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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是一位具有挑战性的现实主义学者，他不落俗套，独树一旗。他不相信世界的永久和平，但对韦伯的“悲观现实主义”也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像摩根索那样，把权力绝对化，视之为一切政治的本质；他反对把利益抽象化，主张应有“不成文的准则”来界定国家利益的合法与否。他还指出国际关系应重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肯尼思·汤姆逊评论阿隆的学术地位时说：欧洲的历史社会学主流思想“置阿隆于传统与科学观点之间重大辩论的中心”(68)。这句话是对阿隆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影响所作的十分中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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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约翰·赫兹（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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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赫兹1908年生于德国达塞道夫，青年时代在科隆大学学习，并获得公共法律博士学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瑞士移居美国。先以德国问题专家身份在国务院等部门短期工作过，后在美国霍华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以后，他长期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讲授政治学。在他的教学生涯中，他一直与德国的大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在德国玛伯格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做客座教授，他还以富布赖特教授身份访问过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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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相比，赫兹一生没有太多崇拜他的追随者，也没有在著名的美国大学里教书。然而，他思想的独创性和丰富性，使他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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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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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赫兹不善交际，性格孤独，但思想的火花却在极少和外界碰撞的情况下甚为灿烂。赫兹曾说他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思想家”(69)，在他私人的智慧试验室默默勤奋地工作。赫兹著作甚多，主要有：《国际法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1938）、《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理论和现实的研究》（1951）、《主要国外大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德国政府》（1952）、《核时代的国际政治》（1959）、《二十世纪的政府和政治》（1961）、《德国政府》（1972）、《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危机：关于20世纪国际政治的论文》（1976）。赫兹20世纪50年代的两本书《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和《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使他蜚声于世，加入国际政治大师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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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赫兹和现实主义理论家以及理想主义理论家观点不完全相同，他曾自称是自由现实主义者，在赫兹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曾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大部分时间花在对集体安全的研究上。但是，德国纳粹势力的兴起，使他对集体安全的幻想完全破灭。在他用笔名写的第一本书《国际法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里，他警告人们说，德国纳粹党有可能发动战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对人类命运逐步失望。到晚年，他转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然而，他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和理想主义相融合的现实主义。他希望在无政府社会和世界政府之间寻求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体系。他一方面重视权力，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最低生存伦理学的理论。他指出，最低生存伦理学必须要取代历史上国际政治中的个人道德标准。他认为，传统的道德标准对国际政治是不适用的。总之，赫兹的自由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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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虽然像他所说的那样，自己的活动和范围非常狭窄，但是，赫兹的兴趣之广泛，却超过了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他很早开始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国内因素，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比较政治学也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了许多新的国际关系概念，如“安全权力困境”，“国土不可渗透性”；他研究科学和技术问题，以后又把兴趣转到人口问题和精神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上。总之，赫兹的研究兴奋点总是随着形势和问题的变化而变化。他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具有独创性，充满智慧和超前意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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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亨利·基辛格（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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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现实主义理论家。他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纽伦堡附近的费尔特市。1938年基辛格15岁时，为了逃避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他父亲路易·基辛格带了全家从英国伦敦转往美国纽约。随后，基辛格进入纽约“乔治·华盛顿”高级中学念书。1941年美国向德国宣战，基辛格应征入伍，后曾编入美军第84步兵师，回到欧洲战场。战后，基辛格获得纽约州政府的奖学金，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195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为《历史的意义》，有370多页，洋洋大观，广受好评。毕业后，基辛格留在哈佛文理学院任助教。1950年转至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不久即任执行主任。1954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后以《重建的世界》为题，出版成书。1957年担任讲师，1959年成为副教授，1962年晋升为教授。他开设的课程中，“国际政治原理”、“美国外交的政策与政策问题”两门课充满“热情和智慧”，深受学生欢迎。从1951年至1971年，他担任哈佛大学国际论坛负责人的重任，前后办了18期，直到他离开哈佛去白宫就职为止。在哈佛的20年“磨炼”，为基辛格日后“发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9年至1975年他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他与越南的黎德寿共获诺贝尔和平奖。1973年至1977年，他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奇特经历给了他若干“第一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美国战后第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国务卿，第一个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1977年退出政界后，基辛格担任Chase曼哈顿银行国际委员会主席、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董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对外关系委员会顾问等职务，仍以充沛的精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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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关于国际关系的主要论著和回忆录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重新评价大西洋联盟》（1980）、《动荡年代》（1982）、《大外交》（19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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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中，基辛格和凯南一样，是以学者和决策者兼于一身为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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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与他的家庭经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的家庭遭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后来全家不得不移居美国。他和汉斯·摩根索一样，个人的悲剧式经历造就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现实主义认识。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的反思》中，基辛格对人性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历史的哲学包含着不仅对自然，而且对人性的神秘性和可能性的深刻的认识。基辛格对斯宾格勒的直觉观非常赞叹。他认为直觉观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内在性有很大的价值。他在他的理论中提出了与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家所不同的观点，即他否认历史决定着人的行为和事件的结果。在直觉理论的基础之上，基辛格同意人的行为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观点。他提出，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的有限性决定了对道德标准的理解。这种人性的受限性，如知识的受限性，决定了人的直觉行动上的自由性。在对人的能力的有限性理论上，基辛格受到了尼布尔思想的影响。正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基辛格提出人在道德上的行为也是有限的，是受到人的能力的限制，并且这些限制是在直觉的影响下作用的。因此，基辛格对于人性从来就没有抱有过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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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基辛格对于人性的理解，很大程度来自对人的直觉和人的能力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他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他强调，个人作用下的权力政治具有浓厚的个人和英雄创造国际关系的特点。在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里，人们会发现他对权力政治，特别是对19世纪梅特涅和俾斯麦所玩弄的权力均势赞叹不已。他所写的著作常常包括三方面内容：历史、现实主义权力理论和历史人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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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著作中，人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评判，看出他对权力政治家的欣赏和敬佩，同时，在外交风格上也清楚地显示出了他强调个人外交和秘密外交的特点。在尼克松执政期间，他很少和美国国会商量，他的穿梭外交虽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也遭到了美国国内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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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崇尚现实主义权力论，认为必要时，国家应运用权力实现国家目标。但与尼布尔、摩根索和凯南相比，基辛格更显“自由主义倾向”(70)。他曾批评艾奇逊的遏制政策，说它在权力置换为政策的过程中，选错了方向。学术界一般认为，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有三个突出点：重视大国外交、国际因素优于国内国素、政治家对外交伦理困境负有个人责任。这些现实主义的要旨构成了基辛格的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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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包含五方面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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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辛格外交思想的基础是他提出的“外交哲学”。1973年9月24日，在他就任国务卿前两天，基辛格对其外交哲学作了以下总结：（1）外交的战略任务是将实力转为政策，起点和落点都是安全。（2）外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合法性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确保全面和平的实现。（3）外交的重点是构建和平和秩序的基本结构。（4）外交的核心政策是维持均势。（5）外交的主要手段是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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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交思想不能脱离体系分析。基辛格指出，过去，国家往往是孤立地开展外交，但战后国际体系变化了，新的国际格局和科技革命使外交“第一次变得全球化”(71)。同时，国际体系中，“稳定性体系”和“革命性体系”并存，外交既要容纳体系的变革，又要维持秩序与稳定。外交成为这两种体系之间的联结点，即寻求“普遍接受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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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格局从两极到多极。基辛格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提出，世界正进入“军事两极但政治多极”的时代(72)。军事两极将仍是使外交陷入僵持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一方的得显然就是另一方的失。政治多极的好处是可帮助改变这种外交的零和博弈，但是，基辛格也指出，“政治多极也不能必然确保稳定。”应该说，基辛格是有预见力的，他是最早预测两极转向多极的理论家和战略决策者之一，但他的理论和思想是为实现美国战略利益和维护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支配地位服务的。在他预测政治多极出现时，他说，“政治多极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强加美国蓝图成为不可能”(73)。这一无可奈何的心态正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真实意图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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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均势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基辛格就任美国国务卿时，美国报刊上曾刊登了一幅图像，作者巧妙地把基辛格的脑袋和梅特涅的身子拼凑起来，以喻示两者之间的思想联系，特别是表明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的均势政策与19世纪初奥地利首相的均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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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认为，传统的均势判断标准是领土，一国只有通过征服别国才能获得支配地位，因此，只要领土扩张被制止，均势局面就可维系。如今，情况不一样了。实力的增长、支配地位的获得完全可以通过一国内部发展来实现。一国通过掌握核武器拥有的军事实力比通过征服别国领土所获得的还要大，也就是说，均势的变化如今可在一国领土之内发生，这也是为什么迫切需要研究核时代的均势问题。基辛格进而认为，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多极”世界上，美国应该以实力和均势作为外交决策的依据，在均势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结构，以均势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稳定总是与均势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基辛格断定，核时代下的均势是一种“枝形吊灯”式的均势。然而，战后世界动荡不安的事实表明，基辛格推崇的均势政策和美国推行的强权政治本质并无二致。美国著名记者乔治·谢尔曼就曾说过，基辛格执行的均势外交政策“是一种强权政治哲学的自然产物”(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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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通过谈判实现“缓和”。基辛格认为，缓和是调节紧张关系的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缓和战略意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缓和是“全面的”、“互惠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人权等方面。要缓和，苏联就得在这些方面让步。美国发现苏联有要求“缓和的倾向”，美国应“加强苏联的这种倾向”(75)。为此，基辛格总结出了若干“缓和原则”：（1）美国决不能把自己的政策纯粹建立在苏联的善意基础上；（2）美国必须反对侵略行径，但不应轻易寻求对抗；（3）在与苏联建立新的缓和关系的同时，决不能削弱与西方国家的结盟关系；（4）要使缓和能持久，就必须做到“双利”；（5）必须保持强有力的国家防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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