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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德华·卡尔（18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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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卡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正是从卡尔开始，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重点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是卡尔首先指出了理想主义的弊端，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卡尔也因此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30)。从卡尔开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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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生于1892年6月28日，早年就读剑桥大学，1916年进入外交界。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巴黎和会，1920—1921年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任秘书，后调回英国外交部工作，直至1936年，其间曾任英国国联事务顾问助理，直接参与英国外交决策实践。1936年卡尔离开外交界，任教于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院（1936—1947年），50年代后先后执教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他一生著作甚丰，主要的代表作品有：《和平条约以来的国际关系》（1937）、《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1939）、《和平的条件》（1942）、《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影响》（1947）、《革命研究》（1950）、《新社会》（1951）、《什么是历史》（1961）、《俄国革命：从列宁到斯大林》（1979）和1950年至1978年完成的十二卷本的《苏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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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影响是从他的一本只有244页的小书《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开始的。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本书却正好在1939年9月底出版。人们在又一次战争中遭受苦难，人们在苦苦地思索着：人类为什么又会再次遭受战争的苦难？他们不是一直在为避免战争而努力吗？国际联盟不是一直在为此而工作着吗？战争的根源何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尔的书问世了。卡尔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寻求和平的道路，所以在他这本书的第一页，他写道：“献给即将来到的和平的创造者们。”他的这本书使当时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有一种猛然惊醒、茅塞顿开的感觉，在那个年代，的确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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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这本著作在1945年再版。由于它“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现代世界政治”(31)，而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之作，直至今日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必读书。这本书代表了卡尔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我们研究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初级阶段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卡尔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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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有力的批判。他对理想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在当年轰动了世界论坛。他提出，现实主义理论是和理想主义理论完全对立的理论。其主要的表现是自由意志对立决定论、理论对立实践、知识界对立官僚界、左派对立右派、道德对立政治。而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理想主义对立于现实主义，卡尔把理想主义批判为乌托邦主义。他用国际关系中的事实去一一证明这种乌托邦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的失败。卡尔认为，理想主义患了六方面的弊病：（1）以“should be”（应该如何）替代“to be”（现实如何），有激情无实际；（2）过分地从伦理和道德看世界，将道义绝对化；（3）过分地强调利益和谐，忽视利益冲突；（4）忽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作用；（5）过分地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实际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并非万能；（6）世界政府是世界未来不可实现的一种“乌托邦”。在对理想主义进行认真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卡尔提出现实主义的两点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第一，“权力始终是政治的核心成分”、“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即是权力政治”(32)；第二，“道义只能是相对的，不是普遍的。”(33)“道义是权力的产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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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卡尔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当时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幼稚性。卡尔在给他主编的《无任所大使丛书》作序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在国际政治领域，我们几乎没有人超过了幼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任何人可以被指责为‘你调皮捣蛋’，而他自己却不认为是如此……”(35)而幼稚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的研究往往是同人的主观需要紧密相连，带有主观愿望强、细致性弱的特点。二是这个学科的主观意志性。他认为所有科学的出现都是和需要紧密相连的，其研究的程序应当是：收集材料、对材料分类、分析材料，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因此，在正确的研究方法中应当是分析在前，目的在后。然而，人类的思维往往并不是以这样的程序进行的。事实经常是：人类的目的在前，而分析在后。因为要提高健康，所以才建立了医学；因为要建筑桥梁，所以才有了工程学；因为要治疗政治上的疾病，才有了建立政治学的愿望。卡尔引用了柏拉图的话，“希望是思想之父”，认为这句话最准确地描绘出了人类思想的起源。卡尔认为在政治学方面，柏拉图的这个描写比其他科学都更加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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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国际政治既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学科，同时又是最容易违反正常科学的研究程序的涉及到人类思想的学科，所以，它在幼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弊病，即人类的良好愿望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政治的研究。在卡尔看来，理想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研究方法上幼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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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认为，国际政治的研究应当克服和超越它的幼稚阶段，应当对国际事物进行细致的分析，而再不是用主观的热情和主观的愿望代替对国际问题现实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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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卡尔对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卡尔是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国家利益问题进行分析的。他明确指出，社会的存在决定着社会的意识，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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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认为，人类的思想在行动中应当是使自己的思想去适应现实，由此出发，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国家利益和谐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国家利益和谐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占有优势的势力，由于在社会或社会团体中已经处于支配的地位，要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群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利益和谐论是服务于占有优势的集团的道德观念，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人的地位和已经有的利益。国家利益和谐论给人以错误的观念，似乎对这些利益获得者的批判就是对整个集团的批判，对这些人的利益分歧，就是对所有团体的分歧。在批判国家利益和谐论的过程中，他举了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个是19世纪的英国。在19世纪，英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提出了经济自由竞争的口号。英国的资本家对于这个口号推崇备至，认为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对世界的经济政策是有利的。然而，卡尔认为，说到底，这个政策是为英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另一个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例子，理想主义提出“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利”、“没有人反对和平”的观点。卡尔认为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维持现状。在一战后，各国的心理并不都是反对战争的。美国和英国在战争中得到了较多的利益，但是，德国人认为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改变现状。因此，理想主义所说的人类共同利益根本不存在，而只能说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正是在此基础上，卡尔认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在研究国际政治时不能忽视对国家利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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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卡尔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特点是讲权力，重视权力。在对理想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时，卡尔除了提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之外，还提出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卡尔曾经认为，权力和道德在国际政治中是一对互相联系、同时又互相矛盾的存在物，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取长补短。但是，卡尔对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厚爱。首先，卡尔认为，权力在国际政治中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他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政治，但是，究竟为什么政治就是权力政治，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述。同时，他再三强调权力是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其次，他指出，权力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再次，卡尔同意经济权力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一部分，但是，他反对经济权力可以和政治权力分开的看法。卡尔认为经济和军事权力都是权力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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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道德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上，卡尔重权力而轻道德。卡尔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把道德和权力结合起来。他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在权力和道德问题上总是在走向两个极端。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只要追求权力，道德就不可能完美；理想主义则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道德是理所当然的，并试图用道德标准去解决权力政治问题。他指出，“政治行为必须建立在道德和权力相互协调的基础之上”(36)。在权力和道德之间必须要进行妥协。但是，在实际的问题中，在对待道德问题上，卡尔其实是把道德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卡尔把对待道德的方式分为三种：一种是哲学家的方式，他们所谈的道德很少能实践，经常是纸上谈兵。另一种是普通人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一般谈得很少，但是，有时是可以实践的。还有一种就是普通人的道德行为，这种道德行为和人的道德观念很相近，而与哲学家的道德观念无关。卡尔批评哲学家经常空谈道德，他宣布他自己所关心的是一般人是怎样认识道德概念的，又是怎样去实践的。说到底，他认为道德的应用必须和实际相联系，人们不应该被道德观念所束缚。在道德问题上卡尔的思想接近一种直觉主义的观念，这种思想在韦伯的理论中有所反映，尽管并不是那样地直接。卡尔这种对待道德的灵活性还表现在他对道德规范和对道德期盼的不一致。他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道德的标准。例如，要爱护生命，要避免不必要的人类伤害。但是，在实际行为中，人们对国家的道德标准不可能希望太高。他认为，人们应当区分人类所接受的道德标准和对道德的期盼标准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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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对道德的标准的区分，不仅表现在对道德的标准和道德的期盼之间的区别上，而且也表现在人的道德标准和国家的道德标准的区别上。卡尔认为，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低于个人的道德标准的。这是因为，第一，关于国家的道德标准问题。个人总是希望国家或者个人团体比个人的行为能够更加慷慨，但是，这种道德的行为往往要根据国家的情况而定。国家的利他行为与国家的富裕等因素有关。因此，这就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不是道德约束的结果，而是国家情况的结果。第二，卡尔同意国家的行为会比个人的行为更加无道德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其从个人的行为上看是无道德的行为，在国际的行为中往往是有道德的行为。人的自私自利是无道德的，但是，一旦人的自私行为表现为爱国主义的行为，爱自己国家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行为。第三，卡尔指出，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权力机构可以评判道德行为，这就是决定了道德在国家的行为中没有很强的约束力。第四，卡尔认为任何道德的存在都是依托在一个行为体当中的。但是，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行为体。当一些原则在一些国家看起来是平等和正义的，在其他国家看来又不是平等和正义的。因此，道德价值标准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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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卡尔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公众舆论和国际法的作用也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他认为权力是最重要的。在论述前者时，卡尔否认公众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对于意识形态的看法是，它不过是国家政策的外衣，而且他直截了当地认为，理想主义所提倡的国际主义不过是为了在国际政治中获取权力的方法。关于国际法的作用，卡尔认为，政治是道德和权力的交汇地。在社会生活中，法律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延续，但是，真正能够保证社会稳定的力量是权力而不是法律。总之，在道德、公众舆论、法律和权力之间，卡尔认为，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基础。然而，卡尔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想主义的理念，他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他指出，政治的魅力和悲剧都在于它具有无法相容的两面性——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权力，而健全的政治思想必须建立在理想和现实的结合之上。难怪乎后来有人把他的理念称为是权力的乌托邦，视卡尔为“乌托邦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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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卡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时，多尔蒂和法尔兹格拉夫指出，至今卡尔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所作的辩证分析依然是适时的。有的学者认为，卡尔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辩证地提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他在辩证关系的运用上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有人甚至把卡尔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者”。确实，卡尔常常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现实主义”最早的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怀有特殊的推崇之情。然而，卡尔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Geory Lukacs）、德国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意大利的安托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卡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盛行时，卡尔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被忽视了。卡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来了个“西化”。这一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考证为研究卡尔理论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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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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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892年1月21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芮特城的一个宗教世家。1910年入密苏里圣路易斯伊登神学院，1913年转入耶鲁大学神学院，1914年获神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获伊登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同年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道奇讲座”应用基督教教授。1935年任《激进的宗教》主编，1941年任《基督教与危机》主编并参与创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1944年任纽约自由党副主席，1960年从纽约协和神学院退休。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一生是对美国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生。乔治·凯南曾经说过，尼布尔是“我们众人之父”(37)。在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的思想的宏伟和精深感到赞叹。他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写的论文数高达1500篇，著作20多本，几乎平均不到两年出一本专著。他的代表著作包括：《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1932）、《对时代终结的反思》（1934）、《超越悲剧》（1937）、《基督教与强权政治》（1940）、《人性与命运》（1941—1943）、《光明的孩子与黑暗的孩子》（1944）、《信任与历史》（1949）和《基督教现实主义与政治问题》（195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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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思想除了他的宏伟和精深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不断变化和自我完善，因此，当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你会经常发现尼布尔在反对尼布尔。尼布尔思想变化的过程和美国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但是，战后，他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促使尼布尔从理想主义变为现实主义的经历主要是在1915—1928年间。此时，他在美国底特律贝瑟尔福音教会任牧师，他在布道中对人们所宣传的信仰被欧洲的战争所破灭，他还亲眼目睹了汽车城中的工人失业和遭受压迫的悲惨情景。这些事件对尼布尔思想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布道过程中，我发现简单的理想主义和古典的信仰在此升华，这是一种与个人的生活危机完全脱离的理论，也是和这个工业城市复杂社会情况相脱离的理论。”(38)在此之后，他开始在理论上对宗教中的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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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尼布尔自己的话说，他不能被称作是神学家，因为他的许多时间不是在从事纯粹的宗教活动，而是用在理论探索上，为他的思想进行辩护，因此，他对神学理论的研究和与此相关哲学和政治学上的研究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上的影响是他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延续。其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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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原罪说。在西方有个寓言：在古时，一位国王接到他的大臣的关于丰收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丰收了，但是，谁吃了丰收的粮食，谁就会变疯。结果国王还是决定，既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我们只好吃粮食，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都是发疯了的人。这个故事的内含就是尼布尔在他著名的1939年英国爱丁堡大学主持的吉福德讲座时开头所说的第一句话：“人一直是他自己最苦恼的问题。人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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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认为，对人性的解释可以各种各样，如理智的、浪漫的、新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但所有这些对人性的不同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没有看到人总是过高地估价自己，对人是有罪的这一点从来认识不清。尼布尔指出这是当代在人性看法上的流行病。在研究中，他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必须坚持用基督教的人的原罪说去分析人的问题。他始终强调，只有基督教的理论才能够真正解释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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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指出，人具有两面性：一是他具有超越自我的精神能力；二是他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罪恶。人自我超越的精神能力决定了他既是一个有理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无理智的人。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人既可以是善良的创造者，同时也可以是罪孽的制造者。人在这个永恒的宇宙中，一直在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又成了超越宇宙的人。人生存于宇宙，但是，人并不因此认为自己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从属于宇宙的关系，因此，人最伟大的成就和最坏的罪孽都同出一源：人对于他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从来不清楚；他生活在宇宙中，但是又超出了宇宙。而事实上，人是自由的，但也是受约束的；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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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在分析人的罪恶的时候再三强调，人的罪恶不是由于他的无知造成的，而是“源于彼此之间的猜疑和嫉恨。人具有生存的意志，这种意志往往表现为政治上追求权力的愿望，国家权力正是这一愿望和意志的延伸”(39)。在人的自我超越和罪恶之间的关系上，人的自我超越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人能摆脱罪恶，而是使人越陷越深。他把人的罪恶分为骄傲和纵欲两种形式。他指出骄傲之罪是万恶之源。他认为，人总是盲目地、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并且为了自身的安全总是超过自己的自然禀赋极限去扩大自己的权力。一旦人的某些欲望获得了满足，人便会产生骄傲的心理。人的骄傲可以有几种，包括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和自我德行的骄傲。对权力的骄傲使人试图去获得自我满足，同时保证自己的安全。由于人的不安全感既可以来自于自然也可以来自于社会，因此，权力欲便表现为人对自然和他人的控制的企图。人的这种寻求安全的欲求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因为权力使人安全，权力越大，安全越牢固；而且，人为保证安全而获取的权力越多，就越害怕失去这些权力与安全。在知识上的骄傲是指，人以自己的知识为终极真理，并且会表现得藐视一切，恃才傲物。其结果是在人类文化进步的同时，人类出现“新的虚妄”。在道德上的骄傲则是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当做是绝对的标准，对其他人表现为妄自菲薄，排斥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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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人与集体。在尼布尔的著作里，他不仅对单个的人进行研究，而且对集体的人也进行研究。尼布尔说，“社会……仅仅是积累的个人的利己主义，并且是个人的利己主义变形为集体的利己主义，因此，群体的利己主义拥有加倍的力量。从这个道理上讲，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动，因此，更成熟的目的和倾向是争夺权力。”(40)这样一来，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分了，只是反映为人的多少程度。个人所有的缺点国家也都会有。于是，个人会骄傲，国家也会骄傲，个人为了安全会在他所处的社会中追求权力，同样，国家为了安全，便也会在国际社会中要求有更多的权力。总之，在尼布尔看来，个人和人的群体都充满了自私和罪恶，由此使人世沦为一场悲剧。对于人的前途，他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人是无法自救的，只有信仰基督教，人才能够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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