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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道义与对外政策》的论文，自称它是在新形势下对35年前出版的《美国外交：1900—1950》小册子的回应。论文再次指出，道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孤立的。道义的实施与“利益、民主、稳定”三个目标密切有关。凯南认为，在道义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上，有三个基本原则必须遵循：（1）外交的行动是政府的责任；（2）政府的道义责任不同于个人的道义责任；（3）虽然美国想以道义原则行事，但并不存在国际社会所接受的道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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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有一句名言：“没有原则的道义，不是真正的道义。”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尤为重视“原则”的概念及其运用。他曾说过：“当我思考对外政策时，我并不是依据什么学说来考量，而是依据原则来考虑。”(65)1995年，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题为“论美国的原则”。从1947他的第一篇论文“苏联行动的根源”算起，他已先后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19篇论文。凯南以门罗政府时期约翰·亚当斯国务卿提出的美国孤立主义原则为例，强调应运用历史来解释原则。他把“原则”定义为“行为的总规则”，既体现理想，又体现现实；原则的基本功能是“建立可用于规范国家政策和行为的框架”。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包含“干预、责任和期望三方面内容”的“榜样的力量”，大国帮助小国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榜样的力量”。凯南晚年的这一历史反思说明现实主义权力论和干预论仍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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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凯南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后，这一新的战略思路立即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和推崇，把凯南捧上了天。然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冷战时期的国际事件促使凯南进行反思，他开始看到自己的遏制思想存在的问题。他曾提出，美苏的敌对是有限度的，经过短暂的遏制阶段后就会出现谈判与和解；遏制政策只是“对苏联政治威胁的政治遏制”，而不是对苏联军事威胁的军事遏制；对苏联的遏制并不像杜鲁门政府所做的那样到处实行遏制政策，而是应对美国地缘政治构成威胁的那些地方实行遏制政策。但是，凯南已无法阻止他的遏制政策在实践中走向极端。他的遏制政策成了“潘多拉盒子”。他曾反对越战，主张恢复和平；他呼吁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而不要直接对抗，但凯南已难以挽回其遏制政策给战后世界带来的严重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层对他双管齐下，在接受、肯定和赞赏遏制政策思想的同时，艾奇逊、杜勒斯和腊斯克等人却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凯南的外交实践并不成功，他的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是与整个美国外交局限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凯南也不可能摆脱这一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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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雷蒙·阿隆（1905—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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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是法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同时也是法国国际关系理论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被誉为20世纪法国学术界的泰斗。他1905年3月14日生于巴黎，年轻时就读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当时，萨特和他同班，毕业成绩他名列第一，萨特第二，后两人在学术界各树一旗，成为法国的两座学术高峰。1938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德国科隆大学任讲师、柏林的法语学院任教员、法国哈佛尔公学任哲学教授、法国图卢兹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隆弃教从戎，投身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曾任《自由法兰西》报的编辑，当过自由法兰西的飞行员，后还成为戴高乐将军的老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隆重回学术界，担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和法国巴黎文学院教授。阿隆在国际关系理论这片“刚开拓的园地”勤奋耕耘，获得丰硕成果。他是一位公认的多产学者，几乎每年出一本书。他的著作主要有：《反对暴君的人》（1946）、《大分裂》（1948）、《全面战争的世纪》（1954）、《论战》（1955）、《战争和工业社会》（1958）、《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1959）、《历史哲学》（1961）、《宇宙历史的黎明》（1961）、《道德历史的范围》（1961）、《世界科技和人类命运》（1963）、《德国社会学》（1964）、《大辩论：战略理论》（1965）、《权力的无政府秩序》（1968）、《论战争》（1968）、《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1969）、《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流派》（1970）、《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1970）、《帝国共和国：美国和世界（1945—1973）》（1974）、《历史和暴力的辩证：对萨特的理性辩证批判的分析》（1975）和《政治与历史：雷蒙·阿隆文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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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的《和平与战争》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这部“代表欧洲思想主流”的专著，“既精深又宏大”(66)，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其主要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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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状态”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特征。“自然状态”即是“战争状态”，因为国际政治关系的运行处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因此，重要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应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里，学会在霍布斯所描绘的世界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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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关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虽然国际关系的内容远不止冲突与对抗，但是冲突和对抗始终是最根本的。阿隆强调，国际关系领域区别于其他领域的基本点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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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隆认为，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最活跃的角色是外交家和军人，他称之为“外交—战略”的生动戏剧。他特别指出，外交家一定要谨慎行事，做到“理性”和“规范”。而理性要求行为适应国际情势和国家利益。规范则要求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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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隆主张道德相对观。他反对抽象的道德标准，赞成具体的实际道德；他否定“信念伦理”，而选择“责任伦理”。他认为，“国家间道德选择的首要条件是认可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应负的责任。”(67)可见，像摩根索一样，阿隆并没有放弃道德的伦理，他欲独树一旗，韦伯曾称之为“智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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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隆在《和平与战争》中还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核时代的威慑概念，对后人的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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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是一位具有挑战性的现实主义学者，他不落俗套，独树一旗。他不相信世界的永久和平，但对韦伯的“悲观现实主义”也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像摩根索那样，把权力绝对化，视之为一切政治的本质；他反对把利益抽象化，主张应有“不成文的准则”来界定国家利益的合法与否。他还指出国际关系应重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肯尼思·汤姆逊评论阿隆的学术地位时说：欧洲的历史社会学主流思想“置阿隆于传统与科学观点之间重大辩论的中心”(68)。这句话是对阿隆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影响所作的十分中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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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约翰·赫兹（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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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赫兹1908年生于德国达塞道夫，青年时代在科隆大学学习，并获得公共法律博士学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瑞士移居美国。先以德国问题专家身份在国务院等部门短期工作过，后在美国霍华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以后，他长期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讲授政治学。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一直与德国的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在德国玛伯格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做客座教授，他还以富布赖特教授身份访问过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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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相比，赫兹一生没有太多崇拜他的追随者，也没有在著名的美国大学里教书。然而，他思想的独创性和丰富性，使他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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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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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赫兹不善交际，性格孤独，但思想的火花却在极少和外界碰撞的情况下甚为灿烂。赫兹曾说他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思想家”(69)，在他私人的智慧试验室默默勤奋地工作。赫兹著作甚多，主要有：《国际法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1938）、《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理论和现实的研究》（1951）、《主要国外大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德国政府》（1952）、《核时代的国际政治》（1959）、《二十世纪的政府和政治》（1961）、《德国政府》（1972）、《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危机：关于20世纪国际政治的论文》（1976）。赫兹20世纪50年代的两本书《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和《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使他蜚声于世，加入国际政治大师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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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赫兹和现实主义理论家以及理想主义理论家观点不完全相同，他曾自称是自由现实主义者，在赫兹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曾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大部分时间花在对集体安全的研究上。但是，德国纳粹势力的兴起，使他对集体安全的幻想完全破灭。在他用笔名写的第一本书《国际法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里，他警告人们说，德国纳粹党有可能发动战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对人类命运逐步失望。到晚年，他转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然而，他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和理想主义相融合的现实主义。他希望在无政府社会和世界政府之间寻求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体系。他一方面重视权力，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最低生存伦理学的理论。他指出，最低生存伦理学必须要取代历史上国际政治中的个人道德标准。他认为，传统的道德标准对国际政治是不适用的。总之，赫兹的自由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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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虽然像他所说的那样，自己的活动和范围非常狭窄，但是，赫兹的兴趣之广泛，却超过了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他很早开始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国内因素，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比较政治学也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了许多新的国际关系概念，如“安全权力困境”，“国土不可渗透性”；他研究科学和技术问题，以后又把兴趣转到人口问题和精神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上。总之，赫兹的研究兴奋点总是随着形势和问题的变化而变化。他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具有独创性，充满智慧和超前意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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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亨利·基辛格（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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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现实主义理论家。他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纽伦堡附近的费尔特市。1938年基辛格15岁时，为了逃避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他父亲路易·基辛格带了全家从英国伦敦转往美国纽约。随后，基辛格进入纽约“乔治·华盛顿”高级中学念书。1941年美国向德国宣战，基辛格应征入伍，后曾编入美军第84步兵师，回到欧洲战场。战后，基辛格获得纽约州政府的奖学金，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195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为《历史的意义》，有370多页，洋洋大观，广受好评。毕业后，基辛格留在哈佛文理学院任助教。1950年转至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不久即任执行主任。1954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后以《重建的世界》为题，出版成书。1957年担任讲师，1959年成为副教授，1962年晋升为教授。他开设的课程中，“国际政治原理”、“美国外交的政策与政策问题”两门课充满“热情和智慧”，深受学生欢迎。从1951年至1971年，他担任哈佛大学国际论坛负责人的重任，前后办了18期，直到他离开哈佛去白宫就职为止。在哈佛的20年“磨炼”，为基辛格日后“发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9年至1975年他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他与越南的黎德寿共获诺贝尔和平奖。1973年至1977年，他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奇特经历给了他若干“第一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美国战后第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国务卿，第一个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1977年退出政界后，基辛格担任Chase曼哈顿银行国际委员会主席、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董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对外关系委员会顾问等职务，仍以充沛的精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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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论著和回忆录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重新评价大西洋联盟》（1980）、《动荡年代》（1982）、《大外交》（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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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中，基辛格和凯南一样，是以学者和决策者兼于一身为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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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与他的家庭经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的家庭遭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后来全家不得不移居美国。他和汉斯·摩根索一样，个人的悲剧式经历造就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现实主义认识。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的反思》中，基辛格对人性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历史的哲学包含着不仅对自然，而且对人性的神秘性和可能性的深刻的认识。基辛格对斯宾格勒的直觉观非常赞叹。他认为直觉观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内在性有很大的价值。他在他的理论中提出了与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家所不同的观点，即他否认历史决定着人的行为和事件的结果。在直觉理论的基础之上，基辛格同意人的行为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观点。他提出，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的有限性决定了对道德标准的理解。这种人性的受限性，如知识的受限性，决定了人的直觉行动上的自由性。在对人的能力的有限性理论上，基辛格受到了尼布尔思想的影响。正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基辛格提出人在道德上的行为也是有限的，是受到人的能力的限制，并且这些限制是在直觉的影响下作用的。因此，基辛格对于人性从来就没有抱有过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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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辛格对于人性的理解，很大程度来自对人的直觉和人的能力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他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他强调，个人作用下的权力政治具有浓厚的个人和英雄创造国际关系的特点。在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里，人们会发现他对权力政治，特别是对19世纪梅特涅和俾斯麦所玩弄的权力均势赞叹不已。他所写的著作常常包括三方面内容：历史、现实主义权力理论和历史人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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