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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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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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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为学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这一时期研究活跃，学派混杂，要认定代表人物是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一般认为，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和罗伯特·利珀（Robert Lieber），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ski）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以及后起之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理查德·罗斯克莱斯（Richard Rosecrance），其他代表人物还有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肯尼思·奥伊（Kenneth Oye）、查尔斯·李普森（Charles Lipson）和罗伯特·奥克塞罗德（Robert Axelor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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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肯尼思·华尔兹（1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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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保罗·施罗德指出，现实主义思潮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仍占支配地位，而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则被视为是在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取得的最新的重大发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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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以新的理论贡献确定了其在西方国际关系学中作为新现实主义开拓者的地位。关于他的简历，已在第三章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华尔兹于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虽说还未能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但他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从三个概念，即人、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次分析人类社会战争的缘由。华尔兹认为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从第一、第二概念分析国际关系，忽视了国际体系的作用，他强调只有从第三概念着手分析，才能确切而全面地把握国际政治的真谛。他否认开放的世界秩序、人权及民主的作用，对他来说，国际权力大于个人权力，所以他的理论应是国家中心论“而非”人中心论，他认为自己是第三概念的理论家，实际上他也属于第一、二概念理论家的行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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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即1979年，他的另一部力作《国际政治理论》补充和推进了传统现实主义，创立了国际体系结构学说，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流派——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他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成果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体系理论的作用以及结构模式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力，此外，他的理论也以演绎的方式解释了均势轮回重复的根源。对于华尔兹来说，国际社会包含两组重要关系：体系与单位，结构与过程。单位之间关系受体系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国际关系塑造了国家行为，反过来，国家行为也能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二者相互影响。华尔兹从结构角度重新确切地表述了现实主义并使其体系化（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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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施罗德认为，上表反映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思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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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顺着这一思路对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其他文章里的理论观点作简单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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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进行结构功能的研究并非始于华尔兹，最早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戴维·密特雷尼就开始了。密特雷尼提出的是多元功能主义（pluralist functionalism），主张采取不改变国界、但超越国界的共同措施，在全球范围的特定领域实现全面合作。到50年代末则有厄恩斯特·哈斯的“新结构功能主义”（Neo-structural-functionalism），哈斯认为，结构是关于组织功能的一种概念，用于表示行为者的活动与国际组织的结构功能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新结构功能主义不单纯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且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综合理论，即是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计量学、控制学等基本原理的综合运用，强调各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主要论点是：（1）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并随着这些原则的变化而变化；（2）体系的结构表现为不同体系功能，如果功能变化，结构也随之变化；（3）体系的结构由各种体系能力的分配情况决定，能力分配的变化必定带来体系结构的变化。华尔兹的“新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标志了国际关系学的另一阶段——新现实主义（或称当代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出现，也表明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已不再重复理想主义关于世界政府的观点，而代之以转向国际一体化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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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与理论。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理论在本质上与理（事物的规律）不同。理可通过归纳获得，而理论则是通过把组成的整体划为部分的方式以及把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的方式来解释规律。规律不是简单地基于一种已经发现的关系，而是基于一种被重复发现的关系。华尔兹认为，只有通过理论的指导，才能在无限的材料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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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从总体上将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归纳的（reductionism），一种是体系或结构的（systemic or structural）。归纳理论是以部分开始，然后发展到整体，而体系理论正好相反，从整体到部分。归纳式的解释基于部分的内部特性，体系解释则基于部分之间的结构以及整体结构，比如归纳理论将联盟解释为国家属性，而体系理论则认为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属性。换句话说，归纳理论是通过国家或国家次层面上的因素以及因素的结合解释国际现象。华尔兹强调，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学者都把体系简化到部分之间的互动上，或者是行为角色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注重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只局限于单位，没有认识到体系因素的作用。对于华尔兹来说，研究国家的内部组成以及它的外部行为都无法研究国际政治，只有在单位层次上又在体系层次上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说明国际体系的行为(37)。传统现实主义者只强调单位对体系的作用，而忽视了体系对单位的作用，而这一作用正是研究国际政治的基础。就像市场对于公司有强制作用一样，体系对于单位同样有强制作用。研究经济首先该研究市场的变化以及市场对市场参与者的作用，研究国际关系，就得研究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其对国家的作用。体系的变化导致单位决策的变化，单位要适应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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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系结构理论。体系是指诸多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单位（民族国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而组合起的一个整体，作为自助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国际体系。华尔兹认为，“一个体系包括两个变量，其一是结构，其二是单位”(38)。国际体系的结构指诸多国家行为体以自身实力的大小决定在体系中的排列，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各部分的排列组合产生了结构，排列的变化导致结构的变化”(39)，换言之，体系是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跟市场一样，国际体系一旦建立，就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实力，而这种实力是体系内个体无法控制的。华尔兹又认为，国家从来都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然而，结构却是由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而非所有行为体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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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有三个要素：（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而非等级的；（2）国际体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国家行为体互动构成的；（3）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体系内实力分布不同引起的。前两个要素是一直不变的，一直处在变化状态中的要素是第三个要素，因为体系内实力的大小总是处于变更状态之中。自从人类有了国际社会，就一直是无政府的，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像国家内的中央政府那样去管理世界事务，目前的联合国起不了中央政府的作用，所以这一因素是不变因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都想确保自己的生存和绝对主权，所以，不需考虑国家功能对结构的影响，而要研究实力对结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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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国内政治是一种明确的等级体系，而国际政治则是一种无政府体系，国内政治属于权威、行政管理和法制的范畴，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属于权力、斗争和相互调整的范畴。国内政治的特点是纵向的，有中心的，由不同功能的成分组成的，直接和可设计的；国际政治则是横向的，无中心的，由相同功能的单位（民族国家）组成的，不直接的以及相互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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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是无政府的，并不只因为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政府，同时也由于国际社会的过程混乱无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自助单位，由于受结构的制约，具有功能的相似性，但主要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力量对比，将产生权力的不均衡的分配，这就导致了无政府状态中微弱的等级秩序。没有一种等级社会绝对不存在无政府因素，也没有一个无政府社会绝对不存在等级因素，只是在无政府体系中，等级只能存在于有限的范围，不可能改变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秩序。在国际政治中，等级因素约束了国家主权的有效发挥，但只能在根深蒂固的无政府的大体系中起弱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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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看起来是静态的，因为结构经常持续很长时间。但华尔兹认为结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然而即使结构不变化，它也是动态的，因为结构可以改变行为体的行为并且影响他们互动的结果，由于结构具有持久性，这样就很容易忽视它对行为体的影响。变化的东西固然很重要，可是持续的、经常重复的事态也很重要。结构也可能是突变的，不管它的变化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结构的变化是一种革命，那是因为单位之间的互动导致新的结果，而随着结构的变化，单位在体系中的位置也发生变化。只有当一种理论与结构变化的结果相一致，并能解释这些结果如何随着结构变化而变化时，才是一种成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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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果关系。华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原因并不只是在一个方向上产生结果。若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寻找国际政治中各种事态发生的原因，就忽视了结构的动因，事实上，一些国际结果的原因处在单位层次上，另一些则处在体系层次上，在单位和体系层次上的原因与结果具有明显的双向关系，部分的互动影响了整体，而整体的变化也影响着部分，比如说，苏联的解体这一单位层次上的因导致体系层次上两极解体、多极格局的逐步形成这一果，反过来，国际体系对其内部的单位有制约作用，体系的变化也导致单位政策的变化。两极格局的瓦解迫使各国改变其政策，东欧的剧变正是两极体系这一因导致的果。存在于单元层次的原因与存于结构层次上的原因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仅从单位层次上解释国际政治，肯定会陷入困境。单位层次上的原因与结构层次上的原因的互动才能比较完整地解释国际政治，只有当理论既涉及单位层次上的原因又涉及结构层次上的原因才能说明出现在体系里的变化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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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力、手段与目的。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者而言，人的本性是对权力的渴望，对权力的渴望是普世的。跟一个人一样，国家也同样具有这种普通的权力欲从而导致冲突与战争。对霍布斯而言，导致争斗的原因是竞争、不信任及对荣誉的追求。竞争导致为获取利益的争斗，差异导致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争斗，对荣誉的追求导致为取得名誉的争斗。对于摩根索来说，理性的人或国家应获取更多权力，因为权力就是利益，权力就是目的，一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然而，华尔兹则认为对于国家来说，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国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权力获取安全。对一国来说，权力有一个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危险。权力太小，就会遭受别国的攻击，权力太大，则会刺激一国冒险扩张，也会刺激别国增加军备并与其他国家结盟抵制强国，造成国际局势不稳定。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目的，权力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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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赋予权力以新的概念和功能。他认为，权力在体系中大小排列形成结构，权力的变化引起结构的变化，所以，权力在国家间的分配及分配的变化有助于定义结构和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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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均势理论。华尔兹认为均势理论是结构现实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要是有一个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话，均势理论可担此任”(40)。权力是手段，是实现安全的手段，不是目的。华尔兹声称，国家不是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分配。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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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讲，完善的均势需要至少三个大国的参与，例如欧洲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多极体系。许多学者提出紧密的两极体系中不可能产生出均势，可是华尔兹却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参与者数量越少的体系越是稳定，而参与者数量越多则不利于稳定，所以，对于华尔兹而言，两极之间的均势最稳定。“简单的两极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很大的压力会使两个国家变得保守起来，双方都力图维持现状，即使发生战争，也是维持均势的战争”(41)，目的在于制止另外一个大国建立霸权。这一斗争也给小国带来有利的一面，因为，对于小国来说，霸权的全球统治并不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华尔兹对传统均势理论作出的这些修正，是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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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华尔兹发表了题为《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长篇论文(42)。他认为，新时代需要新思路和新理论，如果一种理论所适应的外部条件完全改变了，该理论当然就不再有用了。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变化才能改变原来理论的适用性？华尔兹的回答是：体系的变化（changes of the system）而不是体系内部的变化（changes in the system）影响理论的适用性。他列举了冷战后的五方面变化：国家内部变化、国家互动的变化、国家和别的角色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体系构成原则的变化和武器的变化，他认为这些变化均属于体制内部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了结构现实主义的适用性，结构现实主义没有过时，仍体现在民主、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均势、观念与规范等五个方面。华尔兹的结论是：除非发生根本的体系变革，否则，结构现实主义仍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