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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正如一般社会一样，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现实主义相信政治法则的客观性。为了使社会不断完善，首先需要了解和掌握社会赖以生存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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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政治现实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标志性特征，它使国际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区别于经济学（以财富界定权力）、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学。没有这一概念，政治理论，无论是国际理论还是国内理论，都将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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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核心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存在的，但它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权力意指人支配人的力量，它涵盖所有社会关系。权力是政治的目的，利益是政治的实质。利益则是判断和主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任何政治均受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的支配，这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根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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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到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个人和国家都必须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如自由原则）来判断任何政治行动。但如果不考虑似乎看上去是道德行动带来的政治后果，就不可能有政治道德。事实上，采取成功的政治行动本身就是基于国家生存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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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普遍的道德法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道德要求不可混为一谈，后者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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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范畴的独立性，坚持以权力界定利益，因此政治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的区别是真实的，是深刻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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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汤姆逊在《国际思想大师》一书中指出，国际关系哲学是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精髓，其核心是权力的概念，作为国际政治的“铁律”，权力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成功的基础，而且是国际体系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手段。(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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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国际关系哲学包括以下主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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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政治哲学。摩根索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由于摩根索青年时的战争经历，加之他作为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幸遭遇，他一直坚信人的本性是恶的观点。他认为人天生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人的这种利己的本性不能通过教育或人为的机制得到消除。存在于人自身的罪恶本性使人类不可能建立一个有理智的和有道德的国际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感到自身处境岌岌可危。为了能够得到安全，人们必须要自保，而自保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实力。这种实力，在人类的野蛮状态下是人的体力，在文明的状态下则反映为人的权力。因此，人的政治关系就是权力斗争的关系。在《科学人与权力政治》一书中，摩根索在探讨人类冲突产生的根源时，就是从关于人的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展开阐述的。他认为，人类冲突产生的根源，一是因为一个人的自私自利性必然要和另一个人的自私自利性相冲突；二是人对权力追求的欲望。人对权力的追求又出于两种原因：一是由于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人需要吃、穿、住，人需要有工作、有钱；二是因为人的政治需要，当人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人的自私自利性就受到了限制；然而，人的政治需要是指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之后，要强调他在人类群体中的位置，而人对这一方面的需要是无止境的。摩根索认为，只有当人的控制对象最后是他自己的时候，人对权力的追求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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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行为哲学。摩根索认为，个人权力意志的放大就是国家的权力。当个人组成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的时候，个人原来的本性仍然保留着。个人追求权力的本性扩大至国家的时候，其权力的倾向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其追求权力的力量也就会变得更大。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力的追求驱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力的追求。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进行的战争；二是人类进行的各种外交活动。这种国与国行为关系的方式从古到今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变化，在今后也不大可能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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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本质上讲不外乎是追求权力的角逐关系。国家在追求权力时的动机是和个人追求权力时的动机相类似的。个人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国家是出于国家利益。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研究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形势下各国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决定了国家行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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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是理性化的，在国家决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时候尤为突出。目标和手段的逻辑连接性表现为国家会有意识地、竭尽可能地去实现它获取国家利益的预定目标，突出连续性而不会自相矛盾。摩根索认为，正是因为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这才使得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变为可能。摩根索不仅认为国家行为理性化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他也希望国家行为理性化是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他说，“政治现实主义认为理性的外交政策将是好的外交政策，因为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和最大限度地使国家获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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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道德哲学。摩根索在国家道德行为方面的思想是复杂和矛盾的。首先，他承认国家道德的重要性和道德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他说，“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到政治行为的道德意义，同时也意识到在道德要求和政治成功需要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它不愿掩饰和抹去这种矛盾，并且也不愿意让十分明显的政治事实看上去比其本身在道德上令人满意，道德规范看上去比其本身要不准确得多，不愿意用这样的办法去模糊道德和政治问题。”(56)因此，从这点上来看，摩根索在研究国家的行为时，第一，他承认道德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第二，他也承认道德在国家的行为中和在国家间的关系中起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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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摩根索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普遍的道德原则。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矛盾的。在《国家间政治》一书里，摩根索说：“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作为抽象公式应用到国家的行为当中，它们必须应用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之中进行过滤。”(57)摩根索的国家道德哲学在这一点上是让人感到糊涂的。他一方面提出，世界上存在的普遍道德原则是不能生搬硬套地应用到国家政治行为中去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原则各国都必须遵守。那么，到底普遍的道德因素是否能影响国家的具体政治行为呢？他对此含糊其词。这大概是由于摩根索觉得普遍的道德原则本身就太模糊、太模棱两可，因此，也就不便于明确地判断它们的指导意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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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国家的道德和普遍的道德之间的关系上，摩根索提出，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国家的道德愿望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德规范等同起来。因此，这样一来，摩根索陷入了一个他一直想回避的矛盾之中：即在道德原则的双重标准之间首鼠两端。摩根索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国家是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的。那么各个国家的道德标准和普遍的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协调？既然各国不能生搬硬套普遍的道德标准，而各国国家又有自己的道德标准，那么有普遍指导的道德标准的作用又究竟体现在哪里？摩根索没有说明这个问题。总之，摩根索的国家道德行为的哲学是他的政治理论中最混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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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政治哲学。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宣布国际政治领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独立的领域。这是因为：第一，它有本身的价值标准。这正像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都有它们自身的价值标准一样。摩根索说：“经济学家问：‘这样的政策对社会的福利或其中一部分人的福利有何影响？’法学家问：‘这样的政策符合法律的规律吗？’道德家问：‘这一政策符合道德原则吗？’而政治现实主义者问：‘这一政策对国家的权力有何影响？’”(58)第二，国际政治领域和其他的领域一样，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可循。这个规律就是存在于人本性内的、直至发展到国家意志中的对权力的追求。权力的概念为人们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个“沿波讨源”的依据。第三，正因为国际政治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又是来自于对人类历史的观察和总结，加之它在这一领域内的特殊的矛盾，因此，国际政治与其说是一门艺术，不如说它更应当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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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摩根索的政治哲学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要脉络，那就是权力在国家行为中的作用。摩根索的哲学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本质是利己的；国家本质和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要追求权力，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要追求权力；这种各国都为自身利益而追求的结果，就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相互怀疑和互不信任，乃至国际冲突，因为国家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总是希望自己的权力比别国的权力更大。在国际政治领域，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去对国家的行为加以解释，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惟有从权力去解释国家行为才是研究国际政治现象的正确途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权力决定了国际政治这一领域的特殊性。权力学说是摩根索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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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外政策哲学。摩根索关于对外政策的论述是他国际关系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内容的哲理性值得研究。摩根索认为，成功地争取均势和国际稳定的一个最好途径是“通过相容实现和平”，而实现的手段就是外交。摩根索指出，“外交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第一，根据已拥有的潜在的实力确定国家的目标；第二，评估别国的目标及其为实现这些目标已拥有的和潜在的实力；第三，确定双方的目标在何种程度可以相容；第四，决定和实施适合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59)。摩根索强调，这四项任务是一国对外政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应具有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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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了促进国家利益，一国外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遵循一些重要的准则。摩根索总结的九条准则丰富了他的对外政策哲学：第一，外交必须摆脱十字军精神，消除战争危险，促进道义一致，以有助发展维持和平的外交。第二，外交的目标必须以国家利益来界定，必须以足够的实力来支持。第三，外交必须从别的国家的观点来观察政治形势。第四，国家必须愿意在所有非重大的问题上作出妥协，然而，只有当双方的国家利益得到确保时，这种妥协才是可能的。第五，放弃无价值的权利以获取真正的实质权益。第六，永远不要把你自己置于“退而丢脸”、“进而受损”的境地。第七，永远不要让一个弱的盟国代你作出决定。第八，军事力量是对外政策的手段，而不是主宰；同时，军事力量是战争的工具，而对外政策才是和平的手段。第九，政府是公共舆论的领导者，而不是随从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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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乔治·凯南（1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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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生于美国威斯康星一个农民家中。凯南继承了典型的农民性格，他性格倔强、崇尚独立且重视个人的自由。凯南1921年至1925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美国国务院选为外交官。经过特殊的语言训练和专业训练后，他被派往美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他不仅能够讲德语，还能讲俄语。他先后在汉堡、柏林、日内瓦、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都、维也纳、布拉格、里斯本、伦敦、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美国使领馆担任过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副领事、领事、总领事和大使，期间，他还担任过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和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后，凯南退出外交界和政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任终身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和教学，直至197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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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的一生是外交家兼理论家的一生。他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者”、“著名的外交历史学家”。他论著甚丰，多为外交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阐述，与现实主义外交传统一脉相承。“像卡尔一样，凯南通过积极外交对现实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61)人们还发现，其主要观点与摩根索的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摩根索的研究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而凯南却基于美国早期的外交经验。凯南的主要著作包括：《美国外交：1900—1950》（1951）、《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1954）、《俄罗斯告别战争：1917—1920》（苏美关系第一卷，1956）、《俄罗斯、原子弹和西方》（1958）、《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俄罗斯和西方》（1961）和《回忆录：1935—1950》（196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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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一直给予凯南的思想理论和外交实践以极大重视。如，不久前，几十位著名学者聚会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举办了“乔治·凯南：冷战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学术讨论会，约翰·盖迪斯、海华德·奥尔克、乔尔·罗森塞尔等在会上提供的14篇论文包括《凯南政治学：1940s—1990s》、《凯南与遏制概念》、《作为外交家的凯南》、《作为现实主义者和道义主义者的凯南：冷战时期的道义和对外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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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典型表现莫过于他的“遏制政策”。1947年，作为美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南曾向国内发回一份8000字电报，并用笔名“X”在《外交季刊》发表，题为“苏联行动的根源”。这份电报和这篇文章遂成了美国战后“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战略框架，在战后影响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长达半个世纪。凯南从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出发，强调美苏对抗不可避免，把共产主义苏联视为“铁幕”，主张以西方的“遏制”对付苏联的“扩张”。他提出两个“十分明确”：一是“十分明确，任何美国对苏政策必须是长期的、耐心的，但又是坚定的、警觉的遏制政策，以制约俄国的扩张趋势”；二是“十分明确，美国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与苏联政府建立和睦的关系，美国应该继续视苏联为政治舞台上的对手，而不是伙伴”(62)。在《美国外交：1900—1950》的结论部分，凯南对遏制战略作了理论概括，提出美国应该更加现实，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把握的全部真谛”(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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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现实主义思想还集中反映在他对道义与外交关系的分析上。他认为，美国旧时外交政策的最严重缺陷是不恰当地强调“法律-道义因素”，“法律-道义学派忽视了政治问题的国际意义和国际稳定的深层根源。”(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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