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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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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W．Nortow and company, 1974,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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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W．Nortow and company, 1974, p. 65,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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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W．Nortow and company, 1974, p. 56,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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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见美国《明星晚报》，1971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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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见美新社华盛顿1974年7月31日和8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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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译本，徐昕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第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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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Kenneth Thomps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An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6,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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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章 第二次论战——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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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一场论战，它是在那些主张“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与那些坚持历史“传统的”方法的学者之间所发生的争辩……这是一场“新的大论战”，论战涉及到的主要是研究方法和模式，而不是主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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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诺尔和詹姆斯·罗斯诺：《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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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论战……涉及到的问题比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分歧更带有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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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利派特：《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和小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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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节 一场激烈但“虚假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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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又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这场革命触发主张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极力捍卫历史和传统的学者的论战。论战的双方是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主义学派。论战的重点是方法论的分歧。关于这次论战的性质，克劳斯·诺尔和詹姆斯·罗斯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关于传统和科学的冲突也许只是一场虚假的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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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在50年代中间明显衰弱，而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从别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2)代表新的研究方法的科学行为主义产生的背景是：（1）国际关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第三世界不断壮大，原有的两极体系趋于多极化，相互依赖关系有所加强，旧时的权力政治学单一模式已远远不足于反映纷繁复杂的新的国际关系格局；（2）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变革和现代化”，导致自然科学的若干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渗透；（3）2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思潮（着重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意识，强调行为的规律性、科学性和系统性）被称为“政治学的新科学”，成为50年代行为主义运动的先兆，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一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革命”，这场以“实证方法、技术手段、数量和价值的确定，科学推论和信息处理”为特征的行为主义革命自然也波及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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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域出现的“最重大的变革”。他提醒人们说，尽管英文的词根是相同的，行为学说（behavior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是相异的，两者不应该混为一谈(3)。行为学说是指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心理学理论，创始者是B·华生和B·F·斯根纳。政治学的行为主义与之不同，其特点是：（1）认为人类行为中存在可以认知的统一性；（2）这些可以认知的统一性能够通过实证试验加以证实；（3）主张强化方法论，以获取和分析数据；（4）主张理论的细化和量化，更为证实取向，所推崇的理论包括权力多元化（power pluralism）、博弈理论（game theory）、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结构功能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和体系分析（system analysis）；（5）主张把价值标准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在研究中注重伦理评估的实证解释，认为非价值或价值中立的研究是可能的；（6）主张建立不同于应用性研究的基本理论或纯理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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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把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称为“传统的”或“古典的”理论，自诩为“科学的”理论，反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历史、哲理的规范研究方法，提倡实证的或实验的研究方法——整体研究（范畴分析和模式分析）、策略研究（博弈分析和决策分析）以及计量研究（统计分析、数学分析和电脑分析），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现实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1）现实主义过分强调权力的作用，视之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忽视了伦理、道德、法律等重要因素；（2）现实主义在界定像权力、国家利益、均势等概念时缺乏精确性。在批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他们极力运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提出实证理论和行为模式，力求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精确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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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在国际关系学领域掀起阵阵理论攻势时，另一批自称“捍卫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则摆出阵容，进行应战。他们指出，传统学派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有用的、重要的，哲学、历史学、法学仍然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细致、精确且富逻辑性。他们批评科学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实证而忽视了哲学、历史、伦理的因素。这一学派因而得名“传统主义学派”或“非科学学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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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场争论，莫顿·卡普兰有一段重要的概述：在过去10年里，传统主义者对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大部分的批评以早年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的定论为依据，要点为：政治学的要旨与物理学的要旨不同；科学知识可运用于事实，而理解、智慧和本能只是运用于人类关系的研究；主张科学方法的人往往把方法误为现实；科学方法要求高度的可测性和精确性，因此难以对付国际政治中的最有变动的成分(6)。卡普兰说，在了解了传统主义对科学行为主义的批评后，我相信，传统主义者对这些新科学研究方法倡导者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和方法技巧知之甚少。传统主义者的确是一批有知识智慧的人，但为什么他们会作出这样的错误的判断呢？这肯定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出了差错。传统主义者只是重复以往的内容，像一台留声机老是在放一张旧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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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行为主义代表人物，卡普兰不免流露出一丝理论偏见，但是他以上精彩的概述对我们研究第二次论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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