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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利派特：《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和小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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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节 一场激烈但“虚假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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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又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这场革命触发主张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极力捍卫历史和传统的学者的论战。论战的双方是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主义学派。论战的重点是方法论的分歧。关于这次论战的性质，克劳斯·诺尔和詹姆斯·罗斯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关于传统和科学的冲突也许只是一场虚假的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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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在50年代中间明显衰弱，而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从别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2)代表新的研究方法的科学行为主义产生的背景是：（1）国际关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第三世界不断壮大，原有的两极体系趋于多极化，相互依赖关系有所加强，旧时的权力政治学单一模式已远远不足于反映纷繁复杂的新的国际关系格局；（2）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变革和现代化”，导致自然科学的若干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渗透；（3）2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思潮（着重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意识，强调行为的规律性、科学性和系统性）被称为“政治学的新科学”，成为50年代行为主义运动的先兆，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一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革命”，这场以“实证方法、技术手段、数量和价值的确定，科学推论和信息处理”为特征的行为主义革命自然也波及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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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域出现的“最重大的变革”。他提醒人们说，尽管英文的词根是相同的，行为学说（behavior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是相异的，两者不应该混为一谈(3)。行为学说是指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心理学理论，创始者是B·华生和B·F·斯根纳。政治学的行为主义与之不同，其特点是：（1）认为人类行为中存在可以认知的统一性；（2）这些可以认知的统一性能够通过实证试验加以证实；（3）主张强化方法论，以获取和分析数据；（4）主张理论的细化和量化，更为证实取向，所推崇的理论包括权力多元化（power pluralism）、博弈理论（game theory）、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结构功能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和体系分析（system analysis）；（5）主张把价值标准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在研究中注重伦理评估的实证解释，认为非价值或价值中立的研究是可能的；（6）主张建立不同于应用性研究的基本理论或纯理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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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把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称为“传统的”或“古典的”理论，自诩为“科学的”理论，反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历史、哲理的规范研究方法，提倡实证的或实验的研究方法——整体研究（范畴分析和模式分析）、策略研究（博弈分析和决策分析）以及计量研究（统计分析、数学分析和电脑分析），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现实主义进行尖锐的批评：（1）现实主义过分强调权力的作用，视之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忽视了伦理、道德、法律等重要因素；（2）现实主义在界定像权力、国家利益、均势等概念时缺乏精确性。在批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他们极力运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提出实证理论和行为模式，力求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精确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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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在国际关系学领域掀起阵阵理论攻势时，另一批自称“捍卫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则摆出阵容，进行应战。他们指出，传统学派的研究方法仍然是有用的、重要的，哲学、历史学、法学仍然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细致、精确且富逻辑性。他们批评科学行为主义过分强调实证而忽视了哲学、历史、伦理的因素。这一学派因而得名“传统主义学派”或“非科学学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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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场争论，莫顿·卡普兰有一段重要的概述：在过去10年里，传统主义者对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大部分的批评以早年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的定论为依据，要点为：政治学的要旨与物理学的要旨不同；科学知识可运用于事实，而理解、智慧和本能只是运用于人类关系的研究；主张科学方法的人往往把方法误为现实；科学方法要求高度的可测性和精确性，因此难以对付国际政治中的最有变动的成分(6)。卡普兰说，在了解了传统主义对科学行为主义的批评后，我相信，传统主义者对这些新科学研究方法倡导者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和方法技巧知之甚少。传统主义者的确是一批有知识智慧的人，但为什么他们会作出这样的错误的判断呢？这肯定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出了差错。传统主义者只是重复以往的内容，像一台留声机老是在放一张旧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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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行为主义代表人物，卡普兰不免流露出一丝理论偏见，但是他以上精彩的概述对我们研究第二次论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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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由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与传统主义学派对垒的第二次论战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英研究方法的比较。英国著名学者斯蒂夫·史密斯认为，第二次论战实际上是“美国学者与英国学者之间的对峙”(7)。“浩瀚的大西洋成了划分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分水线”(8)。20世纪初以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的辩论基本上限于美国学术界，英国学术界几乎完全孤立于这些辩论之外，而直到卡普兰和布尔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之争出现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尽管如此，行为主义一时间在美国学术界取得优势，“行为主义革命造就了新一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而在英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等到站住脚跟就夭折了(9)。这样，就形成了美国重科学、英国重经典，美国重行为主义、英国重传统主义的局面。史密斯指出，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1）美英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经历不同；（2）两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不同；（3）两国培养学者的方式不同，英国较少运用计量方法，仍注重传统方式；（4）两国学术界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不同；（5）政界与学界的联系情况不同，美国在这方面比英国密切；（6）两国获取信息的环境不同，美国有“信息自由法案”，英国没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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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第二次论战中出现的美英比较这一“两枝”现象，也不应被绝对化。事实上，在美英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的同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分垒成了相应的两大学派，并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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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从多伊奇到阿尔克——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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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革命造就了新一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和海沃德·阿尔克（Hayward 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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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尔·多伊奇（191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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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12年7月21日生于捷克，青年时代在布拉格攻读法律和政治学，获博士学位。1948年加入美国国籍，1951年在哈佛大学再次获博士学位，接着在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任教。1967年起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曾先后兼任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苏黎士大学的客座教授。曾任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全美政治学学会理事。其主要代表著作有：《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1953）、《政治联合与北大西洋地区》（1957）、《政治的神经》（1963）、《军备控制与大西洋结盟》（1967）、《国际关系分析》（1968）、《民族主义及其不同选择》（1969）、《政治学与政府》（1970）、《政治学的数学研究方法》（1973）、《数学政治分析》（1976）和《经济社会体系和经济政治学》（1977），此外，还撰写了不少专题论文。《政治的神经》和《国际关系分析》较集中地表述了多伊奇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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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从科学行为主义的视角系统地提出了一体化理论（integration theory）、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和博弈理论（game theory），学术界称之为“科学行为主义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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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奇批评现实主义学派忽视了战后世界力量结构的变化，过分地强调了均势的作用，他提出，在复杂纷繁的国际关系中，一体化的安全体系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多伊奇于1957年带领了七位学者，对历史上十多个多元型和混合型的一体化实例作了周密调查，并发表了题为《政治联合和北大西洋地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1968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分析》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一体化的性质和内涵以及一体化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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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认为，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一个整体的构成部分中间形成相当程度的相互依存”(11)，是相互依存的单位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多伊奇用锁和钥匙的关系打比方，形象地说明一体化的运作。一把锁和一把与之相配的钥匙就可组成一个系统：拧动钥匙就可打开锁。通常地，作为整体，一个系统具有任何一个构成部分单独所不能具有的系统特征，就好像一个锁匙系统能用来控制门的开和关，而单个锁或钥匙就做不到一样。一体化具有四方面要素：区域（domain）、范围（scope）、幅度（range）和力度（weight）。区域是指一体化所涉及的地域的人口；范围指一体化关系所涉及的行为的各个方面；幅度指一体化关系赖以维系的奖励和惩罚幅度；力度则指一体化内行为者的拥有实力。一体化肩负的目标是在地区或全球层面上的建立一体化、功能性的体系，它们肩负着四方面的任务：维持和平；获得更大收益；促进社会进步；实现新的自我印象。一体化的主要形式是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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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阿伦·利派特说，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实际上是关于一体化的整合理论，它不仅反映多伊奇自己作出重大理论贡献，而且代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至今所取得的一项最重要的理论成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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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一体化的过程中，多伊奇特别注重运用沟通理论。沟通理论与控制论和信息论密切有关，是关于事物之间信息传递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随着战后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趋势日益明显，多伊奇把控制论中关于沟通的原理引入对国际一体化的研究，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对弈。他形象地把国际关系的沟通比作“政治的神经”，他认为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国际社会惟一的行动者”观点已经过时，当前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能再以国家为中心，而应重视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关系；仅就其使用的方法而言，沟通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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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伊奇摈弃了现实主义学派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之间只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学科相互渗透现象的发展和一系列边缘学科的不断出现，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已不再是本质上的区别，而是数量上的区别。运用其他学科的某些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多伊奇率先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原理，如数学、统计学、心理学、控制学等来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他在《国际关系分析》等书中分析了国际冲突的三种形态：战争、博弈和论战，而其中运用心理学、数学、社会和策略学原理阐述的博弈论便是突出的一例。在科学行为主义学派里，多伊奇是最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模型描述博弈论的一位学者，自他以后，“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小鸡博弈规则”和“囚犯困境博弈规则”就不胫而走，广为接受，成为研究冲突与战略问题的重要方法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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