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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许多现实主义者一样，吉尔平只强调分析解释战争根源却没有提出如何防止避免战争的办法，这应是21世纪人类应该研究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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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维·鲍德温（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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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鲍德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长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他于1958年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所学专业是经济学。1958—1959年在密执安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最后于196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教学生涯包括：1965—1985年在达特默思学院任教20年，从助教授晋升为教授；1985年起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任教授至今。期间，1987年后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达10多年。他发表的著作主要有：《经济发展和美国对外政策》（1966）、《对外援助和美国对外政策》（1966）、《加拿大—美国关系：相互依存的政治和经济》（1967，主编）、《相互依存世界中的美国》（1976，主编）、《经济治国方策》（1985）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1993）等。此外，他还在《世界政治》、《国际问题研究季刊》、《国际组织》、《美国政治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如《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1968）、《国际援助和国际政治》（1969）、《外援、干预和影响》（1969）、《关于威胁》（1971）、《权力的代价》（1971）、《经济权力》（1974）、《权力与社会变革》（1978）、《权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新旧趋势比较》（1979）和《相互依存与权力——一种概念分析》（1980）等。鲍德温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政治学学会、国际政治学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学会、英国国际问题研究学会成员，他曾担任过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同时还兼任过《国际组织》、《国际事务杂志》、《国际问题研究季刊》的编者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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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国际关系领域所作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主要表现为权力分析和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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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权力分析。鲍德温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撰写了不少关于权力分析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权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此文详细地评价了英美各家学派关于权力分析的观点，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阿伯拉罕·卡普兰、赫伯特·西蒙、詹姆斯·马奇、罗伯特·达尔、杰克·内格尔和杰弗雷·哈特等。鲍德温特别赞赏哈特关于权力的三概念：权力是对资源的控制、对行为者的控制和对事件及其结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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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有两个明显的弱点：一是夸大了军事实力的作用，不恰当地视军事实力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二是过分地强调了冲突的消极面，而忽视合作的积极面。鲍德温指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冲突的消极面和合作的积极面都应兼顾。当然，鲍德温的侧重是在后者。在这基础上，鲍德温提出权力多层面性质（multi-dimensional nature）。同时，他还强调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认为，相互依存程度越高，现存权力的机会和代价都会随之增加。他说：“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相互依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与权力概念有着密切关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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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还相信，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权力经济分析被忽视了，现在是以新的思路让“权力研究方法复活的时候了”。他赞同阿尔克的提法，权力分析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贫乏、虚弱、行将消失，相反，它的作用才刚刚开始。鲍德温颇有信心地指出，“虽然权力分析可能是世界政治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但它仍是今后最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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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经济分析。鲍德温说过，他试图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所作的努力已经有25年了。早在1969年，他就在国际问题研究学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经济治国方策”（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1985年出版的《经济治国方策》则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经济分析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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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治国方策是鲍德温经济分析的核心内容。治国方策意指“治理国家事务的艺术”。经济分析是前提。治国方策（statecraft）包含“二P”（policy政策和power权力），“二P”是落点。这里，政策的内涵重点在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外交。权力概念则强调权力源于不同基础，表现为不同形式；权力不一定是零和博弈；权力应是一种理性的概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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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认为，经济治国方策有四个特点：（1）它强调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2）它对经济手段可达到的目标范围不加限制；（3）它重视政策手段的运用；（4）它有利于区别治国方策中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54)。他特别提出，重商主义只是经济治国方策的一种形式，“贸易促进和平”，历来如此。同时，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经济治国方策的道义问题，并提出八方面衡量标志：权力、伦理、正义、秩序、技能、启蒙、友善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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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在书中要求研究经济治国方策的学生重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认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健康发展的关键。鲍德温把25年以来总结的这一学术经验传授给青年学者，这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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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伯特·利珀（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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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利珀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1941年9月29日生于芝加哥，1960年就读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师从于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摩根索和霍夫曼，1968年以杰出成绩获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曾任该校政治学系系主任（1975—1976年）。1982年起在乔治敦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授，1990年至1996年担任系主任。他曾经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法国的大西洋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当过访问学者。1988年4—5月还应邀访问复旦大学，在国际政治系作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系列讲座，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利珀在学术园地勤奋耕耘，著作颇丰。早期的作品主要有：《英国政治与欧洲联合》（1970）、《理论与世界政治》（1972）、《石油与中东战争》（1976）、《当代政治学：欧洲》（1976，合著）；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与肯尼思·奥伊和唐纳德·罗思查尔德合著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四本系列编著：《国鹰处于困境：错综复杂的世界里的美国对外政策》（1979）、《国鹰重振雄风：8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1983）、《国鹰重新展翅：美国对外政策的里根时代》（1987）和《新世界的雄鹰：冷战后时代的美国大战略》（1992）；1988年，利珀出版了集中反映他的新现实主义观点的代表作《不存在共同的权力——国际关系概论》，如今该书已再版了三次，成为国际关系专业学科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他的第五本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系列书《国鹰飘忽不定：世纪末的美国对外政策》（1997）问世不久，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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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珀早年以《理论与世界政治》一书初露头角。该书对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如权力论、冲突论、一体化论、体系论、博弈论、沟通论等，作了深入浅出的介评。利珀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见解。笔者1980年第一次与霍夫曼见面时，他推荐我读的第一本书不是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也不是他主编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利珀的《理论与世界政治》。霍夫曼对我说，这本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ABC”，可帮助初学者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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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珀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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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对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作了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利珀认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虽已不占支配地位，但其影响犹存，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政治、历史和哲学分析观点，对我们研究和认识国际关系仍有不少帮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缺陷也越来越突出了。新现实主义正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些缺陷所作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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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摩根索现实主义忽视了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经济关系原只是极次要的内容，往往一带而过，如浮云一般，权力政治被强调至极端的程度。为了克服这一弱点，一些著名学者（如斯坦利·霍夫曼、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等）提出两种重要的现实主义新模式：一是安全现实主义，它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观点，注意国际关系中武力、秩序和结盟的战略研究；二是政治经济现实主义，即国际政治经济学，它已成为与新现实主义有关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其主要观点在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奈斯纳的著作中有较系统的阐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国际机制”，意指国家间政治关系和经济交换的一系列规则和程序，其涉及面较广，包括国际政治、国际组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能源、人权问题等。该理论认为，只有将政治经济关系结合才能较全面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其实，这一观点在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马克思和约翰·米尔等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也可找到，只是到了现代被人忽视了。如今，新现实主义重提这一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使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奇特的现象——旧时的传统理论披上新时代的服装，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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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现实主义修正了国际关系中冲突和合作的关系。摩根索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冲突，忽视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视前者为“高级政治”，后者为“低级政治”。新现实主义则认为，虽然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也同时存在着全球范围的合作。国际关系应包括冲突与合作。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趋势的发展，单靠争权夺利、强权政治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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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为摩根索正名的是，有人认为，似乎摩根索现实主义就是纯粹地意味权力、冲突和战争。其实不尽然，摩根索也强调外交的作用，提及对权力的限制和谨慎使用武力的问题。他（基辛格也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美国对华的敌视态度即是明证。但问题是摩根索的一些追随者和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常忘记这一对权力的限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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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摩根索现实主义在若干理论概念、定义和方法上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权力、利益、均势的概念和定义比较模糊。权力是目的，还是手段？连自己也搞不清楚。霍夫曼说，摩根索是“把车子套在马的前面”，前后颠倒了，哈斯也撰文指出，在摩根索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八个不同的关于权力的定义，而且前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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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现实主义是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修补和发展，近10年来已逐步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现实主义相比，它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更系统、更精确；开始重视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结合；重视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结合，其目的是“为美国对外战略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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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利珀提出了“存在现实主义”（existential realism）的新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88年他出版的《不存在共同的权力》中提出的，1993年利珀发表的论文《冷战之后的存在现实主义》对这一概念进一步作了阐述。利珀自称，“存在现实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下对摩根索“权力与利益”的再思考的产物，是对现实主义权力分析的重要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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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珀的“存在现实主义”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无政府状态（anarchy）问题、秩序（order）问题和限制（constraint）问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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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政府状态问题。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截然不同。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的政治。政府拥有权威，能实施法治，能及时顺利地解决内部争端和冲突。而国际关系是发生在一个不存在超国家权威机构的国际系统内，一旦国家之间出现纷争和冲突，尚无像国内政府那样的世界权威机构（联合国还不是这样的机构）来确保有关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因此，国际范围的无政府状态便构成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无政府状态的直接结果是，各主权国家处于一种“自助体系”中，它们或是依靠自身实力，或是寻求结盟手段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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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临着“安全困境”：为了克服无政府状态下的不安全感，国家不得不武装自己，加强防务，但这样做，又未必能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因为其邻国和对手也同样存有戒心，同样加紧备战，结果是所有国家都感到更不安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证实，不仅超级大国之间关系是这样，而且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及第三世界之间关系也是如此，比如，英阿之间的马岛之战、两伊战争和阿以冲突等便是实例。因此，国际安全实质上是指处于“安全困境”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冷战后的安全重点转向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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