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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是理性化的，在国家决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时候尤为突出。目标和手段的逻辑连接性表现为国家会有意识地、竭尽可能地去实现它获取国家利益的预定目标，突出连续性而不会自相矛盾。摩根索认为，正是因为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这才使得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变为可能。摩根索不仅认为国家行为理性化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他也希望国家行为理性化是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他说，“政治现实主义认为理性的外交政策将是好的外交政策，因为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和最大限度地使国家获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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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道德哲学。摩根索在国家道德行为方面的思想是复杂和矛盾的。首先，他承认国家道德的重要性和道德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他说，“政治现实主义意识到政治行为的道德意义，同时也意识到在道德要求和政治成功需要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它不愿掩饰和抹去这种矛盾，并且也不愿意让十分明显的政治事实看上去比其本身在道德上令人满意，道德规范看上去比其本身要不准确得多，不愿意用这样的办法去模糊道德和政治问题。”(56)因此，从这点上来看，摩根索在研究国家的行为时，第一，他承认道德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第二，他也承认道德在国家的行为中和在国家间的关系中起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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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摩根索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普遍的道德原则。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矛盾的。在《国家间政治》一书里，摩根索说：“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作为抽象公式应用到国家的行为当中，它们必须应用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之中进行过滤。”(57)摩根索的国家道德哲学在这一点上是让人感到糊涂的。他一方面提出，世界上存在的普遍道德原则是不能生搬硬套地应用到国家政治行为中去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原则各国都必须遵守。那么，到底普遍的道德因素是否能影响国家的具体政治行为呢？他对此含糊其词。这大概是由于摩根索觉得普遍的道德原则本身就太模糊、太模棱两可，因此，也就不便于明确地判断它们的指导意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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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国家的道德和普遍的道德之间的关系上，摩根索提出，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国家的道德愿望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德规范等同起来。因此，这样一来，摩根索陷入了一个他一直想回避的矛盾之中：即在道德原则的双重标准之间首鼠两端。摩根索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国家是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的。那么各个国家的道德标准和普遍的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协调？既然各国不能生搬硬套普遍的道德标准，而各国国家又有自己的道德标准，那么有普遍指导的道德标准的作用又究竟体现在哪里？摩根索没有说明这个问题。总之，摩根索的国家道德行为的哲学是他的政治理论中最混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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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政治哲学。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宣布国际政治领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独立的领域。这是因为：第一，它有本身的价值标准。这正像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都有它们自身的价值标准一样。摩根索说：“经济学家问：‘这样的政策对社会的福利或其中一部分人的福利有何影响？’法学家问：‘这样的政策符合法律的规律吗？’道德家问：‘这一政策符合道德原则吗？’而政治现实主义者问：‘这一政策对国家的权力有何影响？’”(58)第二，国际政治领域和其他的领域一样，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可循。这个规律就是存在于人本性内的、直至发展到国家意志中的对权力的追求。权力的概念为人们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个“沿波讨源”的依据。第三，正因为国际政治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又是来自于对人类历史的观察和总结，加之它在这一领域内的特殊的矛盾，因此，国际政治与其说是一门艺术，不如说它更应当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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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摩根索的政治哲学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要脉络，那就是权力在国家行为中的作用。摩根索的哲学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本质是利己的；国家本质和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要追求权力，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要追求权力；这种各国都为自身利益而追求的结果，就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相互怀疑和互不信任，乃至国际冲突，因为国家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总是希望自己的权力比别国的权力更大。在国际政治领域，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去对国家的行为加以解释，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惟有从权力去解释国家行为才是研究国际政治现象的正确途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权力决定了国际政治这一领域的特殊性。权力学说是摩根索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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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外政策哲学。摩根索关于对外政策的论述是他国际关系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内容的哲理性值得研究。摩根索认为，成功地争取均势和国际稳定的一个最好途径是“通过相容实现和平”，而实现的手段就是外交。摩根索指出，“外交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第一，根据已拥有的潜在的实力确定国家的目标；第二，评估别国的目标及其为实现这些目标已拥有的和潜在的实力；第三，确定双方的目标在何种程度可以相容；第四，决定和实施适合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59)。摩根索强调，这四项任务是一国对外政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应具有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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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了促进国家利益，一国外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遵循一些重要的准则。摩根索总结的九条准则丰富了他的对外政策哲学：第一，外交必须摆脱十字军精神，消除战争危险，促进道义一致，以有助发展维持和平的外交。第二，外交的目标必须以国家利益来界定，必须以足够的实力来支持。第三，外交必须从别的国家的观点来观察政治形势。第四，国家必须愿意在所有非重大的问题上作出妥协，然而，只有当双方的国家利益得到确保时，这种妥协才是可能的。第五，放弃无价值的权利以获取真正的实质权益。第六，永远不要把你自己置于“退而丢脸”、“进而受损”的境地。第七，永远不要让一个弱的盟国代你作出决定。第八，军事力量是对外政策的手段，而不是主宰；同时，军事力量是战争的工具，而对外政策才是和平的手段。第九，政府是公共舆论的领导者，而不是随从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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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乔治·凯南（1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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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生于美国威斯康星一个农民家中。凯南继承了典型的农民性格，他性格倔强、崇尚独立且重视个人的自由。凯南1921年至1925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美国国务院选为外交官。经过特殊的语言训练和专业训练后，他被派往美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他不仅能够讲德语，还能讲俄语。他先后在汉堡、柏林、日内瓦、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都、维也纳、布拉格、里斯本、伦敦、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美国使领馆担任过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副领事、领事、总领事和大使，期间，他还担任过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和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后，凯南退出外交界和政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任终身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和教学，直至197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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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的一生是外交家兼理论家的一生。他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者”、“著名的外交历史学家”。他论著甚丰，多为外交实践经验的总结和阐述，与现实主义外交传统一脉相承。“像卡尔一样，凯南通过积极外交对现实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61)人们还发现，其主要观点与摩根索的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摩根索的研究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而凯南却基于美国早期的外交经验。凯南的主要著作包括：《美国外交：1900—1950》（1951）、《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1954）、《俄罗斯告别战争：1917—1920》（苏美关系第一卷，1956）、《俄罗斯、原子弹和西方》（1958）、《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俄罗斯和西方》（1961）和《回忆录：1935—1950》（196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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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一直给予凯南的思想理论和外交实践以极大重视。如，不久前，几十位著名学者聚会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举办了“乔治·凯南：冷战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学术讨论会，约翰·盖迪斯、海华德·奥尔克、乔尔·罗森塞尔等在会上提供的14篇论文包括《凯南政治学：1940s—1990s》、《凯南与遏制概念》、《作为外交家的凯南》、《作为现实主义者和道义主义者的凯南：冷战时期的道义和对外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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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典型表现莫过于他的“遏制政策”。1947年，作为美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南曾向国内发回一份8000字电报，并用笔名“X”在《外交季刊》发表，题为“苏联行动的根源”。这份电报和这篇文章遂成了美国战后“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战略框架，在战后影响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长达半个世纪。凯南从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出发，强调美苏对抗不可避免，把共产主义苏联视为“铁幕”，主张以西方的“遏制”对付苏联的“扩张”。他提出两个“十分明确”：一是“十分明确，任何美国对苏政策必须是长期的、耐心的，但又是坚定的、警觉的遏制政策，以制约俄国的扩张趋势”；二是“十分明确，美国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与苏联政府建立和睦的关系，美国应该继续视苏联为政治舞台上的对手，而不是伙伴”(62)。在《美国外交：1900—1950》的结论部分，凯南对遏制战略作了理论概括，提出美国应该更加现实，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把握的全部真谛”(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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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现实主义思想还集中反映在他对道义与外交关系的分析上。他认为，美国旧时外交政策的最严重缺陷是不恰当地强调“法律-道义因素”，“法律-道义学派忽视了政治问题的国际意义和国际稳定的深层根源。”(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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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道义与对外政策》的论文，自称它是在新形势下对35年前出版的《美国外交：1900—1950》小册子的回应。论文再次指出，道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孤立的。道义的实施与“利益、民主、稳定”三个目标密切有关。凯南认为，在道义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上，有三个基本原则必须遵循：（1）外交的行动是政府的责任；（2）政府的道义责任不同于个人的道义责任；（3）虽然美国想以道义原则行事，但并不存在国际社会所接受的道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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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有一句名言：“没有原则的道义，不是真正的道义。”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尤为重视“原则”的概念及其运用。他曾说过：“当我思考对外政策时，我并不是依据什么学说来考量，而是依据原则来考虑。”(65)1995年，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题为“论美国的原则”。从1947他的第一篇论文“苏联行动的根源”算起，他已先后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19篇论文。凯南以门罗政府时期约翰·亚当斯国务卿提出的美国孤立主义原则为例，强调应运用历史来解释原则。他把“原则”定义为“行为的总规则”，既体现理想，又体现现实；原则的基本功能是“建立可用于规范国家政策和行为的框架”。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确立包含“干预、责任和期望三方面内容”的“榜样的力量”，大国帮助小国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榜样的力量”。凯南晚年的这一历史反思说明现实主义权力论和干预论仍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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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凯南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后，这一新的战略思路立即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和推崇，把凯南捧上了天。然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冷战时期的国际事件促使凯南进行反思，他开始看到自己的遏制思想存在的问题。他曾提出，美苏的敌对是有限度的，经过短暂的遏制阶段后就会出现谈判与和解；遏制政策只是“对苏联政治威胁的政治遏制”，而不是对苏联军事威胁的军事遏制；对苏联的遏制并不像杜鲁门政府所做的那样到处实行遏制政策，而是应对美国地缘政治构成威胁的那些地方实行遏制政策。但是，凯南已无法阻止他的遏制政策在实践中走向极端。他的遏制政策成了“潘多拉盒子”。他曾反对越战，主张恢复和平；他呼吁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而不要直接对抗，但凯南已难以挽回其遏制政策给战后世界带来的严重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层对他双管齐下，在接受、肯定和赞赏遏制政策思想的同时，艾奇逊、杜勒斯和腊斯克等人却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凯南的外交实践并不成功，他的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是与整个美国外交局限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凯南也不可能摆脱这一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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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雷蒙·阿隆（1905—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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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是法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同时也是法国国际关系理论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被誉为20世纪法国学术界的泰斗。他1905年3月14日生于巴黎，年轻时就读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当时，萨特和他同班，毕业成绩他名列第一，萨特第二，后两人在学术界各树一旗，成为法国的两座学术高峰。1938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德国科隆大学任讲师、柏林的法语学院任教员、法国哈佛尔公学任哲学教授、法国图卢兹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隆弃教从戎，投身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曾任《自由法兰西》报的编辑，当过自由法兰西的飞行员，后还成为戴高乐将军的老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隆重回学术界，担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和法国巴黎文学院教授。阿隆在国际关系理论这片“刚开拓的园地”勤奋耕耘，获得丰硕成果。他是一位公认的多产学者，几乎每年出一本书。他的著作主要有：《反对暴君的人》（1946）、《大分裂》（1948）、《全面战争的世纪》（1954）、《论战》（1955）、《战争和工业社会》（1958）、《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1959）、《历史哲学》（1961）、《宇宙历史的黎明》（1961）、《道德历史的范围》（1961）、《世界科技和人类命运》（1963）、《德国社会学》（1964）、《大辩论：战略理论》（1965）、《权力的无政府秩序》（1968）、《论战争》（1968）、《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1969）、《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流派》（1970）、《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1970）、《帝国共和国：美国和世界（1945—1973）》（1974）、《历史和暴力的辩证：对萨特的理性辩证批判的分析》（1975）和《政治与历史：雷蒙·阿隆文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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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的《和平与战争》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这部“代表欧洲思想主流”的专著，“既精深又宏大”(66)，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其主要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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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状态”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特征。“自然状态”即是“战争状态”，因为国际政治关系的运行处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因此，重要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应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里，学会在霍布斯所描绘的世界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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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关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虽然国际关系的内容远不止冲突与对抗，但是冲突和对抗始终是最根本的。阿隆强调，国际关系领域区别于其他领域的基本点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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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隆认为，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最活跃的角色是外交家和军人，他称之为“外交—战略”的生动戏剧。他特别指出，外交家一定要谨慎行事，做到“理性”和“规范”。而理性要求行为适应国际情势和国家利益。规范则要求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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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隆主张道德相对观。他反对抽象的道德标准，赞成具体的实际道德；他否定“信念伦理”，而选择“责任伦理”。他认为，“国家间道德选择的首要条件是认可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应负的责任。”(67)可见，像摩根索一样，阿隆并没有放弃道德的伦理，他欲独树一旗，韦伯曾称之为“智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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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隆在《和平与战争》中还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核时代的威慑概念，对后人的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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