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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利派特在评价多伊奇提出的新范式时说,其理论意义在于把国际关系研究从传统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冲破以下传统的桎梏:主权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惟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是单一实体;国家与其他行为体、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毫无联系;国家的核心特征是主权,这决定国家之间无本质区别可言。利派特认为,多伊奇的观点与格劳秀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是格劳秀斯范式的继续,故又称之为“格劳秀斯-多伊奇范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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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式在科学方法论上的特点又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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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求高度的“精确化”和“实用性”,视之为理论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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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政治行为都必须经过实证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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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数量分析,不再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差异仅仅是质量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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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张从别的学科吸取有用的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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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关系研究“铺平了道路”,特别是詹姆斯·罗斯诺在这方面进行的“创造性研究”正是在“格劳秀斯-多伊奇范式”影响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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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范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明显的局限。首先,它否定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又未能提出明确的观点取代之。重复太多,造成许多雷同。再次,虽然在分析过程中注重数据和实证,但仍是主要研究民族国家的行为,与传统主义一样忽视非国家行为者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该范式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重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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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卡尔·多伊奇仍以他敏锐的观察、深邃的分析和理论的革新闻名遐迩。他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主要带头人”和“首席革命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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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伊奇是1992年因病与世长辞的,11月12日,他的亲友、同事、朋友和学生为他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仪式。多伊奇当年的学生、如今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海沃德·阿尔克致悼词。这篇题为《卡尔的眼镜》的悼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阿尔克说,多伊奇去世使我们所有的人经历了巨大的失落。阿尔克怀着深情回顾了多伊奇传奇般的一生,总结了他对国际关系学发展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阿尔克说,如果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是“人类学习经历的最伟大的总结”的话,卡尔“对规范的实证理论和重新发现”完全可以被视为是跨越欧美的同样伟大的研究成果和“对国际和平作出的永恒贡献”。阿尔克最后动情地说,卡尔离开了我们,但他却留给了我们他的眼镜。他的眼镜折射出他的学说,他的智慧,他的视野和他的精神,他的眼镜向人们展示了他观察、思想、学习、行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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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顿·卡普兰(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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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卡普兰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国际系统模式创始人之一。1921年5月9日生于美国费城,194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至1956年期间,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哈弗福德学院、布鲁克林学院任教。1956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是全美政治学者学会理事,国际政治科学协会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卡普兰是一位勤奋多产、研究领域广泛的国际关系著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几乎每年出版两部著作,同时还发表为数不少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1957)、《国际法的政治基础》(1961)、《世界政治的革命》(1962)、《国际关系的新研究方法》(1968)、《宏观政治学:政治学的哲学和科学》(1969)、《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1970)、《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与前景》(1973)、《孤立还是相互依存——明日世界的今日选择》(1975)、《正义、人性和政治义务》(1976)、《冷战的兴衰》(1976)、《共产主义人物志》(1978)、《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专业化——宏观分析》(1979)和《全球政策》。主要论文有:《关于国际政治理论》(1958)、《国际体系研究的若干问题》(1966)、《一场新的大论战:国际关系学的传统主义对科学》(1966)、《七十年代国际体系中的北大西洋集团》(1969)、《策略思想的社会学》(1971)、《美国选择了世界政治》(1974)、《是乌托邦还是地狱——什么是我们的选择》(1977)、《美国两百年:对外政策的回顾与展望》(1979)和《日本的生存战略》(198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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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的理论探索是多方面的:国际法、国际体系、对外政策、社会学、共产主义运动等,但最有影响的当推“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他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曾先后再版三次。作者声称,该书“旨在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国际政治”。书中,作者把世界比作一个大实验室,各种国际斗争——各种实验在其中发生、变化,“系统理论”则是研究这一大实验室内发生、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现象的宏观模式的新方法。这是战后第一部系统分析各种国际体系的特征、结构、作用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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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认为,国际体系模式是国际政治的“宏观模式”。他运用大系统的基本原理提出国际体系的六个模式,被称为“卡普兰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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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1,均势体系(balance of power system),指的是18世纪至20世纪的均势格局。特点是:为了增强实力,可以与对手进行谈判,反对任何企图在体系内取得优势地位的结盟国或霸权国;对在体系内形成威胁的国家行为者进行限制;允许被打败的国家行为体重新加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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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2,松散的两极体系(loose bipolar system),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特点是:运作机制是调解性质的,而不是对抗型的;跨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体系的运作;核武器的出现带来“核恐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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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3,紧张的两极体系(tight bipolar system),指50年代到60年代的冷战格局,是松散的两极体系的继续和强化,趋势是“不稳定”,出现高度紧张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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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4,环球体系(universal system),指60年代末以后世界格局的多极趋势,相对稳定是其根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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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5,等级体系(hierarchical system),指一种民主型或极霸型的体系,特点是稳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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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6,单位否决体系(unit veto system),基本特点是:联合国的作用将得到加强;在这种体系内,战争可能发生,但是不会使用核武器,战争的地域和手段将受到限制;大国外交出现孤立主义的倾向,结盟的作用弱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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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六个模式基础上,卡普兰又引出若干分体系:异常松散的两极体系(very loose bipolar System)、缓和体系(detente system)、不稳定的集团体系(unstable bloc system)和不完全的核扩散体系(imcomplete nuclear diffu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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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卡普兰还为每个体系模式设计了五方面用于计量测定的内容:基本规则、变换准则、角色变数、实力测量和信息因素。这些内容为体系理论提供了最优化的选择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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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在探讨体系问题时还注意与一体化过程(integrative process)、价值理论(value theory)策略理论(strategy theory)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其中,价值理论是核心。价值理论涉及价值与行为的关系、价值与体系目标的关系。以卡普兰和多伊奇为代表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价值”可分为八方面的内容:财富、权力、福利、尊重、正直、知识、技能、感情,并表现为安全、自由、完整和民族尊严。卡普兰据此大胆提出:“国家利益包括价值,而非权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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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和他同辈著名学者多伊奇(沟通理论)、霍尔斯蒂(国际系统模式)、厄恩斯特·哈斯(新功能主义)、摩根斯坦(博弈论)、莫德尔斯基(长波论)、布鲁斯·拉塞特(国际一体化)等,运用科学行为主义所推崇的策略观念、价值标准和计量方法从结构、成员、职能、行为的环境条件和变化诸方面对体系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的成果已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被视为是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突破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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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卡普兰的系统理论褒贬不一,肯定他的人认为其理论有“倡导性和启发性”,对研究“战后国际社会的新变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持批评观点的则认为卡普兰提出的模式“粗浅”、“没有重点”、“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充其量是“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工具,还谈不上是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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