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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现实主义在承认体系作用的同时，认为民族国家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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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现实主义认为，各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控制越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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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现实主义比现实主义更注重国际经济关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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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实主义较多地注重欧洲事务，新现实主义更注重第三世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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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现实主义反对用全球遏制战略来追求美国利益，主张通过加强合作和结盟的途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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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现实主义主张限制对外政策中思想意识的作用，认为对外政策应以理性和实用为准则，对外政策是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窗口，而不是反映意识形态的镜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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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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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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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季号的《国际组织》安排了一个讨论新现实主义的专栏，题为“新现实主义笔会”，发表了代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理查德·阿希利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罗伯特·吉尔平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宝库》；弗雷德里奇·格罗托奇韦的《错误也有好的一面》；布鲁斯·安德鲁斯的《国际目标的国内含义》。阿希利的文章《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对新现实主义进行发难，他说，此文是受1978年E·P·汤姆逊的《理论的贫困》一书的启发而作的。阿希利指出，新现实主义自称是站在前两次论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胜者一边，但实际上却背叛了现实主义传统，陷入了“理论贫困”，新现实主义并不“名副其实”。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主张“国家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是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他批评新现实主义是“自我封闭式”、“静态式”、“机械型”和“急功近利型”的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反驳文章则从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影响，为新现实主义辩解。吉尔平指出，阿希利的长文是对新现实主义的“偏见和误解”，是他本人“历史近视和理论贫困的表现”。吉尔平等人强调说，新现实主义注意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结合是形势的新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扎根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土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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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场小争鸣相隔不久，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出版。就在1985年9月10日基欧汉写完前言的最后一稿时，基欧汉的81岁高龄的母亲因车祸不幸身亡，基欧汉即以此书作为永久的纪念。此书收入了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四个主要章节、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四篇批评文章（约翰·拉吉的《世界政体的连续与变革》、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罗伯特·考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和理查德·阿希利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和罗伯特·吉尔平的辩解文章《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宝库》以及华尔兹对批评者的答复。基欧汉认为，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作用已是公认的事实，对它有不同看法是不足为怪的。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涵盖了三种基本观点：（1）新现实主义为了解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基础；（2）新现实主义的作用和价值是有限的，但经修正后可以改进；（3）新现实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有误导性，阿希利就代表这一观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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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认为，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他继《人、国家与战争》以来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但主要不足是未能“动态的说明世界政治的主要变化”(16)，其体系结构模式常常“发生短路”(17)，“缺乏预测变化的基础”(18)。此外，华尔兹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四P”问题（污染pollution，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和扩散proliferation），但由于新现实主义自身的局限，缺乏全球问题的管理机制，“四P”问题亦成空谈。这里使人想起阿希利批评新现实主义时提出的另外一组“四P”问题（过程 process，实践practice，权力power和政治politics）。阿希利指责新现实主义否认作为过程的历史，否认实践的历史意义，否认权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局限，否认传统的政治观，将国际政治降格为“一种经济框架”和“纯粹的技术东西”(19)。拉吉在其文章最后说，尽管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有着不少缺陷，但“仍是有力的和雄辩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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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认为，华尔兹无愧是结构现实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言人，他的结构现实主义“正处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地位”，使之更趋“系统化”(21)。然而，华尔兹理论在解释“变化方面却很弱”，基欧汉说，他同意拉吉的观点，认为华尔兹“未能说明世界政治的变化”，忽视了“国家内部因素与国际体系结构的联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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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克斯认为，国际关系有两种基本理论：解决问题的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和批判的理论（critical theory），和摩根索一样，华尔兹把现实主义变革归为前者而不是后者。考克斯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少数西方学者中的一位，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视冲突是结构变化的根源，不是结构重复的结果。华尔兹正是在这一因果关系上弄颠倒了。考克斯还指出，历史辩证主义强调生产权力、国家权力和国际关系权力，而新现实主义却忽视了生产过程的权力。考克斯得出的批评结论是“华尔兹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历史性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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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在《序》里写道，在此书出版之前，华尔兹没有机会对批评者的批评作出答复。因此，此书的目的是给华尔兹一个回复的机会，同时让读者不仅从批评文章了解新现实主义，也从华尔兹的自我辩护中重新审视他的观点。基欧汉认为，华尔兹的答复澄清了一些问题，缩小了他与批评者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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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在答复中坦诚地介绍了他写作《国际政治理论》的背景和目的。他说，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方面受到经济学、人类学、微观经济学和市场理论的影响，受到埃米尔·德克赫姆的启发。他写该书的目的是：（1）提出比早期现实主义更严谨的国际政治理论；（2）提出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的结构分析；（3）提出“自内向外”的思路模式（inside-out pattern of thinking）；（4）显示随着体系结构的改变，国家行为是如何随之改变的；（5）提出一些检验理论的方法(24)。华尔兹还指出，批评者说新现实主义“没有新东西”，但关键是如何看待旧的东西。华尔兹说，阿希利指责他是从传统现实主义的“倒退”，而他“发现阿希利很难对付”，“读他的文章就像进入迷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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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评以及华尔兹对这些批评的回复，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调。基欧汉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则成了第三次论战发展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新现实主义和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观点作出了最初的总结。虽然当时批评一方叫什么学派尚未点明，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显露：第一，新现实主义主张“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存在不同的国际关系角色，但国家仍是最中心的角色；新自由主义则主张“以全球相互依存为中心”的观点，认为国家不再是占中心地位的国际社会角色，世界政治经济多极趋势导致众多的角色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第二，国际系统应主要包含结构和过程两部分，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是系统“结构层次”的分析，而新自由主义则注重系统“过程层次”的分析。第三，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仍视权力为目的或手段，仅是形式和重点有所改变，国家的一切行动仍是为了追求政治和经济权力，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利益以合理的方式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新自由主义则认为，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指出全球相互依存、经济技术合作正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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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峙来概述第三次论战的是约瑟夫·奈在《世界政治》上发表的文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奈的这篇文章是关于罗伯特·基欧汉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和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贸易国的兴起》的书评。前者刚作过介绍，后者阐述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演变：重商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民主自由主义（强调共和政治的重要性）—调节性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之间关系之规则和机构的重要性）—社会自由主义（强调跨国利益和联系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罗斯克兰斯在这基础上提出新的自由主义概念，认为它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它所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非权力因素、沟通与合作的能力变化以及全球系统相互依赖过程（而不是结构）的分析。奈在这篇颇有影响的书评里提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国际关系的角色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为中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的角色；而新自由主义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其次，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新现实主义认为，对国家来说，权力、安全和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由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再次，双方都重视经济因素，但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以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此目的甚至可以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新自由主义则视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为同样重要，不能忽视，更不能随意放弃或牺牲，并对新现实主义的“自助”主张提出质疑。最后，在研究方法或层次方面，两者也不一致。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体系结构（structure）层次上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体系角色之间的权力分配上；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体系过程（process）层次上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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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于1988年撰写的这篇文章再次显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派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它们之间的论战在过去的十年里支配着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27)1989年基欧汉也指出：“在过去的几年内，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是广泛的和激烈的。”(28)双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被视为“国际体系两模式”，列表如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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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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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鲍德温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一书出版。撰稿者均是活跃在第三次论战中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阿克塞洛德、亚瑟·斯坦恩、查尔斯·利普森、邓肯·斯奈特、罗伯特·鲍威尔、约瑟夫·葛里格、海伦·米尔纳、斯蒂芬·克莱斯纳和麦克尔·马斯顿多诺等。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鲍德温在该书第一章里就言明：“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是《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一书的续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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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鲍德温在书中还提及一个颇有意思的“名称”问题。他说，其实，从渊源来看，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起先，自由主义只是在讨论国内政治时才常被引用，后来逐步用之专指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分析。如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广为使用，尽管许多学者感到不满意，但也无奈，只是希望随着论战的发展，我们能提出更满意的学派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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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书中撷取六个要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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