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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由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与传统主义学派对垒的第二次论战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英研究方法的比较。英国著名学者斯蒂夫·史密斯认为，第二次论战实际上是“美国学者与英国学者之间的对峙”(7)。“浩瀚的大西洋成了划分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分水线”(8)。20世纪初以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的辩论基本上限于美国学术界，英国学术界几乎完全孤立于这些辩论之外，而直到卡普兰和布尔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之争出现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尽管如此，行为主义一时间在美国学术界取得优势，“行为主义革命造就了新一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而在英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等到站住脚跟就夭折了(9)。这样，就形成了美国重科学、英国重经典，美国重行为主义、英国重传统主义的局面。史密斯指出，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1）美英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经历不同；（2）两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不同；（3）两国培养学者的方式不同，英国较少运用计量方法，仍注重传统方式；（4）两国学术界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不同；（5）政界与学界的联系情况不同，美国在这方面比英国密切；（6）两国获取信息的环境不同，美国有“信息自由法案”，英国没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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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第二次论战中出现的美英比较这一“两枝”现象，也不应被绝对化。事实上，在美英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的同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分垒成了相应的两大学派，并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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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从多伊奇到阿尔克——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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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革命造就了新一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和海沃德·阿尔克（Hayward 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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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尔·多伊奇（191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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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12年7月21日生于捷克，青年时代在布拉格攻读法律和政治学，获博士学位。1948年加入美国国籍，1951年在哈佛大学再次获博士学位，接着在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任教。1967年起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曾先后兼任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苏黎士大学的客座教授。曾任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全美政治学学会理事。其主要代表著作有：《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1953）、《政治联合与北大西洋地区》（1957）、《政治的神经》（1963）、《军备控制与大西洋结盟》（1967）、《国际关系分析》（1968）、《民族主义及其不同选择》（1969）、《政治学与政府》（1970）、《政治学的数学研究方法》（1973）、《数学政治分析》（1976）和《经济社会体系和经济政治学》（1977），此外，还撰写了不少专题论文。《政治的神经》和《国际关系分析》较集中地表述了多伊奇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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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从科学行为主义的视角系统地提出了一体化理论（integration theory）、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和博弈理论（game theory），学术界称之为“科学行为主义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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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奇批评现实主义学派忽视了战后世界力量结构的变化，过分地强调了均势的作用，他提出，在复杂纷繁的国际关系中，一体化的安全体系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多伊奇于1957年带领了七位学者，对历史上十多个多元型和混合型的一体化实例作了周密调查，并发表了题为《政治联合和北大西洋地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1968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分析》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一体化的性质和内涵以及一体化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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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认为，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一个整体的构成部分中间形成相当程度的相互依存”(11)，是相互依存的单位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多伊奇用锁和钥匙的关系打比方，形象地说明一体化的运作。一把锁和一把与之相配的钥匙就可组成一个系统：拧动钥匙就可打开锁。通常地，作为整体，一个系统具有任何一个构成部分单独所不能具有的系统特征，就好像一个锁匙系统能用来控制门的开和关，而单个锁或钥匙就做不到一样。一体化具有四方面要素：区域（domain）、范围（scope）、幅度（range）和力度（weight）。区域是指一体化所涉及的地域的人口；范围指一体化关系所涉及的行为的各个方面；幅度指一体化关系赖以维系的奖励和惩罚幅度；力度则指一体化内行为者的拥有实力。一体化肩负的目标是在地区或全球层面上的建立一体化、功能性的体系，它们肩负着四方面的任务：维持和平；获得更大收益；促进社会进步；实现新的自我印象。一体化的主要形式是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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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阿伦·利派特说，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实际上是关于一体化的整合理论，它不仅反映多伊奇自己作出重大理论贡献，而且代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至今所取得的一项最重要的理论成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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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一体化的过程中，多伊奇特别注重运用沟通理论。沟通理论与控制论和信息论密切有关，是关于事物之间信息传递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随着战后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趋势日益明显，多伊奇把控制论中关于沟通的原理引入对国际一体化的研究，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对弈。他形象地把国际关系的沟通比作“政治的神经”，他认为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国际社会惟一的行动者”观点已经过时，当前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能再以国家为中心，而应重视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关系；仅就其使用的方法而言，沟通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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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伊奇摈弃了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之间只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学科相互渗透现象的发展和一系列边缘学科的不断出现，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已不再是本质上的区别，而是数量上的区别。运用其他学科的某些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多伊奇率先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原理，如数学、统计学、心理学、控制学等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他在《国际关系分析》等书中分析了国际冲突的三种形态：战争、博弈和论战，而其中运用心理学、数学、社会和策略学原理阐述的博弈论便是突出的一例。在科学行为主义学派里，多伊奇是最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模型描述博弈论的一位学者，自他以后，“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小鸡博弈规则”和“囚犯困境博弈规则”就不胫而走，广为接受，成为研究冲突与战略问题的重要方法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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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利派特在评价多伊奇提出的新范式时说，其理论意义在于把国际关系研究从传统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冲破以下传统的桎梏：主权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惟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是单一实体；国家与其他行为体、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毫无联系；国家的核心特征是主权，这决定国家之间无本质区别可言。利派特认为，多伊奇的观点与格劳秀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是格劳秀斯范式的继续，故又称之为“格劳秀斯-多伊奇范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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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式在科学方法论上的特点又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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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求高度的“精确化”和“实用性”，视之为理论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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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政治行为都必须经过实证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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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数量分析，不再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差异仅仅是质量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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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张从别的学科吸取有用的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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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关系研究“铺平了道路”，特别是詹姆斯·罗斯诺在这方面进行的“创造性研究”正是在“格劳秀斯-多伊奇范式”影响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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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范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明显的局限。首先，它否定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又未能提出明确的观点取代之。重复太多，造成许多雷同。再次，虽然在分析过程中注重数据和实证，但仍是主要研究民族国家的行为，与传统主义一样忽视非国家行为者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该范式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重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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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卡尔·多伊奇仍以他敏锐的观察、深邃的分析和理论的革新闻名遐迩。他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主要带头人”和“首席革命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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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是1992年因病与世长辞的，11月12日，他的亲友、同事、朋友和学生为他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仪式。多伊奇当年的学生、如今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海沃德·阿尔克致悼词。这篇题为《卡尔的眼镜》的悼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阿尔克说，多伊奇去世使我们所有的人经历了巨大的失落。阿尔克怀着深情回顾了多伊奇传奇般的一生，总结了他对国际关系学发展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阿尔克说，如果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是“人类学习经历的最伟大的总结”的话，卡尔“对规范的实证理论和重新发现”完全可以被视为是跨越欧美的同样伟大的研究成果和“对国际和平作出的永恒贡献”。阿尔克最后动情地说，卡尔离开了我们，但他却留给了我们他的眼镜。他的眼镜折射出他的学说，他的智慧，他的视野和他的精神，他的眼镜向人们展示了他观察、思想、学习、行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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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顿·卡普兰（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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