。在基督新教中占优势的美国社会，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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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影响的神学家有两人，一人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另一人则是约翰·默里。然而，他们的思想截然不同。尼布尔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而默里则是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默里和尼布尔的关系，他们共同的和不同的，他们构成的讨论和辩论是美国宗教和政治思想史中最丰富的对话之一。”(20)尼布尔对默里的评价是：“默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和美国的民主传统同时进行思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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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的民主思想和政治理论主义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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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权力的观点。默里认为，道德必须要监督权力的运用，并且权力在道德的指导下使用。他说，“权力只有在道德原则下使用，或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或者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根据目的来确定也许要使用，或者必须使用。”(22)从默里对权力使用和道德的关系说明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在权力和道德之间没有划绝对的分界线。他并不像有些理想主义者那样绝对反对权力，他警告人们处理权力问题用简单的思维方式是危险的。他认为，道德的法律，从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来说，就是自然的法律。这是他和其他理想主义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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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正义战争的问题。默里对人类的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核武器时代，他企图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去研究核时代正义战争的问题，研究人类的生死命运问题。默里认为，传统正义战争具有三个功能：（1）声讨战争的罪恶；（2）使罪恶受到限制；（3）尽可能地发扬人道主义。默里认为，在核时代，正义战争的假设仍然是合理的。防卫的战争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道德的、正义的。判断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这场战争是不是给人类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灾难；二是看权力的使用是不是有限的，是不是为了法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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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自然法的观点。默里认为，道德的标准是来自于自然法的标准。与其他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反对用简单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国际关系问题。他既反对过于简单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过于极端的现实主义观点。在道德问题上，他反对道德模棱两可主义。他指出，这种模棱两可主义对思想建议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他呼吁人们在判断事物时，不要极端，而要遵循自然法。由此，在战争问题上，他反对三种极端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认为战争是灾难和完全不道德的；第二种认为，敌人都是可恶的，必须要消除；第三种是，联合国应当宣布一切战争都是非法的。他坚持认为，即便核战争在道德上也并不一定完全不道德，世界上存在着比人死亡更罪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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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默里在战争问题上的核心思想是，战争与和平在人类生活中没有绝对区别，国家道德和权力的使用总是交叉在一起的，一切应当自然地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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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的一天，默里突然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这个他一生为之祈祷的世界，这位“高大而文静、彬彬有礼而充满智慧”的国际政治思想家给人们留下的著作有：《外交政策和自由社会》（1958）、《核武器的道德困境》（1959）、《道德和当代战争》（1959）、《我们信奉这些真理：关于美国主张的天主教思考》（1960）、《上帝的问题：昨天和今天》（1964）、《自由和人类》（1965）、《宗教自由问题》（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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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从韦伯、卡尔到摩根索、基辛格——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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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理论各个学派中，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数最多，阵容最强。汤姆逊的《国际思想大师》一书所介绍的18位大师，大多数属于现实主义学派。迈克尔·史密斯则认为，现实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爱德华·H·卡尔（E．H．Carr）、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但还可以增加几位，如乔治·施瓦泽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尼古拉斯·斯巴克曼（Nicholas Spykman）、马丁·怀特（Martin Wight）、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约翰·赫茨（John Herz）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23)。这里，我们选择10位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逐个地进行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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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斯·韦伯（186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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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史密斯在《现实主义思想——从韦伯到基辛格》一书中写道：“要了解当代现实主义学者，最好从韦伯开始。在国际关系学者中，韦伯被意外地忽视了，但在我们提及的学者中，韦伯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是最大的。”(24)现在就让我们从韦伯开始，为这位“被意外地忽视”的现实主义鼻祖之一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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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马克斯·韦伯虽然是以社会学家成名的，但是，他对政治非常关注。从韦伯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涉及到权力的理论、关于政治领导的理论、关于国际冲突对国际政治结构影响的理论等。关于国际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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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对理想主义的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在韦伯看来，理想主义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它把政治看成是道德的政治。他认为，理想主义者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政治的现实。韦伯认为，只承认道德，而拒绝研究现实问题的态度是理想主义理论家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韦伯不无讽刺地把理想主义者称为是“知识界的人”（Literati）。他认为这些人的特点是：忽视政治的现实生活，在事实和价值的判断上、在科学和道德的区分上没有逻辑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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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什么是政治，韦伯定义为分享或影响权力的分配的斗争，这种斗争或是在国家之间或是在一个国家内的集体之间产生的。韦伯明确地指出，所有的政治都离不开权力问题。他认为“所有的那些试图要取消人统治人的想法都是乌托邦”(25)。因此，对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称呼应当是从韦伯开始的，而不是从卡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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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对国家下定义时，同时表达了他对政治的看法。韦伯指出，“国家是一块人类居住的领土。在这个限定的领土内，国家成功地、合法地、垄断地行使武力……国家被认为是有使用权力的唯一源泉。因此，‘政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力求分享权力和力求在国与国之间或在国家各团体内权力的分配……当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时，它总是意味着在分配、保存或转移权力中的利益。这一利益决定着问题的回答和问题的裁决。”(26)这里，韦伯由对国家下定义发展为对政治下定义，他的论述始终围绕着权力来展开，韦伯对政治所下的定义都离不开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后来一直影响着其他现实主义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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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对国家和政治下定义之后，韦伯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竞争的关系，这种竞争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总是离不开为其生存而斗争这样一条规律。韦伯认为“和平不过是冲突性质的改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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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关系问题，韦伯说，“每一种政治结构自然都愿意选择较弱而不是较强的邻居。而且当每一个政治团体是一种潜在的威望的追求者时，它同时也就是所有邻居的潜在威胁者。于是，大的政治团体，便因它大、它强，也会存在潜在的和不断遇到的危险。最后，由于不可避免的‘权力动力’的驱使，不论追求威望的要求在哪里出现——这种要求通常源于对和平的严重政治威胁——它都是对所有其他的威望保有者的挑战和竞争。”(28)因此，在韦伯看来，国家无论大小都互相拥有安全利益。小的国家怕别国欺负，大的国家怕其他国家对它的挑战。总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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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韦伯在他的政治理论中给予国家领导人的作用以充分的重视。他认为，领导人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强调国家领导人的素质的基础之上，韦伯提出了道德的问题。他把道德区分为绝对的道德和责任的道德。按照绝对的道德行事的人完全不问结果，只管目的。因此，行为的毅力性在这里特别的重要。但是，韦伯同时又指出，为了正义的绝对的目的，并非不能使用不好的、不正当的手段；目的本身的正义性并不可以证明手段的正义性。他再三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永远使目的和手段两全其美地都保持正义，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在道德方面无理智的世界。韦伯认为，责任道德和绝对道德的区别就在于：具有责任道德的领导人能够看到他的行为的结果，并且他也愿意接受他应当负的责任，即便这种责任有时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他赞扬这种责任的道德，并且对一战中德国政府不愿意承担所犯的政策上的错误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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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政治、权力和道德的关系上，韦伯认为政治从来和暴力和权力紧密相连，政治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暴力。他说，“早期的基督教徒非常清楚世界是由恶魔统治着的，并且他们也知道从事政治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把权力和力量作为手段的人，是以权力来缔结协议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讲，下面的诊断并非事实，即所谓好的行为结果一定是好的，罪恶的行为结果一定就是罪恶的。事实经常与此相反，任何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婴儿。”(29)韦伯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对摩根索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道德和政治的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韦伯的思想无论对后来欧洲的学者还是对美国的学者，影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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