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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罗伯特·吉尔平（1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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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吉尔平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生于1930年7月2日，1952年和1954年先后在弗蒙特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政治学系，1960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自1962年起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国际关系，他尤为擅长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洲和亚洲问题的研究。他曾任国际政治学学会副主席，现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他的著作中，最具影响的是三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75）、《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变化》（1981）和《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其他著作有：《美国科学家和核武器政策》（1962）、《科学家与国家政策制定》（1964，合著）、《处于科学时代的法国》（196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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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尔平究竟属于什么学派，曾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吉尔平在回复阿希利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时说，“我回忆不起是什么时候我视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虽然我承认我受到修昔德斯、摩根索、卡尔的影响，但我也强烈地受到马克思和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如果一定要我认定是什么学派，那么，我是在现实世界里的一位自由主义者。”(43)这里，吉尔平自称是“一个自由学派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研究重点是“安全、权力和财富”及其之间的关系，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三论”：体系变化论（systemic theory of change）、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和霸权衰弱论（theory of hegemonic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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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系变化论。吉尔平认为，有三个因素始终影响着体系的变化：（1）基本的变化动力。在行为者层面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在体系层面上，是市场机制和技术革新。在现代社会，技术与权力已密不可分，但之间会出现国家的、跨国的和国际的竞争与斗争。（2）国内对竞争与斗争的回应及对策。一般来说，各国政府都会重视这一问题。（3）关于权力转移的国际管理。权力转移的国际管理有其特殊重要性，特别是当大国衰弱时角逐会引发战争危险(44)。吉尔平强调，体系变化与权力有关。他的初步结论是：“国家间权力分配构成了控制国际体系的基本形式”和“权力的变化会带来由国家组成的体系的变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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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政治经济学。西方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吉尔平的主要贡献是以自己的开拓性学术成果“更新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并重新把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转向IPE”(46)。他的研究也就被称为是“现实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新传统经济理论”或“新重商主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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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提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双重经济，该理论认为每一种经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经济都含有两种相对独立又相互冲突的经济部门——以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以落后的生产方式，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为特征的传统经济部门，这一双重性最终导致经济技术相互依存与主权国家各自为政的世界政治体系之间的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这一冲突并寻找解决的途径。其二是现代世界体系，该理论强调世界是一个大体系，体系内的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依照一定的经济规律行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这一体系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性质、结构、功能、动力以及规律，重点是研究作为人类行为之决定因素的经济活动，世界经济领域的冲突重于国家政治集团的冲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等级制；研究现代世界经济的内部矛盾和不可避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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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霸权衰弱论。吉尔平在《战争与世界政治变化》一书里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从世界历史周期变化的视角，对过去2400多年的西方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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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吉尔平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无休止的系列的周期。“一个霸权战争的结束就是另一个霸权周期的成长，扩展以及到最终衰退的开始”(48)，国际政治的这一周期具有五个不同的体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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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试图改变体系是有利可图的，这一体系是稳定的（也就是处于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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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预期的得益大于预期的损失，一国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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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国通过领土、政治、经济扩张谋求改变国际体系，直到认为进一步改变体系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时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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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进一步改变体系及继续扩张的成本与收益持平时，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要比支持现状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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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国际体系的不均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体系就发生变化，标志将形成力量重新分配的均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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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是从均衡状态发展到不均衡（失衡）状态，然后是随之而来的紧张局面的缓解，最后又回到均衡状态。历史将一直在这样的周期变化中推进，直到人类学会创造一种和平转变机制为止。均衡不等于均势，只要没有任何一国认为改变现状是有利可图的，这时的国际体系就是均衡稳定的。吉尔平认为，霸权体系是最稳定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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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第二阶段的论述中，吉尔平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体系变化的作用，如交通、通讯以及经济和军事技术等环境因素，国际体系内部的因素及体系内单位的因素。在第三阶段的论述中，吉尔平将前帝国周期与现代的霸权周期作了比较。第四阶段是霸权开始衰落的阶段。当一个社会到达它扩张的极限时就遇到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困难，最终导致霸权实力的衰退。吉尔平的这一观点是与华尔兹的体系层次分析一致的。他认为：“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在一定时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巨变最终导致国际自身性质的变化。”(50)在对第五阶段的论述中，吉尔平认为，当新的均衡形成时衰落停止，然而在建立新均衡时需要行为体作出痛苦的选择，一是限制对外承诺；二是进行防御性战争；三是侵略性扩张以减少成本。在这三项选择中，只有第一项是和平形式的，其他两项都是战争形式。吉尔平强调从古至今，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力量重新分配之间的不均衡的重要手段是战争，我们称它为霸权战。霸权战标志前一霸权周期的终结和下一个霸权周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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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认为霸权体系是一种等级体系，霸权周期的更替期是混乱的无政府时期。前一个霸权周期结束导致体系的变化，体系内力量重新分配，最后达到新的等级体系的形成。吉尔平认为，仅仅用体系方式解释国际政治的诸现象是不够的，应将体系与行为体、整体与部分有机结合才能构筑一种能充分解释国际政治的理论。他把自己与华尔兹作了比较，认为“华尔兹从国际体系及其结构特征开始去解释单个国家的行为，而我的《战争与世界政治变化》……从单个国家行为体开始去谋求解释国际的形成和变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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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64年以来的历史，吉尔平与华尔兹有不同的解释。华尔兹强调均势，认为均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而吉尔平强调霸权，均势是霸权体系过渡时期的现象。另外，华尔兹和吉尔平对单位及体系结构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解释，华尔兹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体系与结构层面上，无政府国际体系最能说明战争的原因；吉尔平认为在于国家本身，战争趋向的国家是战争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战争的国家就没有战争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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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许多现实主义者一样，吉尔平只强调分析解释战争根源却没有提出如何防止避免战争的办法，这应是21世纪人类应该研究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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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维·鲍德温（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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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鲍德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长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他于1958年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所学专业是经济学。1958—1959年在密执安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最后于196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教学生涯包括：1965—1985年在达特默思学院任教20年，从助教授晋升为教授；1985年起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任教授至今。期间，1987年后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达10多年。他发表的著作主要有：《经济发展和美国对外政策》（1966）、《对外援助和美国对外政策》（1966）、《加拿大—美国关系：相互依存的政治和经济》（1967，主编）、《相互依存世界中的美国》（1976，主编）、《经济治国方策》（1985）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1993）等。此外，他还在《世界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季刊》、《国际组织》、《美国政治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如《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1968）、《国际援助和国际政治》（1969）、《外援、干预和影响》（1969）、《关于威胁》（1971）、《权力的代价》（1971）、《经济权力》（1974）、《权力与社会变革》（1978）、《权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新旧趋势比较》（1979）和《相互依存与权力——一种概念分析》（1980）等。鲍德温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政治学学会、国际政治学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学会、英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成员，他曾担任过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同时还兼任过《国际组织》、《国际事务杂志》、《国际问题研究季刊》的编者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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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国际关系领域所作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主要表现为权力分析和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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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权力分析。鲍德温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撰写了不少关于权力分析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权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此文详细地评价了英美各家学派关于权力分析的观点，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阿伯拉罕·卡普兰、赫伯特·西蒙、詹姆斯·马奇、罗伯特·达尔、杰克·内格尔和杰弗雷·哈特等。鲍德温特别赞赏哈特关于权力的三概念：权力是对资源的控制、对行为者的控制和对事件及其结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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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有两个明显的弱点：一是夸大了军事实力的作用，不恰当地视军事实力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二是过分地强调了冲突的消极面，而忽视合作的积极面。鲍德温指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冲突的消极面和合作的积极面都应兼顾。当然，鲍德温的侧重是在后者。在这基础上，鲍德温提出权力多层面性质（multi-dimensional nature）。同时，他还强调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认为，相互依存程度越高，现存权力的机会和代价都会随之增加。他说：“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相互依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与权力概念有着密切关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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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还相信，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权力经济分析被忽视了，现在是以新的思路让“权力研究方法复活的时候了”。他赞同阿尔克的提法，权力分析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贫乏、虚弱、行将消失，相反，它的作用才刚刚开始。鲍德温颇有信心地指出，“虽然权力分析可能是世界政治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但它仍是今后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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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经济分析。鲍德温说过，他试图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所作的努力已经有25年了。早在1969年，他就在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经济治国方策”（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1985年出版的《经济治国方策》则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经济分析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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