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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理想主义的许多思想值得称赞，但是，它在实践上却失败了。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其理论的“正义性”不强，而是把握国际事务的准确性不强。现实主义批判理想主义最有名的两句话是：理想主义是“乌托邦主义”；他们只讲世界“应当”怎样，而不研究世界“是”怎样。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批评的第一句话不一定准确，但第二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理想主义对未来世界的设想并不完全是幻想，其许多设想目前已经实现。如联合国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它实质上就是国际联盟的延伸。建立国际维和部队的设想最早也是理想主义者提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想主义者戴维斯爵士就一再建议在世界上建立一支维护和平的部队。他曾经写了795页的报告，阐述这支部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述过去维护和平的方法为什么会失败以及这支部队今后应当怎样发挥作用等问题。他所希望建立的这支维持世界和平的部队今天不仅已经实现，而且作用不断加强。再看现实主义对它批判的第二点：即它在研究国际问题时，不问世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就国家而言，只强调道德，而不重视实力；就世界而言，只重视各国利益和谐的一面，而忽视了利益分歧的一面。对付无政府世界这只猛兽，理想主义所设想的目标正确，但方法简单，因此，在20世纪20—30年代，面对法西斯的侵略它就显得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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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指出的是理想主义虽然提倡国际道德和国际法，但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特别是国际政治这门实用性非常强的社会科学就更不能例外。十四点计划是理想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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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不仅把远征军派向欧洲，还向欧洲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原料和粮食。在战争中，美国的资本家大发横财。战后，英法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在战争中元气大伤。而战败国的损失和赔款使国家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有美国的经济战后急速膨胀。世界的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美国的贸易总额由战前的3.27％上升到占世界的一半，从原来是债务国变为拥有132亿美元的债权国。因此，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的指挥。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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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现实主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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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想主义相比，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问题时比较注重对客观国际环境的分析和研究，因此，在一些方面有自己特有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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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把国家利益置于核心地位，认为区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标志，不是看口头上是不是讲道德，行动上是不是以实力为后盾。但是，如果仅仅以这两个标准作为区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标准，就很难区分这两种理论了。因为，现实主义政策在执行中并不表现为反对道德，理想主义在推行政策中也并不是不考虑国家的实力。威尔迅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美国在一次大战后国家实力大增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它也是以美国的国家实力为后盾的。在理论上区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标准是看在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是否以国家利益为决策的核心标准。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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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问题时，提倡客观细致分析在前，理论结论在后。与理想主义相比，现实主义的特点是，所提出的理论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对国际事务作赤裸裸的分析；而理想主义的理论特点，则往往表现为不是细致的情况分析和推理，而是颐指气使的理论督导和说教，其结果就是理论缺乏客观性和实践性。现实主义者强调，他们对事物的把握客观而准确，他们比理想主义对国际问题的分析要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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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实主义以其理论的现实性为外交政策提供决策框架，在冷战时代尤显突出。斯坦利·霍夫曼就认为，现实主义不过是冷战政策的理性化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决策性实践的结合上，现实主义优于理想主义。要是不以现实为依据，任何理想就只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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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这种理论缺陷决定了这一理论在很多问题上会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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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法使人们对人类的命运变得极为悲观。人性恶是支撑权力政治理论体系的基点。其实，人性的善恶，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并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仅仅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去看待问题，然后再由此推向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人类的未来变得极为暗淡。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恶的本性不可改变，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要追求权力，人与人之间总是在争权夺利，无信任可言，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也很难互补；国家之间关系同样如此，国家间关系总是斗争的关系、冲突的关系。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事实并不是如此，在人和人的交往中，不仅有竞争的一面，而且也有友好的一面；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不仅有冲突的一面，而且也有合作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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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实主义者把道德的标准分为不同的层面，是欠妥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必须要严格的遵守，但是，国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就不一定非要按照个人的道德观念去要求。他们认为，个人可以为了道德和信仰而不惜牺牲生命，但是，政治家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则可以不顾道德，因为政治家不能为了道德而牺牲整个国家。到底是道德重要，还是国家利益重要？这两者的位置应当怎么摆？现实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是最不明确的。他们都认识到道德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也知道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处理是自相矛盾的。爱德华·卡尔在批判理想主义时提出，最理想的国际关系理论应当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分加以融合，也就是既重视权力的作用同时也重视道德的作用。然而，他的理论最后给人们的印象是在国际政治中只有权力才是最重要的。摩根索对卡尔的只强调权力的观点曾经进行过批评，但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阐述清楚。摩根索一方面告诫人们要顾及道德，谨慎行事；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只有成功的外交政策才是最好的外交政策。其实，说到底现实主义者在道德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首先选择的还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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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领袖人物的身上，而不是民众的身上，民主的身上。韦伯曾谈到了魏玛共和国领导人的问题，此外，他给政府和国家所下的定义、他的关于国家关系是为了权力而斗争的观点以及他对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热情的分析，无一不在表明一国领导人素质的重要。摩根索则把国际道德的削弱与民主的发展联系起来。摩根索对当今国际道德的削弱表现了深深的惋惜，他认为，国际道德削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民主化的日益加强。民主化之所以形成对国际道德的损害，一是因为，摩根索认为由清晰可辨的个人管理的政府——更具体地说，即贵族统治的政府——是形成国际道德体系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民主政治下，不同的道德观点阻碍了人们的道德问题上的共同观点的形成；二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对政府最根本的要求是对选民负责，而普通的百姓对国际道德的观念又非常淡漠，因此，在这样的民主化的条件下，国际道德便几乎荡然无存。可见，摩根索在有关国际道德的研究上如此悲观，是他对已成陈烟的贵族统治仍有几分向往、几分缅怀之情：惟有贵族才会以道德自任，也惟有贵族才会有明确的道德观念。但是，历史证明，在贵族的统治下，所谓的国际道德——即贵族们对国际问题上的共识——并没有使战争爆发的次数比现在减少。相反，在贵族外交的情况下，由于秘密外交和外交的透明度不够，人民对政府监督的力度明显削弱，这正是导致有些国家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致使国家间频繁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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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想主义理论在外交实践上的失败使这一理论不能不最终被现实主义理论所代替。现实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既强调国家权力又强调国家利益。客观地讲，现实主义在外交实践中总体上强于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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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主义并非万能，在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弊端。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维护世界和平要以均势为主的思想，国际关系史上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并不可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法西斯的一再退让和迁就，在最初是为了平衡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力量，结果并没有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两大阵营，力量基本处于均势，但是，在美苏操纵下的世界局部战争并没有减少。因此，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现实主义也存在着种种解决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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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这个世界性超级大国和国际关系理论最发达的国家中，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对普通的百姓产生很大的思想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如果要用现实主义去说服和带领美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权力、实力和武力，他们的目的经常难以实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要用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观点让美国人参战是不可能的，而威尔逊则很顺利地把美国带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越南战争前，如果不是以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作为幌子，美国人是不会同意它的士兵到离美国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去打仗的。之所以会出现上面所说的现象，除了和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有关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和对世界的悲观看法难以在民众心中引起反响。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对理想主义占上风，而在推行外交政策时理想主义有时对现实主义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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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汤姆逊提出，为什么一些决策人物在判断国际政治时比其他的决策人物要准确得多，他认为，首先是他们在分析国际问题时有自己的原则，即有国际关系理论和观点。其次，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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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决策者是不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敏感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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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能否以人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解国际和国内政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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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类是如何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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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政治的定义是什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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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国际问题的准确性上，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追其根源都离不开这四个方面的影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也往往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我们今后在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时也应该抓住这四个问题。在第一次论战中，理想主义理论上的失败和现实主义的胜利并不能说明它们某一方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否则，今天就不会出现受理想主义影响的自由主义，也不会有种种新的理论流派接二连三地对现实主义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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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nley Hoffmann, Janus and Minerva—Essay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7,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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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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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ed Halliday,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IR: Some Analytic and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day, 1995,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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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Charles Kegley, Jr, “Neo-idealism: A Practical Matter”,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1988; 所提及的学者的著作有: R．A．Falk的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1969)和The States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1970), M．S．McDougall的Studies in World Public Order (1960)和Human Righ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 (1961), 以及D．M．Johnstone的Foundations of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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