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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福山相信可以从一些方面来评价人类历史的进步。例如全球冲突的消除与否，国内政治秩序中合理的原则是否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的“内—外”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国家外在行为可以根据他们内在政治、经济性质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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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际格局在向多极化过渡的进程中，旧的理论已跟不上时代发展，而新的理论又有待出炉，在这期间，各种观点纷至沓来。正是由于他们的观点尚未理论化、系统化，所以他们作品的标题中常带有问号。对福山来说，历史终结的命题也给他本人带来了“烦闷”之感，这正说明了他自己对未来的一种迷茫。对福山的观点，新现实主义者表示反对。如华尔兹认为，由于缺乏对国家间行为进行管理的权威，国家的道德愿望会遭受挫败，国际体系的混乱性将国家纳入了权力政治体系，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行为变得相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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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和福山掀起的讨论的第一波刚过，又涌来了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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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一些学者在福山和罗克的质疑和挑战基础上，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述冷战的结束与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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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盖迪斯。这位当年以《遏制战略》一书蜚声于学界的教授，1992年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结束”的长篇论文(12)。盖迪斯在论文一开始就指出，冷战结束提供了一个检验国际关系理论的机会：为什么自称具有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测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他说，他对现实主义想要构建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表示不满，并认为，以往的三种理论或研究方法（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进化主义）在冷战结束的历史剧变面前均暴露出自身的弱点。盖迪斯指出，行为主义方法既没有产生理论，也没有作出预测，由于行为主义尚属新生的科学，批评它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似乎过于酷求。他认为，华尔兹的结构主义是对卡普兰体系理论进行批评的产物，结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进步，但华尔兹却认为“两极会维系下去”，“冷战会继续下去”，他也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终结。直到1989年罗克才预示冷战将会和平地结束。他还指出，进化主义关于线性和周期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提出了发展理论、相互依存论和战争过时论，但也在冷战国际关系剧变下显得束手无策。盖迪斯称这一现象为“预测困境”（predictability paradox）。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以研究冷战为本，如今未能成功地预测其终结，不免使人怀疑他们的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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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尔弗斯。他先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现实主义与冷战的结束》的论文，后又在《世界政治》上撰写了书评《修正国际政治理论以回应冷战的结束》(13)。前文指出，关于为什么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冷战结束的问题，学者中有两种回答：大多数人感到困惑，怀疑、不满；其他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只能设计行为模式和预示发展趋势，而无法作出具体的定时定点的预测。沃尔弗斯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所偏颇。他的结论是：（1）冷战的结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检验和挑战；（2）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未能预测国家行为或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3）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变化并没有使现实主义理论消亡，“它从冷战的结束中再次浮现出来，就像当初它进入冷战时期一样”。沃尔弗斯在后一篇文章则更明确地指出，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议题，特别是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支配地位。既然新现实主义已不能提供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变化的有力的解释，另一种理论框架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和必需的了。这里沃尔弗斯指的即是建构主义等批判理论。沃尔弗斯强调说：“要改进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知道这些理论为什么不足和如何不足。”他认为，“1989—1991年国际政治的变化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将旧理论与新形势结合起来的试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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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论述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论著还有理查德·勒鲍和托马斯·里斯·卡班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结束》、弗雷德·哈里代的《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关系：若干分析和理论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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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关于冷战结束对国际关系理论意味着什么的第二波讨论展开的同时，《国际安全》杂志组织了另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形成了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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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讨论是由约翰·米尔斯海默的文章《国际制度论的虚假前提》引发起来的。该文在《国际安全》1994/1995冬季号刊出后，立即得到学术界积极的反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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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的文章围绕“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和批判理论”三个分支学派开展，他认为这三个分支学派的矛头都是对准现实主义的，都是在冷战结束后新形势下“对现实主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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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尔斯海默指出，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一是现实主义强调“制度不会对国际稳定的前景产生影响，而制度主义强调会产生影响”；二是新现实主义认为，制度机构的安排“只是对世界实力分配的反映，不构成导致和平的原因”，而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能改变国家取向和行为，有能力让国家远离战争”。正如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所说的：“制度主义的思想把批评的火力对准了现实主义。”(15)然而，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制度主义未能提供了解国际关系和促进冷战后和平稳定的坚实基础，自身正在进行修补之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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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尔斯海默接着指出，冷战结束后，人们再次把目光转向集体安全，对现实主义的注意力相对减弱。集体安全较为吸引人的新的含义是：它强调国家应放弃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它反对大国根据狭隘的自我利益行事，主张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广泛一致；它赞成国家之间应相互信任。但是米斯海默认为，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里，集体安全的理想化安排既无成功的历史实例，也缺乏实现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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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尔斯海默然后指出，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新思潮，是“挑战新现实主义的产物”(17)。它标志着“后现实主义世界”（post-realist world）或“后现代主义国际体系”（post-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的开始。两者的区别是：第一，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新现实主义强调存在一个可以认知的客观世界，与个人是分离的；批评理论则强调主客观和世界与个人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第二，新现实主义强调，世界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而批判理论强调思想、观点等主观因素的作用，“思想观点形成物质世界”，而不是相反，所以，“变革国际政治就是变革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18)。批判理论认为，世界是“一种社会建构”，主张建立“多元化的安全社会”（a pluralist security community）(19)。第三，新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作用，而批判理论则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批评理论家所起的关键作用(20)。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批判理论显得相当不成熟，光谈论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但却很少触及如何去改变，同时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持。因此，他的结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继续成为有影响的理论”，批判理论“很可能仍处于现实主义的卵翼之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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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主张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倾向是明显的。他对摩根索和华尔兹情有独钟，认为他俩“是过去50年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者”(22)。但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他还是流露出对现实主义的惋惜之意，作为一种悲观理论，它常遭到人们的责难。文章的结尾处，米尔斯海默写下了抨击制度主义的重重一笔：“不幸的是，对制度主义的错位依赖很可能导致未来更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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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安全》1995年夏季号辟出专栏，刊登了一组反应文章及其米尔斯海默的回复。这四篇反应文章和作者分别是：《制度理论的前景》（罗伯特·基欧汉和丽莎·马丁）、《集体安全的前途》（查尔斯·库珀查和克利夫特·库珀查）、《现实主义的虚假前提》（约翰·拉吉）和《构建国际政治》（亚历山大·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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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基欧汉和丽莎·马丁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制度是独立的还是依附的，而在于制度为什么会建立和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他俩指出，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是片面的，称不上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他俩也承认，过于依赖制度的确会造成“虚假前提”，但是，“在充斥着权力纷争和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建立在互动互惠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将积极地促进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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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库珀查和克利夫特·库珀查指出，米尔斯海默关于集体安全的定义是“狭隘的”，分析是“肤浅的”，他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批评制度主义时却忽略了在什么程度上国内政治、信仰和规范等能制约国家行为。两位作者客观地评述了集体安全的作用：（1）有利于形成反对侵略者的有效的集体防御力量；（2）有利于促进信任与和平；（3）有利于缓解各国的安全困境；（4）有利于国家从推动国际稳定的要求重新界定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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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吉则用比较尖锐的语言批评米尔斯海默采取了反制度主义（anti-institutionalist）立场，称米尔斯海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反制度主义者（a realist anti-institutionalist），他宣传的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的现实主义变种”（a hyper-realist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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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温特在《构建国际政治》中首先指出，米尔斯海默的文章有两点是应该肯定的：（1）它是自华尔兹以来对新现实主义最系统的阐述；（2）它提醒新自由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学者，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点，能够以制度主义为基础相互借助。温特接着提出，批判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包括：（1）后现代主义（阿希利、沃克）；（2）建构主义（艾德勒、克拉托奇维尔、拉吉和卡赞斯坦）；（3）新马克思主义（考克斯、吉尔）；（4）女性主义（彼得森、西尔威斯特）。温特自称为建构主义者，其代表作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代理—结构问题》。建构主义是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着重研究“世界政治是如何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它与新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1）新现实主义讲物质实力的分配，建构主义则讲“社会关系”，主张“社会变化”，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结构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2）建构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还不够结构性（not structural enough），结构决定“认同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行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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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回答》中，对上述四篇批评文章都逐一作了答复。他认为，制度主义事实上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替补性理论；集体安全理论试图对现实主义提出修正，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拉吉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并无二致，他只是“一艘夜航的轮船”；批评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的勇敢的宣战，但却未能回答两个问题：（1）“社会变化”是如何产生的？（2）如何寻求有力的实证支持？“缺乏证实内容是建构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24)。米尔斯海默最后指出，批判理论虽有发展，但尚未壮大到足以改变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支配地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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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这场一波三折的关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已将持续到冷战后时代的第三次论战全方位地予以展现出来，在第三次论战的第三阶段（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批评理论）交锋中，批判理论就自然地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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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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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理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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