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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卡普兰还为每个体系模式设计了五方面用于计量测定的内容：基本规则、变换准则、角色变数、实力测量和信息因素。这些内容为体系理论提供了最优化的选择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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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在探讨体系问题时还注意与一体化过程（integrative process）、价值理论（value theory）策略理论（strategy theory）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其中，价值理论是核心。价值理论涉及价值与行为的关系、价值与体系目标的关系。以卡普兰和多伊奇为代表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价值”可分为八方面的内容：财富、权力、福利、尊重、正直、知识、技能、感情，并表现为安全、自由、完整和民族尊严。卡普兰据此大胆提出：“国家利益包括价值，而非权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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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和他同辈著名学者多伊奇（沟通理论）、霍尔斯蒂（国际系统模式）、厄恩斯特·哈斯（新功能主义）、摩根斯坦（博弈论）、莫德尔斯基（长波论）、布鲁斯·拉塞特（国际一体化）等，运用科学行为主义所推崇的策略观念、价值标准和计量方法从结构、成员、职能、行为的环境条件和变化诸方面对体系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他们的成果已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被视为是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突破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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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对卡普兰的系统理论褒贬不一，肯定他的人认为其理论有“倡导性和启发性”，对研究“战后国际社会的新变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持批评观点的则认为卡普兰提出的模式“粗浅”、“没有重点”、“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充其量是“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工具，还谈不上是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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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维·辛格（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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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辛格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名学者，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早年被誉为“一位年轻的科学行为主义的开拓者”。其主要著作有：《威慑、军备控制和裁军》（1962）、《人的行为和国际政治》（1963）、《计量国际政治》（1968），但使他初露头角的是1961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同时被收入克劳斯·诺尔和西德尼·弗巴合编的《国际体系论文选》和詹姆斯·罗斯诺所编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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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17)，并很快地成为体系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它“直接明晰地深入到了对国际社会中个人、国家和体系不同层面的分析”(18)。层次可从两方面来加以界定：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体系是指一个结构内相互作用的不同单位的组合，层次即是“不同的分析单位”；从认识论角度看，层次意指解析一个特定单位的行为的不同变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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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这篇论文里，辛格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参与国际关系的诸行为者和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次上发挥自己的功能，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来研究国际关系是无可厚非的。辛格断言，现实主义的弊病是只讲权力政治，把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而层次分析把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加以区分——国际政治是以国际系统作为分析层次，对外政策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层次。他还认为，上述两个层次有关联，又有差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运用这一方法才能科学地阐述纷繁多变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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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巴里·布赞认为，辛格的层次分析与肯尼思·华尔兹的“行为体三概念”（个人、国家、社会）和“结构三层概念”（原则、功能、实力分配）如出一辙，是两个学派相互兼容的有力例证。故有“华尔兹-辛格研究方法”（Waltz-Singer Approach）之称，其研究重点在体系与结构、单位与层次，研究面涉及到个人、集团、国家、区域分体系和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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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关系的传统研究方法易使国际系统和对外政策混为一体，辛格能打破传统，此举意义不同寻常。西方学术界给予他的层次分析法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国际体系研究方法之一，是“开拓性的成就”、“国际系统研究的催化剂”、“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辛格的层次分析法提出后不久，果然出现了研究国际组织和系统模式的新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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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辛格还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影响理论（influence theory）。这是从权力出发，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种理论，实际上是层次分析法的外延和补充。影响理论是辛格在《国家之间的影响——一种外形模式》（1963）一文中提出的，作者运用数学公式和图表例举了各种影响格局的种类，并强调各种影响格局都是未来取向的，都是双向的，都可能导致对方行为的修正和变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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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在其著作和文章中大量运用数学公式和图表，玄妙得很，艰涩难懂。在借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模型学等手段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时，故弄玄虚，越搞越数理化，这恐怕也是科学行为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怪不得有的学者批评说，科学行为主义者正在把国际关系变成“只有少数人才懂得的学术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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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沃德·阿尔克（1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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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沃德·阿尔克是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37年10月3日生于纽约市，195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专业为数学，1960年在耶鲁大学获硕士学位。1963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63—1968年留校，晋升为副教授，1968年在密执安大学作访问教授，1968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国际关系学教授。90年代初调到南加州大学，至今。阿尔克早年受到罗伯特·达尔的多元主义的影响，后师承卡尔·多伊奇，由于他具有数学专业基础，又经过国际关系专业熏陶，在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他独树一帜地运用数学原理研究国际关系中诸行为的体系、结构和特点。这从他的论著中可见一斑：《数学与政治学》（1965）、《政治与社会指南：世界手册》（1966）、《联合国大会与世界政治》（1966）、《国际政治与数学方法》（1973）、《全球相互依存分析》（1974）、《政治的政治分析》（1976）、《囚犯困境解析》（1981）等，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发表在1966年第23/4号《世界政治》杂志的《通向国际关系理论的漫长之路》和被收入1976年在欧洲出版的《社会科学年鉴（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与数学政治学》。阿尔克曾兼任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如《国际组织》和《国际问题研究季刊》。1967—1968年他曾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学院从事研究。1992年阿尔克任当年的国际政治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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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克在1992年3月30日写的一篇关于历史学的手稿中说：“虽然我长期对历史和科学比较分析有兴趣，但我并没有在人文科学、哲学和历史地理等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后来不至一次对人表白，学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三个人：他的老师卡尔·多伊奇，是他接受科学行为主义的指引者；托马斯·科恩，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对阿尔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厄恩斯特·哈斯，阿尔克说，正是在哈斯的联大集体安全体系实证研究的推动下，他才在1968年开始了关于联大投票模型的实证研究。多伊奇、科恩和哈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面启发和帮助阿尔克打下了“科学方法论分析的哲学基础”(22)，在这过程中，阿尔克又形成了“数量研究、框架模式和方法分析”三位一体的研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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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克对科学行为主义方法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数学取向的政治学”，即数学政治学（mathematical politics），其基本内容包括：（1）数学政治学是一种实证性、数学分析的范式组合；（2）数学政治学与模式选择转换有关；（3）强调政治分析方法的实践；（4）认为规范取向的政策科学化有难度，但不是不可能；（5）数学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根植于政治学以外的领域；（6）数学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科学革命”的反映(23)。阿尔克所列举的有关数学政治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包括：因果分析、心理逻辑、组织过程、控制论、公共得益论、得益／代价分析、社会沟通、机构功能、博弈论、冲突论、地区一体化、外交决策、事件数据分析和战略研究等。这些范式涉及到了国际关系的众多研究领域，阿尔克强调，他对范式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学科论（disciplinarity）之上的科学方法。罗伯特·基欧汉曾称，阿尔克对“反映论”（reflectivism）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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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克1992年任国际政治学会会长时曾于当年9月25日发表了一篇会长演讲，他动情地说，他作为一名国际关系的学生，已在“追求真理”的无国号旗帜下开始了一次探险航行，将像500年以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去发现学术的“新大陆”(24)。他表示将与同事们一起建立一种模式多元化、研究开放型的国际关系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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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四位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外，其他有影响的学者还有：詹姆斯·罗斯诺、哈罗德·喀茨柯、布鲁斯·鲁塞特、黛娜·津妮斯、乔治·莫德尔斯基、奥斯卡·摩根斯坦、托马斯·谢林、肯尼恩·鲍丁和安那图·拉波特等。这里有必要对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enau）作一简要的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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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1948年毕业于巴德学院，1949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获硕士学位，195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49年到1970年任教于新泽西州罗特斯大学，1976年晋升为教授；1970年至1973年在俄亥俄州大学政治系讲授国际政治；1973年调到南加州大学，任跨国问题研究所所长，至1992年。1992年罗斯诺离开加州，“东迁”首都，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用他们话来说，就是“一个理论家来到了华盛顿”，“从理论世界转到决策世界。”(25)他还作为访问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和卡勒顿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以及联合国和平大学讲学。罗斯诺从年轻时就一直保持高涨的研究和创作热情，是一位特别多产的学者，计有专著、编著60多种，具代表性的著作有：《罗斯福丰富的遗产》（1951）、《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1961）、《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1969，与克劳斯·诺尔合编）、《国际政治与社会科学》（1973）、《比较对外政策》（1974）、《寻求全球模式》（1976）、《世界政治》（1976，合编）、《科学的对外政策研究》（1971）、《全球相互依存研究》（1980）、《政策适应性研究》（1981）、《世界体系结构：连续性与变革性》（1981，合编）、《世界政治的相互依存和冲突》（1989，合编）、《全球的变革与理论的挑战》（1989，合编）、《世界政治的动荡：变革性与连续性理论》（1990）、《全球的声音：国际关系的对话》（1993）和《透彻地思考理论》（1995）等。发表论文数百篇，在200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中具代表性的包括：《先期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1966）、《国家利益》（1968）、《国际政治研究的传统和科学》（1968）、《比较对外政策》（1973）、《决策方法与理论》（1978）、《再评先期理论》（1984）、《后国际政治学》（1988）、《动荡世界的规范型挑战》（1992）、《新的全球秩序：重点与结果》（1992）、《国际理论与政策：走向汇合》（1993）、《外交决策的理论与实践》（1994，合写）、《全球化的动力》（1996）、《动荡世界的无序与有序》（1998）和《超越后国际主义》（1998）等。一个鲜为人知的轶事是，罗斯诺在1991年创作了一部二幕剧本Kwangju：An Escalatory Spree，并在洛杉矶的奥得赛剧场公演。作为一个学者，罗斯诺不仅具有高超的理论思维，而且还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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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斯诺来说，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是他学术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期，当时他提出的“先期理论”（Pre-theory）强调“理论应包括一系列关于行为模式的特有假设”，为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比较研究提供基础。他认为，传统的方法缺乏总体理论框架和可供实证检验的手段，他的先期理论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重点在于对外政策的科学分析，将外交行为的定量分析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罗斯诺不喜欢给他贴上“科学行为主义”的标签，但他承认，他的先期理论是“偏向于科学行为主义”的，属于当时国际关系学术领域的主导潮流。斯蒂夫·史密斯对罗斯诺的先期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开拓性研究成果”，认为罗斯诺1966年的论文“先期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的发表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比较对外政策流派的诞生。查尔斯·凯格利主持的“大学之间比较对外政策项目”（ICFP）、乔纳森·韦尔肯弗尔德等人设计的“国家之间行为分析模式”（IBA）和莫利斯·伊斯特等人从事的“国家事件比较研究项目”（CREON）正是在罗斯诺的科学行为主义的先期理论基础上才开展起来的(26)。后来他转向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转为研究两枝世界政治，就逐步脱离“主导潮流”，自成一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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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从怀特到霍夫曼——传统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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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主义学派主要是从政治现实主义流派分化出来的，它既保留了自己理论母体的基本特征，又从政治理想主义流派中吸取了某些有用的东西。它不像现实主义那样突出“权力”和“国家利益”，而较为重视“均势”和“世界秩序”。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美国的英尼斯·克劳德（Inis Claude）、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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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丁·怀特（1913—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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