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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关系学的任务。现实主义认为仅仅是解释国家的行为；多元主义强调从不同角度解释和预测世界的重大事件；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际关系学的任务应是揭示世界上的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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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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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之间的争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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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看法是厄恩斯特·哈斯教授提出来的。他主持的一项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研究课题。列举了八个不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并对它们的概念、变素、重点等作了比较，比以上几种看法更具体、更细致、更深层些。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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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各学派的影响程度来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或现实主义与全球主义之争的看法似乎占支配地位。正如哈斯所说，有的学派尚处雏型，有的只是学派分支（有的甚至只是研究方法而已），有的学者同属两三个学派，有的则先后变换学派，不宜轻易对号入座，应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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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奥尔·沃弗写了一篇题为《范式之间争论的兴衰》的文章，后收入史蒂夫·史密斯等人所编的《国际理论——实证主义及其之后》一书中，他认为“范式之间争论”是“新-新”（new-new）合力的结果。他所说的“新-新”是指“现实主义转变为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变换为新自由制度主义”，“两个新学派经历综合的过程”，其间派生出其他范式和流派。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新”综合过程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潮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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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之间争论”与本章讨论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80年代的“三角范式”（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为批判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学术土壤，为其后出现的新的“三方争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创造了理论条件。80年代的“范式之间争论”（inter-paradigm debate）亦随之在90年代演变为“后实证主义争论”（post-positivist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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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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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冷战的结束与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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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战后两极对抗、两霸争夺的冷战时代最终结束。一个以多极化和新秩序为基本特点，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冷战后时代随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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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7)作为时代理论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的历史产物，第二次论战（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是冷战后期的历史产物的话，那么，目前仍在继续的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既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也折射出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冷战后时代的到来。在世界从冷战结束到冷战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充满着反思、修正、探索和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目前正处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阶段，这使它面临着更多的挑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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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是一个过程，呈现出某种阶段性和多变性。然而，无论对国际形势还是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80年代末到90年代从冷战结束过渡到冷战后时代这一历史转变过程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学派和新理论（如历史终结论、结构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评理论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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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时期，新现实主义仍维持着一定的优势，但“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已集中在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影响上”(9)。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和文章层出不穷，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显得更加纷杂多变，于是，一场关于冷战结束的国际关系的热烈讨论便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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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先是斯蒂芬·罗克（Stephen Rock）出版了关于冷战结束与国际关系的专著《为何实现和平：从历史观看大国的修好》，后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国家利益》1989年夏季号发表著名论文：《历史的终结？》。他俩率先从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关系剧变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提出质疑和挑战，因而，被称之为冷战结束期的“批判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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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从对历史上大国间修好的研究出发，作出了四个具体的假设来对冷战结束的前景进行评价：一是和平状态最有可能出现在权力运用各不相同的大国之间；二是和平状态最有可能出现在经济活动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三是和平状态最有可能出现在社会属性相同的国家之间；四是即使权力运用、经济活动和社会特性有利于和平关系，但仍需要有一些起促进作用的事件来推动和解过程的发展。然而，罗克指出美苏关系从来没有符合过这些标准。自1945年以来，美苏之间所涉及的是一种“强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一种意识形态的隔绝和误解以及一种潜力较强但实际上较为薄弱的经济关系”。甚至像1962年的古巴危机也不足以克服上述无望的条件并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产生任何较为持久的和解，因此，冷战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并不足为奇。对不久的将来，罗克总结道：“可能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是结束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当美国的国内政治回复到自由主义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生效”之时，更多基本的变化就有可能发生(10)。虽然罗克认为只要存在妥协的结构条件，一国的“有效领导”必然能引起重大的变化，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使读者预期到冷战在数月后就会结束，当然他也没能够对这一事件如何或者为什么会发生作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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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最终告诉我们，所发生的并不是双方逐渐和对称地衰落，而是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突然和不对称地崩溃。罗克不能够预见不久所要发生的事并不表明他本人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分析家存在的缺点，而是反映了结构主义研究作为一种全面的并且基于预见性的理论所存在的普遍不足。这种不足的反映是视时间为衡量尺寸，而不把它视为是一个过程。结构主义者以时间为刻度来衡量事件使他们很少注重时间能够塑造事件这一事实。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他们作出了一些确定的并且常常是令人惊异的结论，这与行为主义谨慎的断言和分析完全不同。结构主义结论的静态特点——不能够解释变化——使其不能用来很好地预见导致冷战结束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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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认为，苏联的解体证明自由主义已不再有意识形态上的强大竞争者，这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冷战的结束代表了“理想国”的胜利和一种政治经济的特殊形式——“自由资本主义”——“已不能再改进了”，“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将不再进一步发展”。对福山来说，东西方冲突的结束确证，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一个终结点目前不会受到挑战。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把历史看成“进步的”、线性的和定向性的，并且“有一个基本的过程在起作用并支配着人类社会共同的进化方式”。总之，在自由民主方向上，有某种像人类普遍历史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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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相信西方式的政府、政治经济和政治共同体是人类最终的目标，他的这种信仰至少向国际关系中的正统观念提出了三方面的挑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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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声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终结，这就想当然地认为非西方世界在模仿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换句话说，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将最终主宰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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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福山认为西方是道德真理的捍卫者。不管民族和文化的差别是什么，“进步”将有助于所有社会遵守道德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