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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在英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曾出现过著名的“四人学派”：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和赫德利·布尔（Hedely Bull），史称“英国传统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巴特菲尔德是怀特的老师，而怀特又是布尔的老师，他们承上启下，共同努力，奠定了传统主义在英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支配地位。他们中间的怀特被认为是“英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思想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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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怀特1913年生于英国布尔莱顿市，父亲是医生，家境尚可，193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专业为现代历史。毕业后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至1949年，其间参与了该所《国际事务观察》的编写，还在联合国工作了一年。他33岁时就写成了《强权政治》，显示出其学术才华。1949年，他应查尔斯·曼宁的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讲授国际关系理论，正是在那里，他运用历史的哲学的方法提出“三R”分析，即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传统”：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新主义（revolutionism）(28)。1961年，怀特离开伦敦经济学院回到故乡布尔莱顿，在萨塞克斯大学的欧洲研究学院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还为建立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委员会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怀特的著作有：《立法委员会的发展：1606—1945》（1946）、《对非洲的态度》（1951，合著）、《英国殖民宪法》（1952）；怀特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历史与判断》（1950）、《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1953）、《战争与国际政治》（1953）、《联合国内部的权力之争》（1956）、《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1960）、《经典著作在新大学里的地位》（1963）、《西方国际关系的价值标准》（1966）、《国际合法性》（1972）和《均势与国际秩序》（1973）等。怀特英年早逝，他逝世后，他的学生布尔编辑整理出版了老师的两部遗著（《国家体系》（1977）和《权力政治》(29)（1978））。长期以来，这在英国学术界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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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学术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战前，他的研究重点是历史问题，他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支持成立国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失望，转到现实主义一边，认为对外政策应是权力世界与道义世界的汇合点。（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怀特开始关注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立法委员会的发展》、《对非洲的态度》和《英国殖民宪法》便是这阶段研究的成果。（3）1949年起，在《权力政治》小册子的基础上，怀特用深邃的分析总结了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如权力、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均势、缓冲地带和联合国等。此时的怀特受到卡尔和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现代历史与中世纪历史的区别主要是强调权力大于正义。但怀特比卡尔和摩根索更加悲观些，他不认为世界在从权力政治转向新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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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权力政治是“对国际政治定义和概念的重大贡献”(30)。他提出，权力政治是指“权力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条件：“存在不接受任何政治支配的独立单位和它们之间持续的可控的关系。”(31)他认为，大国的地位的得失要靠战争的暴力；中等国家的地位则是大国的善意；小国的地位依靠的是中立政策，仅追求有限的利益，在狭缝中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政治就是“关于生存的理论”。他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权力以威望为基础，反过来，威望也以权力为后盾，威望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他指出：“均势是权力政治体系的核心原则(32)。”均势是多元的，就像是“一座枝形吊灯”，均势有两层含义：力量均衡或失衡，历史学家倾向于冲突双方力量均衡时才是均势，而政治家则认为，一方强于另一方才算是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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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另一个理论贡献是他关于西方国际关系价值标准的论述。在他的论文中，他深入地探讨了西方价值标准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问题。他认为，价值是指一种长期形成的观念模式，其核心部分是“宪政传统价值”。国际关系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国际社会的规范准则、国际秩序共同标准、反映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干涉原则和国际道德观念。怀特的价值观为国际政治学提供了“一个规范基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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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怀特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关系理论。赫德利·布尔曾回忆当年他听课的情景：“是查尔斯·曼宁教授敦促我去听马丁·怀特上的关于国际理论讲座课。这些讲座给我、给所有听课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时起，我就感到我一直处于马丁·怀特的思想的影响之下。”(34)怀特的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三个传统的论战”，即“三R之争”：（1）现实主义（realism），意指“马基雅弗利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国际冲突，崇尚的是一些推行铁血政策、不讲道德的人（“the blood-and-iron and immorality men”）；（2）理性主义（rationalsim），意指“格劳秀斯主义”，强调理性原则、国际对话，重视均势和国际法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中不仅有冲突，而且还有合作，目标是要造就能“坚持法律和秩序、言行一致的人”（“the law-and-order and keeps-your-word men”）；（3）革新主义（revolutionism），意指“康德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看法，注重人的关系，国际社会和“国家大家庭”的作用，希望有一代从事“变革、解放和说教的人”（“the subversion and liberation and missionary men”）(35)。怀特指出，格劳秀斯主义是欧洲传统思想的“最重要的主流”。他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一个格劳秀斯主义者，同时又吸取摈弃愤世嫉俗内容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和不带狂热和盲信的康德主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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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传统流派时，科学行为主义思潮正在美国涌起。他对此不屑一顾，他对科学行为主义的一套是不满的，他的观点也不完全与当时美国的现实主义相一致。怀特理论的本质是欧洲政治哲学，不同于科学行为主义。虽然他不属于上述三个流派中的任何一个，但他倾向于传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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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尼斯·克劳德（1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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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尼斯·克劳德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名学者，生于1922年9月3日，1947年、1949年在哈佛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49—1956年在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1957—1960年任教于密执安大学，晋升为副教授；1960年后转至弗吉尼亚大学，任终身教授至今。他还曾经兼任美国国务院顾问（1962—1971），还曾任《国际组织》、《政治学季刊》、《Orbis》和《国际法》等杂志的编委。其主要著作是《少数民族：一个国际性问题》（1955）、《化剑为犁——国际组织的问题和进展》（1959）、《权力与国际关系》（1962）、《变化中的联合国》（1967）、《美国研究世界事务的方法》（1986）和《国家与全球体系》（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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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克劳德在密执安大学政治系执教时出版的《权力与国际关系》被誉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一部重要代表著作。次年，由于其成功地运用了“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而获得全美政治学协会颁发的“一九六三年科学奖”。克劳德在该书中围绕权力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均势、集体安全和世界政府。就权势集散程度而言，均势表示权力的分散，集体安全则是权力的部分分散，世界政府代表权力的集中。因此，国际关系中权力的管理就成了“三概念”的核心(37)。克劳德还认为，均势理论是关于“现代国家制度的传统概念”，是历史现实的反映；世界政府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集体安全是介于两者之间。但不管怎样，“均势—集体安全—世界政府”应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而“国家主权和国际无政府状态则为这三个重要阶段提供了分析基础”(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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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对均势的分析被公认有其独到之处。他强调说，均势是传统理论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在战后现实主义和传统主义学者的努力下，该理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他认为：（1）均势是“一种形势”，意指处于均衡的格局，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对等和均衡状态；（2）均势是“一种政策”，意指“建立和维护均衡状态的政策”，均势应是一种“谨慎的政策”；（3）均势是“一种制度”，意指能抑制任何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稳定的制度；（4）均势是“一种标志”，它是战争可以防止的标志，是人们现实愿望的一种体现。克劳德从以上四个角度剖析均势的涵义、特点和性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西方学者奉为圭臬的均势理论的实质及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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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概念“集体安全”，克劳德认为，凡是以现实主义观点对待权力问题的人都相信均势，凡是对权力问题抱理想主义态度的人则倾向于相信集体安全。集体安全意指通过各国的一致行为为国际社会提供可靠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体系的特点是：（1）通过建立压倒优势的力量提供对付可能的侵略者的安全体系；（2）能够帮助小国和弱国摆脱处于均势体系中的不利地位；（3）均势体系从本质上讲是无政府的机制，而集体安全是一种有组织的机制；（4）均势体系视冲突为常见、合作为少见，集体安全则视冲突为少见，合作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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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府是克劳德提出的国际关系第三个重要概念。是三个概念中最新的概念。均势始于17世纪国家体系形成后，集体安全始于一次大战前后，世界政府则始于二次大战以后。世界政府概念的产生是基于：（1）认识到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2）避免战争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必需；（3）这一目标只有建立世界政府才能实现；（4）世界政府体系是最终建立世界秩序的必然和可靠的手段；（5）世界政府是“国际关系中权力管理”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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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上国际关系三概念的分析方法有独到之处，但内容并无多少新意。然而，克劳德能对时间上跨度相当大的三个重要概念进行概括和分析，应该说是做了一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颇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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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问世的《国家与全球体系：政治、法律与组织》是克劳德的又一部力作。他强调此书的主题是“关于主权与体系的关系”(39)，书中所收集的他1966—1986年的14篇代表性论文进一发展了他1962年的《权力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思想。当年他在书中曾提出“均势、集体安全、世界政府”三概念；20年后经过反思，他认为过去的看法“过于理想化”了。他如今写道：“直至有充分证据说明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体系消失之前，我们还需尽力用国家来维护国家间的秩序，尽管这一任务是困难的。”(40)他提出，全球体系的秩序应是“有益于国家、限制于国家、受制于国家、实现于国家”(41)。他宣示：“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学专家，我一直相信，我们的首要工作是研究那些构成世界的重要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单位。”(42)他还强调，政治不仅仅是一种追求权力的斗争，而且还是一种关于合法性的角逐。克劳德这些反映传统理论的关于国家与世界体系的真知灼见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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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肯尼思·华尔兹（1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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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1924年6月8日生于密执安州安阿伯，1948年毕业于奥比多林学院，1951—1952年入伍服兵役。1950年和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3—195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助理教授，1957—1966年转至斯沃斯摩尔学院任教，先后晋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1966—1971年在布兰戴斯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197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同时兼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全美政治学学会理事等职，还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刊物《世界政治》的编委。1994年退休，是伯克莱分校政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1997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90年代曾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国际关系理论，受到师生的欢迎。其主要著作有：《人、国家与战争》（1959）、《对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国际政治的冲突》（1971）、《国际政治理论》（1979）、《使用武力》（1983）和《核武器的扩散：一场辩论》（1995）等。华尔兹还撰写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如《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1959）、《康德、自由主义和战争》（1962）、《两极世界的稳定》（1964）、《和平政治学》（1967）、《国家相互依存的神话》（1970）、《国际关系理论》（1975）、《相互依存的理论与实践》（1979）、《和平、稳定与均势》（1988）、《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1990）、《新世界秩序》（1993）、《国际政治的新结构》（1993）、《国际政治不是对外政策》（1996）和《评估理论》（1997）。但是，集中体现华尔兹传统主义观点的是《人、国家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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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于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人、国家与国家系统——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基础上写成的，这是一部关于国际冲突——战争的理论性相当强的专著。作者围绕“战争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战争根源的三个概念：人的本性和行为；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华尔兹进而指出，当今世界上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国际冲突——战争的根源，然后有的放矢地加以医治和防止”(43)。他提出的医治药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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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冲突和战争与人的本性密切有关，战争源于人的自私、愚蠢和误导的冲动。华尔兹认为，只有改变人的私念、恶性和权欲，才能避免战争，所以，“恶是根源，爱是药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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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了解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华尔兹认为：“国家的弊病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他进而指出：为什么有的国家要打仗？因为战争可以为它们提供增加税收、维持官僚制度和控制民众的借口。他的结论是：“和平与战争分别是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的产物。”(45)因此，要防止战争就必须从改造国家着手，在这方面，他认为马列主义关于改造私有制、变革国家制度的思想是可取的。华尔兹还特地引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语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毛泽东）“必须清除坏的国家，好的国家才能生存于和平之中。”（刘少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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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性恶，国家坏，固然会导致战争，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好的人和国家，有时也会动武。因此，一定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战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没有可以防止它的东西。至今世界上尚无一种能防止武力和战争的跨国权威组织，这是人类的悲剧。华尔兹还敏锐地触及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兵戒相见的可能性。他预见到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华尔兹主张成立世界政府，而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应尽力维持均势，因为权势不均对强国和弱国都是危险的，只有维持均势，各国的安全才有保障。“无政府状态是根源，世界政府是药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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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的上述三个概念各有侧重，但紧密相连，这三个概念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完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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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基本上还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观点，但在分析结论时却明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拾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派的有用武器，对科学行为主义应战，这表明了传统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由于受到阶级立场的局限，尽管华尔兹崇敬马列主义，但仍不可能对战争的本质、根源（历史的、阶级和社会的）作出客观的分析，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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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现实主义学派又经历了传统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当然，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对现实主义作根本的修正，但是，也没有因循守旧，而是有所创新的。华尔兹本人就经历了从传统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转变。他的早期著作《人、国家与战争》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而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际政治理论》则是新现实主义的最早的一部代表作。所以，西方学者称华尔兹的成就“不同凡响”。这两部著作至今仍是美国大学里国际关系专业的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关于华尔兹在新现实主义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成果，下一章将作进一步的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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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坦利·霍夫曼（1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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