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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杰维斯属于哪一学派决非易事。他曾强调，华尔兹研究结构（structure），他研究过程（process），重点在体系之间和内部的联系及其结果，他运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政治心理学。他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他搞他自己的。他常常以批评的态度对待新现实主义，他认为，新现实主义只不过是“没有新意的理论概念的新发展”。“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在减弱，因为许多人已经开始对它感到厌倦。”(74)但是，他同时对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论也持批评观点，他被人家称之为与自由主义思潮相对的“现代主义学者”(75)。有的学者说得更加明确：罗伯特·杰维斯跨越着两个流派阵营——强调决策心理分析的多元主义和强调安全、威慑、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的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杰维斯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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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维斯的理论探索和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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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和误解。1976年，杰维斯出版他的成名之作《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和误解》。杰维斯的认知和误解观对原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了两个重要的补充：一是华尔兹关于战争问题的“三概念”。杰维斯认为，除了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之外，认识和误解也是导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当对峙的两国夸大对方的敌意，误解对方的意图，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76)杰维斯运用了心理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中行为者的认识心理和视觉心理的变化，他不仅列举了误解的种种实例，而且还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如何使误解极小化(77)。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艾伯尔逊评论道，“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标志着政治学的一个新浪潮涌现出来了。”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则指出，杰维斯的这本书将成为研究影响外交政策的心理学因素的一个里程碑。二是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杰维斯从认知和误解的角度在决策层次、官僚层次、国内政治运作层次和国际环境变化层次深入地分析国际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定位及其互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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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体系效应。体系效应（system effects）又称互动效应（interaction effects）。基于30多年的观察，杰维斯完成了一本题为《体系效应——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的书。此书于1997年出版。杰维斯在书中尖锐地指出，不少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有明显的缺陷，他的体系效应理论就是旨在从一个侧面帮助克服这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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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效应理论的出发点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们的行为常常会引出始料不及的或不可避免的结果，行为的总效应与个人行为的总量是不对等的。“结果与互动往往不协调，因为效应常常是间接的。”(78)结果一般通过连锁式的行为和反应来实现，为实现某一目标的直接努力可能会产生反效应，形成一种非线性关系。杰维斯在书中提出体系效应的“三段式”：结果不能通过个别行为来预测；一国的战略取决于对方的战略；行为可以改变环境。他进而认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行为者的能力、偏好和信仰是可以通过互动改变的；在体系内，影响效应的驱动力是竞争；体系效应是多元的，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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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维斯还运用体系效应理论对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提出质疑。他认为华尔兹的“结构—体系—单位分析”有局限性，概念狭隘，是一种静态分析。而他主张的是“体系—行为—效应”的双向的动态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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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理性威慑理论。自1978年发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以来，杰维斯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国际合作安全（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ecurity）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结构到战略，从案例到理论，所涉及的安全问题面之广、程度之深在西方学者中是少见的。这里着重介绍杰维斯提出的理性威慑论（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简称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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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T重点研究“威胁和武力的根源与作用”，目的是从理论上分析如何“减弱安全困境”和“实现危机下的稳定”。RDT是五六十年代威慑理论的发展，标志着“威慑理论的第二次浪潮”(79)。RDT的基本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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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四个因素的变化：防御和进攻的变化，付出代价的变化，影响对方决策能力的变化，评估和预测对方行动的变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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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组关系的互动：合作与脱离（cooperation vs. defection），进攻与防御（offense vs. defense），权力与价值（power vs. value），利己与利他（self-interest vs. altruism）(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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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威慑问题。威慑的实施形态常常表现为抑制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和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前者认为，只有抑制对方扩张企图，和平才能得以维护，尤其是指用武力保卫有争议的领土的能力；后者则是核时代下的“恐怖均势”（balance of terror）。杰维斯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RDT的成功关键(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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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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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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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在传统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两种涉及国际关系的不同理论学派。它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最能体现和表述国际体系的本质，然而，这两种学派的理论只是各代表了一种国际政治的现实。现实主义强调冲突与战争，认为国家是追逐利益和权力的；而自由主义则强调合作与稳定，认为国家是自律、自控和理性的。自人类社会开始走入群体生活以来，人类便生活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交替之中。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显现人、国家与国际社会中阴暗不理想的一面，而自由主义则表述了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中光明理想的一面。这两大理论学派揭示了国际关系中切实存在的两种现实——战争与和平，现实主义忽视了国际关系中和平因素，自由主义则忽视了战争因素，而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现实是对立的，很难将二者统一起来，从而导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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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论战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它基本上局限于“狭隘定义的方法论”的分歧。“第二次论战实质上是一次虚假的战争，没有发生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为两个学派（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是属同一个范式。”(83)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这一“沉静”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打破，主张结构分析和多元分析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一次用新的视角和范式研究不同角色、不同结构以及相互关系。当时就曾出现过“三派争论”（three-sided debate）的雏形：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一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学术界“对多元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呼声和支持日益高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多的不同范式，而且开始被应用于政策实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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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第三次论战把重点从前次论战的“方法论”转到“认知论”，着重探讨关于国际关系的认知的性质和发展，科恩的“范式分析”、劳顿的“研究传统”、盖廷的“超级理论”和霍克的“全球理论”构成了“认知论”的基础(85)。第三次论战也涉及方法论的分歧，但重点已转为关于世界的认知概念的分歧，特别是“国家为中心”还是“全球为中心”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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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过程中，两派学者们都重视运用“新的科学哲学”，难怪有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次论战可以被视为是第二次论战中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迟到的、阴差阳错的胜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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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曾说过，第三次论战期间，国际关系理论“处于一种重建的过程之中”(87)。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传统现实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延续，他们对各自的传统理论进行了修补，这是新的历史现实赋予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使命。正如罗斯克莱斯所定义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人类历史的发展发生了转折，政治现实的变化促使理论的更新，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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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观，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基本观点可从人、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三个层面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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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人。新现实主义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人性恶的基本观点，对人的本质持悲观态度，认为人的本性易被欲望驱使，是邪恶的。由于人的动机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势必就会发生冲突而不是合作。人类的冲突甚至战争是自然的，是正常的。人类的问题深植于人的潜意识中，远不是人们之间的误解造成的，也远非以理性的对话和劝解能解决的。虽然深植于人性中的人类问题是顽固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的办法。顽固的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说使用强力迫使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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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抛弃传统自由主义人性善的观点，但又不像现实主义那样认为人性是纯粹恶的，他们承认人的本质是不完美的，人是有缺点的，有脆弱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具有潜在的能力控制自己的欲望，并在合理的环境下使自己变得有理性。人不是实现集体目的的手段，人本身就是目的，人在群体生活中有能力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习俗、规则及价值观，人可以通过理性手段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基欧汉强调，人有足够的智慧与别人以任何方式进行贸易交易，人有能力衡量自己的利益和得与失并有能力与他人竞争，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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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国家。新现实主义关于人的概念与国家概念有直接联系。新现实主义者认为，人自身没有挽救自己的能力，只有在自身以外，在集体中及国家内才能实现这一愿望。国家弥补了人的这一缺陷。人是冲动的，国家则是人格化的；人是脆弱的，国家是强大的；人缺乏真正的“人格”，国家则是理性化的。人创造国家，国家也造就了人。然而，国家具有二元性，同时表现出潜在的非理性一面，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在国家间很难建立一种有序的、公正的、谋求共同利益的国际格局。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不完善的，由于不完善的特性和力量的差异，要求得生存，国家就必需很强盛。但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强盛，所以就需要一个强国来维持国际秩序。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将这一思想推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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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解释。国家是在人们共同的协定下建立起来的，主权的根本是人民，国家对外维持主权独立，对内保障个人权力，满足人民需要。公益必须建立在私益的基础上。国家是满足人之所需的手段，自身绝对不是目的。人是国家这个整体内的部分，应是整体服务于部分，而不是部分服务于整体。新自由主义强调次国家行为体以及私人行为体，如俱乐部、社会团体、公司、政党等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相对自主性，主张国家应该有开放和透明的特性。同样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独立的、自主的和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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