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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Basil Blackwell Ltd．1985,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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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Klause Knorr and James Rosenau,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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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1995,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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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Klause Knorr and James Rosenau,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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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Basil Blackwell Ltd．1985, pp.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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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同上书，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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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章 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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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现有的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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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霍夫曼：《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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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近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发展是现实主义的恢复。70年代初，现实主义学派在支配国际关系理论学科20年之后，开始败下阵来。它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者和激进派。然后，到70年代末，现实主义学派重整旗鼓，在“新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了反击，并逐步显示，它正恢复昔日的支配地位。现实主义的“复兴时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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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科特尔：引自马洛特·赖特和A·J·R·格鲁姆（主编）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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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触发了一场新的论战，这场论战从80年代初起一直支配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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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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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一节 新现实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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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主义学派与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之间的论战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接近尾声。在美国，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对苏联核优势的丧失、越南战争的后遗症以及阿富汗事件和伊朗人质事件的余震，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以“重整国威”。此时，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已显然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科学行为主义的一些概念过于抽象，多种方法玄而又玄，也解决不了现实政策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少学者敏锐地看到形势的这一转折，认为战后以来的全球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分散、政治多极和霸权丧落的趋势日益显露出来，于是，他们着手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和补救”。这一经过“科学的修正和补救”的现实主义就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其“新”主要表现在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见解。由于新现实主义还主张传统主义学派和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互相渗透、取长补短、融合为一，学术界有时也将新现实主义称为后行为主义或后传统主义或“科学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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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新现实主义思潮是国际关系学前次论战的延伸和演变，反映了西方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化了的形势的新的理论认识和提出的应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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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利特尔在80年代初指出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近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发展是现实主义的恢复。70年代初，现实主义学派在支配国际关系理论学科20年之后，开始败下阵来。它遭遇到来自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者和激进派等各方面的攻击。然后，到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学派重整旗鼓，在‘新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了反击，并逐步显示，它正恢复昔日的支配地位。现实主义的‘复兴时期’开始了。”(1)斯坦利·霍夫曼在评论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时，也曾生动地叙述过：“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现有的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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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学派是前次“论战”的延伸和演变的产物，它的理论特征是：在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关系仍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的同时，强调国际关系的秩序和限制，重视包括东西南北关系的全球系统研究，给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以更多的注意。在研究方法上，该学派强调综合性分析，认为权力政治与体系模式、结构分析与反馈博弈、宏观与微观分析应兼收并蓄，互为补充。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尔兹格拉夫具体提出了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该学派不仅勾勒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和范畴，而且努力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多样化的综合性国际关系理论；第二，该学派主张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之间，即在国际关系理论和重大国际现实问题之间实现“研究分工”；第三，该学派认为现实主义的定性分析和科学行为主义的定量分析对国际关系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两者应该互补，而不应该对立；第四，该学派强调微观国际关系和宏观国际关系的综合分析和交叉研究，使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以政治和经济为两大杠杆，融合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的理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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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理论思潮始于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该书提出国际关系的新结构主义理论，为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华尔兹的结构分析强调“国家构成结构，结构造就国家”(4)。约瑟夫·奈认为，华尔兹的著作并不是重点在“简述一个新的理论，而是在使现实主义理论系统化”，华尔兹“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理论基础”(5)。罗伯特·基欧汉披露，“新现实主义”这一称呼是其批评者之一罗伯特·考克斯第一个提出来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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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先后问世的其他重要著作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罗伯特·吉尔平的《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变化》和《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和《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理查德·范伯格的《动荡不安的地区：第三世界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的挑战》以及罗伯特·利珀的《不存在共同的权力——国际关系概论》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差不多每年新现实主义学派都有几本重要专著出版。在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理论又趋于活跃，各种新理论纷纷出台，如相互依存论、复合相互依存论、世界体系论、长波新理论、国际机制论、国际政治经济学、霸权后合作论、宇宙政治经济学等，这些理论不仅修正了而且发展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下面三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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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这是新现实主义学派以权力为主把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结合起来所作的一种显著努力。其针对性是：从20世纪初开始，源于15—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密切关系逐渐被人们忽视，经济关系被人为地孤立于国际关系研究范围之外。而现实主义学派却助长了这一分割过程。在摩根索等人的著作里，经济关系只是作为极其次要的内容一带而过，权力斗争却被强调至极端的程度。为了修补摩根索现实主义这一弱点，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较全面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首先应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总和及其相互关系。这方面较有影响的著作，除了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和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之外，还应提及的有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丹尼斯·皮雷奇斯的《世界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和戴维·鲍德温的《经济治国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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